如何判定報告文學的真偽，依評論家周政保所說，“真正的報告文學”“必須踏踏實實地兌現三大環節，那就是細致紮實的調查采訪、敘述的全方位真實、客觀而又深刻的判斷或分析及獨特的見解”。據此作出相反的推導，偽報告文學就是虛構的缺乏深刻獨特的判斷與見解的報告文學。實際上，影響報告文學品質的因素是複雜而多樣的，通過對90年代報告文學創作的實際情況的描述與分析，可以看出以下問題：
躲避現實前沿是90年代報告文學創作中存在的一個最為基本的問題。判斷報告文學價值有一個重要的尺度，那就是可以從作品與現實關係的性質中把握創作的內在品質。
也就是說，報告文學所報告的對象應該具有社會前沿性。90年代是中國社會全麵轉型的時期，然而，大量作品並沒有真正反映出具有前沿性的生活實景；即使有些作品反映了現實的前沿景象，但由於作者沒有充分地深入前沿地帶，作深入的鑽探，所寫內容停留在表麵，因而未能體現現實的前沿精神。90年代的報告文學對一些重大題材在報道的廣度和深度方麵顯得明顯不夠。
90年代中國進行了經濟改革，經濟環境發生根本變化，經濟全球化既為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創造了機遇，同時又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國有企業改革是深刻地影響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事件。伴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數以千萬計的勞動者下崗失業。這是對人們心理與生活產生前所未有重大震蕩的曆史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改革的推進是與千百萬人利益息息相關的。其間既有著人生的艱難，同時又可看出人性的偉大，這本是報告文學作家應予充分關注的題材，但90年代的報告文學對此隻有局部、零星的反映，幾乎沒有有分量的作品。報告文學要整體地反映這樣具有前沿性的重大社會題材，需要作者有高屋建瓴的宏觀視野和不辭艱辛、進行大運動量紮實采訪的能力。然而，90年代的報告文學作家在這些方麵並不盡如人意。他們中許多人在題材選擇上明顯地避重就輕，求小棄大。因而也就難以創作出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作品。
90年代報告文學還通過對曆史題材的過度開采來躲避現實前沿。李炳銀充分肯定了報告文學“曆史化”的方式：“作者們對現實生活的關注而把視角有意識地擴展到曆史文化領域，由此報告方式產生出一種新的報告文學形態，我把這樣形態的報告文學稱之為：史誌性報告文學”。曆史題材的報告文學的成立必須以兩個條件為其前提。其一，作品所寫必須是“非虛構”的，是對曆史真實的描寫；其二，作品的題旨必須具有某種現代意蘊。曆史報告文學是現實與曆史對話的一種特殊文本，通過對曆史的描述來反映現實世界。
從曆史題材作品本身看，出現了一些具有深厚曆史韻味和發人深省的現代意義的優秀曆史報告文學作品，像麥天樞、王光明的《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張建偉《溫故戊戌年》、李鳴生《走出地球村》等，但從90年代報告文學創作的全局看，一方麵是趨之若鶩地大舉吞食曆史，另一方麵少有反映重大的現實題材的力作。新聞性是報告文學重要的文體規定性。而突入社會，反映現實，幹預生活，則是報告文學主要的文體使命，報告文學作家遠離現實而親和曆史，這固然有其無奈的一麵，但自覺地選擇逃逸，這是與報告文學的文體精神背道而馳的。這種情勢象征著報告文學文體的某種蛻化。這正是90年代報告文學創作中存在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平淡浮泛，這是90年代現實題材的報告文學給人留有的普遍印象。這一時期缺少那種大器的具有很強的思想穿透力的作品。這種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在於創作主體思想的匱乏。主體思想的平庸，勢必導致作品思想深度的空乏。這樣，作品的平淡浮泛就在所難免了。
從文學角度上說，從事報告文學寫作的作者，應該是一群具有思想者質素的人；而優秀的一流的報告文學作家，無疑應該是卓爾不群的思想家。報告文學作為一種邊緣性的文體，它不僅應該敘事抒情，而且還應該與雜文一樣，有作家深刻的思想給予全麵的支撐。
報告文學的文體力量生成於作家對於現實的關懷之中，而這特別需要作家有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感。而一個麵對現實無動於衷，沒有深入生活，或逃避現實的作家，是與深刻的洞察力與思辨力無緣的。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不少報告文學作家的社會責任感逐步淡化，思想的原創性也大為減弱，選取的題材單一化，沒有反映出深刻的社會內涵。
90年代已經過去，成為曆史。但中國當代報告文學依然在發展著，未來會有更多反映現實、蘊含深邃思想的作品出現，隻有深入地發掘現實生活中形形色色的題材，才能揭示社會本質，表達出作家最直觀的看法。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報告文學又會登上一個高峰，重新邁入主流文學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