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大多數的報告文學作品，都具有一種沉重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作家對於生活深深的思考，作家身上所具有的社會責任感，促使他們挖掘社會生活中最本質的現象，揭示生活最真實的一麵。
90年代初期，是報告文學創作的一個調整期。作為對80年代報告文學功能的過度擴張的反駁，此間的作家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人為地弱化報告文學應有的文體功能，使報告文學變得同普通的新聞報道沒有什麼兩樣。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李薦葆、王光明合寫的《沂蒙九章》則讓人眼前一亮。作品講述了沂蒙山區的人民在改革開放時期的偉大業績。作者通過對沂蒙精神的觸摸與挖掘，提取和凸現了沂蒙人的人生況味，將人、曆史、現實有機地焊接起來，將現實的存在倒映在宏大的曆史場景之中，謳歌了無私奉獻的沂蒙精神，同時，作者對於沂蒙貧困落後的現狀發出了感歎。
《沂蒙九章》既具有曆史的崇高，又具有曆史的悲情，既讓人感奮，又讓人沉重。它以複合的主題以及現狀與曆史的對比，造就其獨特的厚重。
90年代一些反映教育題材的報告文學反映出作者開闊的視界，其視點由主要關注教師拓展到既關注教師更關注學生，而且作者將教育與貧困聯係起來，取一個特殊的角度，反映中國社會所存在的“另類”景象。部隊作家黃傳會的《“希望工程”紀實》，真實地寫了具有特殊意義的教育工程情形。“近幾年來，我國平均每年至少有500萬名兒童因家庭貧困而失學”的事實讓人深感問題的嚴峻，每個關心民族命運的人們，麵對著“100萬雙饑渴的目光”，怎麼可能無動於衷呢？這一作品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他的另一篇作品《中國山村教師》是“獻給用自己的脊梁負載著中華民族重托的山村教師們”的。山村教師們精神偉大而物質困頓，他們用自己的生命支付著社會的欠賬，以自己的清貧換來了山村文明之光的傳承。作品所提供的若幹細節不能不引起人們深刻反思。一個獲得“希望工程園丁獎”的山村教師參加表彰會，“來北京的路費還是找人借的”，因為“她已經好幾個月沒領到工資了”，而鄉裏卻“在建商業街，又買汽車，錢不夠，就把老師們的工資也頂上了”。
作品的字裏行間流露出了對山村教師的深深同情，同時也表達了作者對於“鄉裏”的腐敗的憤慨之情。何建明推出的長篇《落淚是金》，在題材方麵具有獨特的新聞性。作者首次用報告文學的形式係統而深入地報道了貧困大學生的生存境遇與心理世界，作品中富有傳奇色彩的真實事例，吸引了很多讀者。作者通過敘寫頗具特異性的題材，反映了如箴言式的文題所蘊含的主旨。在作者看來，“落淚”是苦難的一種象征，而苦難是人生的一筆財富。而“落淚”的並不應該僅僅是貧困的大學生，而應該包括所有人，因為在這裏，“落淚”並不表示著對命運的屈從，而是意味著負重與責任，意味著自強與奮進。
90年代的部分報告文學體現了這一責任，這些作品以社會關係為業，以社會批判為己任，以提升人類境界，優化人類理想為終極目標。通過對於現實生活中存在著的一些醜惡、陰暗、反人性、反真理的人事現象的暴露剖析，以引起人們警醒反思，指望療救，從而完善優化社會。
盧躍剛無疑是90年代最為重要的報告文學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辛未水患》、《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以人民的名義》、《討個“說法”》、《大國寡民》等，表明了作者對重大題材的職業敏感，對弱勢人群仗義執言的精神關愛，對正義的維護與呼籲。盧躍剛通過對野蠻、邪惡等醜惡現象的揭露抨擊表示著對文明、正義、良知等的訴求與聲援。《以人民的名義——一起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實錄》，充分表現了盧躍剛作為報告文學家所稟具的品格與氣質，當正義、良知緘默時，他挺身而出。為了正理、正義、公正，他以人民的名義寫作。《以人民的名義》中的主人公顏躍明的意義在於，他以人民代表聯名的方式，對不稱職的市長提出“罷免”。這是對腐敗的一次挑戰，是對人民代表權利的一種真正實踐，同時也是對封建奴性一次徹底拒絕。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以人民的名義行使人民代表合法權利的顏躍明竟遭打擊迫害，被羅織罪名，蒙冤下獄。盧躍剛的《以人民的名義》體現了報告文學作家維護正義良知的崇高精神和敢於向腐敗宣戰的無比勇氣，他以人民的名義為人民代表伸冤鳴屈，為現代報告文學作家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對報告文學文體精神的堅守，也可見於90年代的問題類作品。90年代的問題報告文學，其規模與深度當然不能與80年代相比擬。但這類創作中所反映出的作家對於現實的關注、反思以及批判則是類似的。
偽報告文學的盛行
從絕對數量上看，90年代的報告文學或許可以被認為是繁榮的，一大批作家發表了各式各樣的報告文學，許多刊物仍一如既往地熱心於刊發報告文學。但90年代報告文學的質量與層次下降卻是一個為多數人確認的不爭的事實，作品數量與質量之間的某種不成比例的情狀，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報告文學存在的真偽，也即是說，出現了很多的偽報告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