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廣田的散文是記人散文中有代表性的一家。他的《畫廊集》、《銀狐集》、《雀蓑集》中的散文大量是記人的。《畫廊集》中某些篇，如《黃昏》、《秋》等表現一些知識分子的落寞情緒，但還不是集子的主要格調。到了《銀狐集》，記人就占了絕對優勢。一直到抗戰時期，他的《金壇子》等集子仍以寫人的為好。作家自述他是帶著“鄉下人的氣分”，描繪這“極村俗的畫廊”，在他所寫的人中，大多與農村有關。如果他把這些素材寫成小說，毫無疑問，他將是一位很有特色的“鄉土文學”家。
《野店》描述荒僻村落的小客店，過往人物的風度、談吐都帶著古風；文中不時嵌入古詩句，更增添了野店生活的古趣。這篇散文可以給李廣田的人物畫廊做個總的背景。因為作家對筆下的人物理解不夠深，因而有些篇章固然也記下些鄉風鄉俗，但未能挖掘出更深的意義。如內容相近的《種菜將軍》、《鄉虎》，還有《看坡人》等，人物都寫得很有特色，但通過這些人物的境遇想說明農村社會什麼問題，似不為作家所注意。不過多數篇章還是反映了農民的貧苦、破產。
《悲哀的玩具》以小寫大，從對待小鳥的態度，寫父親情緒煩躁，祖母說他上不疼老、下不疼小。最後點出他為饑寒所迫，風日所摧，心境不順，因而脾氣不佳。
《老渡船》描寫一位貧苦鐵匠，像老渡船一樣天天負一身別人的重載，最後無聲無息地死去。
《山之子》先寫登泰山所見景色和登山中的興致與觀感，突然筆鋒一轉，講起山中傳說的山鬼故事：一位啞巴的父兄，均為采百合花賣給遊客而墜崖身亡，被人們說成是做了山鬼的替身。然而啞巴為了生活，還在父兄失足的險峻山上攀援著。這個悲慘的故事與登山中的雅興極不調和，表現了作家對貧告人民的深摯同情。
《花鳥舅爺》記一個愛花鳥的貧苦農民，為了給亡母置辦棺木而賣掉了門口攀花宿鳥的樹。有一些散文懷著淡淡的哀情寫農村小資產階級的家道式微，如《五車樓》。李廣田筆下的人物幾乎都不是通過故事在矛盾衝突中來表現，如他自己所說，是些“沒有故事的人物”。他隻是用些生活的斷片，加以抒情的佐料，寥寥幾筆，達到傳神之效，如素描、速寫。這也正是散文與小說的不同。
20世紀30年代另一位散文家陸蠡，出過《海星》、《竹刀》兩部集子，其中有些是抒情散文，但值得一提的倒是寫人物的，而且也多是寫農村人物的那些作品。
《燈》裏雖然沒有突出人物形象，卻從農民的婚事、起居中描繪歲月的流逝無法改變封建農村的沉悶、停滯甚至凝固了的生活。對在這種生活中默默地承受著苦難的人們，作家飽含同情替他們申訴不平。
《啞子》很有點象征性，它所寫的啞子無言地勞動著也無言地遭受無理的毒打。
《水碓》、《廟宿》、《嫁衣》都是寫農村婦女的不幸生涯。《水碓》中的童養媳受盡虐待，滾入石臼被搗成肉漿，作家發出“摧毀這殺人的血杵”的憤怒呼聲。
《竹刀》在構思上頗似《山之子》，也從寫山色而轉為寫人，但寫的是無法忍受剝削而殺了老板也犧牲了自己的青年農民，悲中有壯。陸蠡的語言比較歐化，不那麼流暢，卻也形成他的沉鬱的調子。同以描寫人物見長的繆崇群，出過《曦露集》等。
《曦露集》多回憶少年生活，且以纏綿哀婉筆調，寫主人公對女子的愛情。為此集寫序的楊晦說，繆的散文“有時使人淒楚，有時使人悲愴，隨處都是一種辛酸的滋味。”
在抒情散文方麵，何其芳、麗尼都寫過許多色彩濃鬱的散文詩。何其芳的散文集《畫夢錄》，其思想情調與藝術方法都同他在《漢園集》中那些詩十分接近。象征派的手法不但對詩，而且對散文也有影響。抒情散文通過依事托物以抒情懷之外，也能運用想象選擇某種意象，以寄藏自己的感情。魯迅的《野草》曾用過這種方法，何其芳也發現了這塊園地。他說：“我企圖以很少的文字製造出一種情調：有時敘述著一個可以引起許多想象的小故事，有時是一陣伴著深思的情感的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