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一篇《墓》，用濃豔的筆墨、疊二堆三的比喻，描寫一少女的墓。一個少年在夢幻中與她相愛，這夢中的愛是那麼甜蜜，然而又是如縷如煙般的縹緲。這夢中求愛的幻境表達了現實生活中沒有愛的頹喪、孤寂心情。
《貨郎》寫貨郎來到一個富有然而孤寂的老人之家，後來這老人病了，貨郎隻好問聲好便走了；他突然感到自己的衰老與擔子的沉重，原來他自己也是孤寂的。
《樓》寫幾世單傳的樓主人，他隻醉心於蓋樓，然而屢建屢拆，總不滿意，最後丟下一妻一女死去。文中說“我的日子過得很荒蕪，在昨天與明天之間我總是徘徊，不能好好地做我的工作。”這說的也是作者自己的心境。所以這些散文所表現的就是缺少人生波瀾的書齋裏的孤獨者的寂寞、感傷。那些經過精雕細琢的幻想，充滿著淡然情趣，但往往語意晦澀。
1936年以後，何其芳離開書齋到山東半島一個小縣裏任教，從此“因為看著無數的人都輾轉於饑寒死亡之中，我忘記了個人的哀樂。”這時他開始關心人間的事，寫出了《還鄉親記》，把描繪還鄉的見聞與回憶糅合著，他的筆轉向了現實，而且感情也粗起來了，文字自然也顯得明朗、樸實。
麗尼，原名郭安仁，是“劇聯”、“左聯”的成員，他著有《黃昏之獻》、《鷹之歌》、《白夜》等散文集。
《黃昏之獻》中除個別帶敘事性的篇章之外，基本上是抒情散文詩集。因為個人經曆的關係，正如他在《黃昏之獻》開頭說的，“斷裂的心弦，也許彈不出好的曲調來吧”，他寫的也多是些秋風、冷雨、黃昏和黑夜，唱的是漂流曲、悲風曲、無言之曲，表現的是個人的煩悶與悲哀。到了《鷹之歌》，調子有了變化，表示愛鷹的“嘹唳而清脆”的歌聲。
《狼嗥》以象征手法表現農民反抗的聲音。集子中有寫農民的苦難的，如《秋夜》、《鬆林》。有寫受煤火熬煎的工人，對此表示“我憤怒”，抨擊“人吃人的世界！不讓人活的世界！”他越來越從歌唱個人狹窄的感情天地，轉而表現大眾的苦難。
兩位20世紀20年代便開始散文寫作的作家豐子愷、梁遇春，他們作品中最有特色的是哲理散文。豐子愷是李叔同（弘一法師）的高足，他受佛經影響，常從日常生活、時序變換中悟出一些哲理。1925年寫的《漸》講漸變的規律，近於議論散文。但他更擅長把哲理寓於枝繁葉密的現象描寫中。如《秋》從四季更迭講萬物不脫榮枯、盛衰之理。《春》則從自己感受講受人讚美的春，也是“三分春色二分愁”，有令人不快的一麵。有的則描寫社會生活以講理。如《車廂社會》從坐火車的觀感，講人生是“上了車紛爭座位，下了車各自回家”；《實行的悲哀》從結婚、度假等過程中人的心理變化講“世事之樂不在於實行而在於希望”。豐子愷散文較多受古代散文的影響，描寫細致縝密，感情真摯，揮灑自如；講理平和、親切，但並不深刻，常含對人生的消極思想。即使有所批判，如《吃瓜子》批判中國人的閑散作風，《肉腿》以車水農民之腿與城裏舞女的腿相比，揭露生活中的不平；但都缺乏犀利之風。但他有些作品思想是積極的。《西湖船》寫西湖遊艇船變破舊，人變憔悴，與絢雨春光、明山秀水很不和諧，寫出國民黨統治下社會的衰敗。在民族危亡之秋，他的《生機》以水仙雖經旱、澇、凍災而仍能開花，說明國家民族隻要不失“生機”總能戰勝阻抑而抬頭。
與豐子愷的散文集《緣緣堂隨筆》一樣，梁遇秋的《春醪集》大約一半篇幅也是20世紀20年代作品。另外還出有《淚與笑》。梁遇秋的文筆清新婉轉，在拉閑扯散、說三道四或談論知識中，講一些人生哲理。表麵上看這些哲理是相當消極的，或帶著幽默、玩世的色彩，卻曲折地反映了作者對生活的不滿。如《“失掉了悲哀”的悲哀》，講一個人吃了自己的心，便沒有得意、失意和主意，便可永葆青春。這似乎是在鼓吹出世的生活態度，卻是反映現實給人帶來的折磨、災難太多了。《“春宵”一刻值千金》提倡晚起，因為早起把事都做完了，隻好呆坐著打嗬欠，而晚起遲到還可以挨人閑話。這實際上是批判那單調灰色的現實生活。正如他在《醉中夢話》中說的，滑稽與愁悶有因果關係，愁悶深了才看出生活中的種種矛盾。梁遇秋的散文正是曲折地反映了舊中國沒有出路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愁悶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