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這些散文家的作品，無論記人的、抒情的、哲理的，有一個共同發展軌跡。大約前半期作品往往思想上消極因素較明顯，尤其是著重挖掘內心世界的作品，感傷、煩悶、頹喪的成分更多，不管多麼精致的藝術裝飾也難以掩蓋。而後半期，例如1935、1936年，隨著民族救亡運動的高漲，作家逐漸接觸社會，麵向現實，消極情緒便漸漸減少，文風也趨向質樸。到了下一階段，受民族解放戰火的洗禮，他們的作品更呈現出新的思想麵貌。
20世紀30年代散文的發展過程始終伴隨著鬥爭。魯迅對林語堂等辦的以發表小品文為主的《論語》的批評，就是這時散文領域一場重要鬥爭。
林語堂，福建省龍溪縣人，20世紀20年代任教於北京大學、北京女師大，在政治鬥爭中曾經是魯迅的友人。到了20世紀30年代，由於他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導致了與魯迅的分道揚鑣。這時，曾經在“五四”後散文創作中有過建樹的周作人，政治上趨於消沉，隻能寫那種沒有人間煙火味的小品；他以反“載道”之名要求文藝脫離政治，而主張“言誌”，即任情抒寫自我之誌。林語堂似乎還不能忘懷現實，然而既與人民革命的現實格格不入，又不敢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之下正麵抨擊黑暗現象，於是把自己裝扮成插科打諢的小醜，打著“幽默”的旗號發些牢騷。同時又反複地說明這“幽默”不是諷刺，而是“溫厚”、“超脫”、“閑適”的，它使人“不會想，隻會笑”，實際上與周作人同調。1932年他創辦了《論語》半月刊，隨後又出版《人間世》、《宇宙風》等。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以“閑適之筆調語出性靈”。在文字上則主張半文半白的“語錄體”。出於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立場，林語堂辦的刊物上既發表魯迅、郭沫若、茅盾等左翼作家和一些革命家如宋慶齡、何香凝的作品，也登載過反共文章和一些嘲弄馬列主義、譏諷無產階級文學的文章。由於國民黨的當權地位和它的反動政策，林語堂的諷刺矛頭也指向它，有些諷刺如《論語》上的“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隻許屁無捐”的對聯等，也還是相當辛辣的。但往往裝出嬉皮笑臉的戲謔的姿態。而且也有大量評茶說鬼、遊戲消閑、卑下無聊的小品，起到消磨群眾意誌的壞作用。魯迅曾希望把他們拉過來。但林語堂提出的主張涉及到散文發展是堅持“五四”以來的戰鬥傳統，還是使之蛻化為飯後茶餘的消閑取樂的玩物的問題，所以魯迅在《“論語一年”》、《小品文的危機》等一係列雜文中，對林語堂的主張作深刻的批評。針對林語堂那種缺乏戰鬥嚴肅性的“幽默”，魯迅指出這是“將屠戶的凶殘，使大家化為一笑”，使“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跡，也沒有血腥氣”；而那些“閑適”的小品，將“靠著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
魯迅明確指出雜文發展的正確方向：“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魯迅的意見教育了廣大作家，象《文學》雜誌的“社談”中就曾提出“創造新的小品文，使得小品文擺脫名士氣味，成為新時代的工具；我們應該把‘五四’時代開始的‘隨感錄’、‘雜感’一類的文章作為新小品文的基礎，繼續發展下去。”
1934年，陳望道主編的《太白》創刊。這個刊物發表魯迅、葉聖陶、茅盾、夏丐尊等的作品，它的目的旨在反對林語堂的主張，促進小品文向健康的道路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