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詩派對自由體詩在20世紀40年代的再度興旺起重要作用。他們認為“詩的生命不是格律、詞藻、行數之類所可賦予的；從某種意義上講，詩在文字之外，詩在生活之中”。因此，他們的詩便寫得十分自由。如亦門的一首《末日》，最短的詩僅一個字，最長的竟達35字。他們也不大講究文字的雕琢、修飾，而全以飽滿的激情撞擊人心。綠原的《悲憤的人們》描寫人民對國民黨統治的憤怒情緒，他從實際生活中提出問題擺在讀者麵前：
自由！自由！自由！
你自由嗎？你自由嗎，
當你在疲乏的夢中被粗魯的拍門聲所驚醒，
你自由嗎？你自由嗎，
當你隻敢像鴕鳥似的把頭埋在沙裏讓人打屁股，
你自由嗎？你自由嗎，
當你的女兒在冷風中穿著一條褲子，
當你（被）裁員的消息駭病了……
這些詩句有很強的鼓動性，它的力量則全來源於生活本身。
“七月”詩人的詩大多有很強的抒情性，主人公的形象都很鮮明。但這不是在個人感傷的牛角尖裏掙紮的小我，他們詩中的“我”的情緒是與大多數人的心相通的。有的似乎純粹寫個人情感的，如亦門的《再生的日子》是因自己戰鬥負傷而發的；但那“沐著血，我和世界再見”中，就包含著對民族再生的熱望。
“七月”詩人雖然各有自己的藝術個性，但總的看來都比較質樸、粗獷、奔放而有氣勢，這特別表現在許多政治抒情詩中。清麗幽婉的短抒情詩也有，但數量少些。他們的詩有詩情少畫意，雄渾而不很深醇，可遠眺卻不一定都可近矚。這可能也是“五四”以來許多自由體詩的特點。
20世紀40年代國統區詩歌中諷刺詩相當繁榮，許多詩人都寫過這種詩。蔣家王朝在總崩潰前夕，各種矛盾大暴露，統治階級的醜惡而可笑的麵目再也掩飾不住了。這是諷刺詩風行一時的社會原因。當時國統區民間已經有不少相當辛辣的諷刺歌謠。如寶雞一首民謠唱道：
半分責任不負，一句真話不講，
二麵做人不羞，三民主義不顧，
四處開會不絕，五院兼職不少，
六法全書不問，七情感應不靈，
八圈麻將不夠，九流三教不拒，
十目所視不怕，百貨生意不斷，
千秋事業不想，萬民唾罵不冤。
這是人民群眾對反動政權腐敗黑暗的嘲諷。重慶一首諷刺國民黨官員的民謠說：“遲遲上班簽簽到，擺擺龍門說說笑，理理抽屜磨磨墨，寫寫私函看看報……”已經是很有點《馬凡陀的山歌》的味道了。
馬凡陀即袁水拍（1907~1983），江蘇省吳縣人，出過《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沸騰的歲月》等詩集，大多是政治抒情詩。20世紀40年代中期開始以馬凡陀筆名寫諷刺詩，後結集為《馬凡陀的山歌》、《馬凡陀的山歌續集》等。這是當時國統區最有影響的政治諷刺詩集。馬尼陀山歌用城市市民所熟悉關心的時事、生活為題材，以市民容易接受的接近歌謠的通俗形式，既描繪了蔣家王朝的末日景象，又以輕鬆幽默然而鋒芒銳利的詩句，無情地給予諷刺、抨擊，既像雜文一般，是詩的投槍、匕首，又可以說是詩的漫畫、漫畫的詩。
因此，馬凡陀山歌便具有鮮明的時事新聞評論的特色。有一些詩是揭露國際反動勢力的。更多是針對國內重大政治事件，如揭露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劫收”的《活的對死的說》，揭露偽國大選舉的《毛巾選舉》，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的《停戰》，要求美軍撤出中國的《上海之戰》，揭露國民黨特務統治的《警察巡查到府上》等等。這類詩中寫得好的還具有政論的色彩。一些詩揭露統治階級窮奢極欲、行勢弄權（如《珍饈逼人》、《“親啟”》），申訴廣大人民受剝削、受壓迫之苦（如《萬稅》、《王小二曆險記》），最能在市民中引起共鳴。馬凡陀山歌所揭露的事情，常常其本身便具有諷刺意味。《新人力車》和《美術家的難題》寫國民黨麵臨末日要在上海修整市容、裝潢門麵。《四不象》、《海內奇談》揭露國民黨統治者顛倒黑白的種種怪現象。這在《發票貼在印花上》一詩中表現最為集中。此詩用民間流行的“稀奇古怪歌”的寫法，列舉大量反常現象：“吉普開到人身上”、“房子造在金條上，工廠死在接收上，烏窠做在煙囪上”，“民主塗在嘴巴上，自由附在條件上”、“腦袋碰在槍彈上，和平挑在刀尖上”……，有力地抨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倒行逆施。因為揭露的麵相當廣，整部山歌合起來就是一部國民黨政權崩潰前夕半殖民地城市的怪現狀。1946年香港有人以10首山歌的內容，便編了一出戲上演。它在解放戰爭時期城市學生運動中，曾經發揮了戰鬥作用。
馬凡陀山歌遵循“諷刺的生命是真實”的原則，一般不多做分析、評論，而重在讓事實說話。但這些事實不一定是生活中某具體真實事件（一部分帶有時事新聞性的除外），也是經過了詩人選擇、加工的，特別是為了達到諷刺的效果，也要做適當的誇張，使不合理的可笑的事情更加引人注目。一首《改革歌》並未去寫國民黨如何虛偽、如何欺騙，詩人隻擺出當時所提倡或所允許的改革內容：“脫下長衫穿西裝，手裏拿根斯的克”，“走路開車都靠左，鋪子一律改稱店”，“老板作廢叫經理，立春叫做農民節，麻將不打打麻雀……”，這已經足以說明所謂“改革”是換湯不換藥的。有的詩也注意典型性，因而能用簡練的詩句作較深入的揭露。如《一隻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