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了地主門，飯湯一大盆，
勺子攪三攪，浪頭打死人。
以勞動人民特有的幽默感，用誇張手法辛辣地諷刺了地主對長工的剝削。這詩收集、記錄於40年代，可能很早就已產生，經過長時間集體的琢磨、修訂而成。
翻身農民的心中充滿了對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感激之情，他們要抒發這種真摯的情感，因而頌歌在這時期仍是革命民歌的重要內容。最著名的是《東方紅》，這是在李有源用《騎白馬》的小調填詞寫成《移民歌》的基礎上改寫成的。由於它集中地凝聚了廣大人民對黨和領袖的感情，成為後來流傳最廣泛的一首歌。人民歌頌領袖，對領袖與群眾關係有了新的理解，如河北涿鹿一位外號“老梆子”的老農唱道：
天公公，地公公，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毛澤東，救命星，
給咱百姓當長工。
好長工，救命星，
有你我們不受窮。
此詩雖不如《東方紅》之凝練，但表明群眾所以把領袖看成“救命星”，是因為他們是人民的“好長工”。由於頌歌包含著強烈的時代感情，集中了特定曆史時期人民群眾的情緒，所以得到廣泛流傳。如《高樓萬丈平地起》、《十繡金匾》等，便是從陝北唱遍了全中國的。
革命民歌在藝術風格上是多種多樣的。不同地區的群眾用了不同形式的民歌，往往帶有特定地區的地方色彩。農民們寫的民歌與工人的詩或戰士的“槍杆詩”，各有自己的藝術風貌。後者更接近快板、順口溜，有的也像自由體新詩。總的說來，革命民歌是口語化的詩，樸素、精煉、整齊、押韻。有的講究傳統的比興手法，善作形象的比喻，如用“一座院，兩朵花”比喻貧農和中農的關係（《一座院兩朵花》）；用“夜明珠”比喻貧苦農民，說明隻有八路軍來了，吹去浮土，貧苦農民才放了光明（《土裏埋的夜明珠》）。這些比喻，既是群眾智慧和藝術想象力的結晶，又具有接近群眾生活，為群眾所熟悉、喜愛的特點。也有的詩平易而含蓄，蘊含著深沉的情感。表麵上語言十分質樸、貌不驚人，讀後卻立即感受到其中的熾熱之情，如一首部隊槍杆詩：
我的旗子紅彤彤，
指揮立大功，
傷亡還不重。
除了“紅彤彤”一詞形容旗子外，全是最普通的口語，然而卻是真正的詩。特別是最後一句，貌似輕鬆的口氣中包含著一股必勝的信念和無比豪邁的氣概，一個勝利的英雄形象迎麵而起。
在群眾性的詩歌創作基礎上，出現了一批成就較高的業餘詩人，如陝北的孫萬福、汪庭有等都寫過傳誦一時的詩。更有代表性的是畢革飛，原是部隊的政治工作者，曾任軍政治部宣傳科長，因為經常運用快板形式寫詩，被稱為“快板科長”。他的詩後來曾輯為《畢革飛快板詩選》出版。代表作《“運輸隊長”蔣介石》，抓住了有典型意義的內容，表麵上是對蔣介石的嘲諷，卻反映了蔣家王朝的無可挽回的崩潰之勢，和革命戰爭一日千裏向前發展的不可阻擋之勢，因而成為解放戰爭時期有影響的詩篇。
革命民歌的創作也哺育了作家，對幫助作家改變歐化詩風，學習民族民間詩歌傳統，提高藝術表現力起到了促進作用。作家們來到根據地，生活在農村，很容易接觸到各種民歌，在特定環境氣氛的熏陶下，他們的詩風也會發生變化。1940年阮章競的《牧羊兒》一詩是這樣寫的：
放羊兒過山坡，
青草兒，多又多。
掌櫃的吃烙餅，
給我啃糠窩窩！
日頭凶，風雨惡，
肚子饑，腳磨破！
八路軍，過來了，
參軍去，找哥哥！
開始的時候，作家向民歌學習還沒有成為大規模的、自覺的行動。經過文藝整風，許多作家下農村搜集、整理民歌，他們走進琳琅滿目的祖國民間詩歌寶庫裏，簡直驚呆了。“這些信天遊，走西口，五更，戲鶯鶯實在使我們迷醉，使我們不願意離開他們，離開這些樸素活潑而新鮮的歌曲，離開這藏有無窮歌曲的鄉村”。曾經崇拜過荷馬、但丁、拜倫、雪萊、歌德、海涅乃至波特萊爾、艾略特的作家們，現在為自己身邊這未被發掘的優美剛健的民歌所傾倒。他們如饑似渴地挖掘、吸收，沒過多久，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現代詩史上開了新風的詩體出現了。這就是後來被稱為“民歌體”的新詩，它成熟於20世紀40年代後半期的解放區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