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伊斯蘭教文學對穆·屈丘庫（1784~1844）等詩人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使他們的作品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和東方文學的情調。
從19世紀30、40年代起，隨著阿爾巴尼亞民族複興運動的蓬勃發展，開始了民族複興時期的文學。為了廣泛地進行愛國主義宣傳，提高民族覺悟，納·維奇爾哈爾吉（1797~1866）等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驅者，為發展阿爾巴尼亞語言和教育作了艱苦的努力。
民族複興文學以1878年普裏茲倫同盟的建立為界線，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的代表作家有納·維奇爾哈爾吉、康·克裏斯托福裏迪（1830~1895）、瓦·巴夏（1825~1892）、葉·戴·拉達（1814~1903）等；後期有納·弗拉舍裏（1846~1900）、安·紮·恰佑比（1866~1930）、恩·米耶達（1866~1937）等。它的特點是反對本國封建主和土耳其的統治，熱烈追求自由和民族解放。這一時期的著名作家，如阿爾巴尼亞文學的奠基者納·弗拉舍裏，散文作家薩·弗拉舍裏（1850~1904）都是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領袖，他們的思想集中地代表了民族複興者的革命理想。
在民族複興文學中詩歌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納·弗拉舍裏的長篇抒情詩《畜群和大地》（1886）及抒情詩《夏天的花朵》（1890），采用田園牧歌式的格調，描寫了祖國的自然風光、農夫和牧人的生活與勞動，預言阿爾巴尼亞一定會獲得解放。米耶達的抒情詩《青春女神節》，瓦·巴夏的詩篇《哦，阿爾巴尼亞》，阿斯德倫尼（1872~1947）的詩《陽光》、《理想與眼淚》等，都是抒情詩中的名篇。敘事詩也有了顯著的發展，如納·弗拉舍裏的長篇敘事詩《斯坎德培的一生》（1898），戴·拉達的詩體小說《米遼薩奧之歌》（1836）以及小加夫利爾·達拉（1826~1885）的長篇敘事詩《巴拉最後的歌》（1906），均占重要地位。在這些作品中，詩人們塑造了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光輝形象，展現了阿爾巴尼亞人民抗擊外敵侵略和壓迫的鬥爭。
民族複興作家和詩人的主要創作方法是浪漫主義，最早由僑居在意大利南方的阿爾伯雷什詩人葉·戴·拉達、小加夫利爾·達拉等人所運用，弗拉舍裏、米耶達等詩人又使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出現了現實主義的作家，其代表是安·紮·恰佑比，他的詩集《父親—托莫裏山》（1902），喜劇《死後》、《十四歲的新郎》，詩劇《祖國的英雄》等，從多方麵描繪了阿爾巴尼亞人民的生活，揭露了土耳其占領者的暴政，反映了人民爭取自由和民族解放的願望，他的作品對後來民族獨立時期文學影響很大。
近代保加利亞文學
15~18世紀，文學上的成就主要為民間創作的故事、諺語和歌謠。到了18世紀後半期，開始民族意識的巨大覺醒，保加利亞的修道院修士把群眾喜聞樂見，兼有神學和世俗的那種稱為“達馬辛”的創作潮流，同民間故事、歌謠、史詩的創作潮流糅合在一起，由此，近代保加利亞文學開始了帕伊西（1722~？）的《斯拉夫—保加利亞史》（1762）是一部標誌著民族覺醒的影響深遠的曆史和文學著作。索弗羅尼（1739~1814）的《罪人索弗羅尼的生平與苦難》（1861），描寫了人民在當時社會動亂中所遭受的屈辱與痛苦。
19世紀中葉，土耳其奧斯曼帝國衰落，保加利亞民族解放運動興起，文學也得到空前的繁榮。詩歌、小說和戲劇等新的文學樣式相繼出現，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有多·欽圖洛夫（1823~1868）的革命詩歌，格·拉科夫斯基（1821~1867）的長詩《森林的旅客》（1856），佩·斯拉維伊科夫（1828~1895）的詩歌《不要讚美我的詩神》、《我的凶狠見鬼去吧》等。詩人赫·波特夫（1848~1876）的《哈吉·迪米特爾》、《離別》、《海杜特》、《瓦西爾·列夫斯基的絞刑》等詩，反映了民族解放鬥爭，吸取了民歌的表現手法，並在原有基礎上有所發展和創新。瓦·德魯麥夫（1840~1901）的劇本《伊凡科》（1872），對保加利亞戲劇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留·卡拉維洛夫（1837~1879）的小說題材寬廣，他的代表作《舊日的保加利亞人》（1872）、《寵兒》（1875）揭露了大財主的荒淫腐化和反人民的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