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秀才”們對社會的反抗，理想青年的單槍匹馬的個人英雄主義的反抗，都是注定要失敗的。奮鬥無望後的克利斯朵夫認為解決如此嚴重、複雜的社會問題的唯一手段是藝術，唯一思想武器是“愛”。他追求的真誠的藝術是超階級的“純藝術”，不為黨派之爭服務的藝術，這種藝術是超乎一切社會鬥爭之上的精神力量。音樂藝術能減輕人間的苦難，淨化人們的靈魂，實現世界歸於“和諧”的理想。這種認識基於其博愛主義，他的博愛主義最終使他走向妥協。他晚年最大的樂趣就是在下一代中傳播愛的種子，把奧裏維的兒子和葛拉齊婭的女兒結合成美滿的一對。
在創作上，他潛心於宗教音樂的創作，他的藝術境界變得清明恬靜，完全失去了往昔的戰鬥氣息，“當年的作品像春天的雷雨”，“現在的作品卻像夏日的白雲，積雪的山峰”。就這樣，克利斯朵夫在他所追求的心靈的和諧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克利斯朵夫是一位貝多芬式的英雄。這不僅指他是一位天才的音樂家，更主要是兩人在思想氣質上非常想象，貝多芬那唐突鬼神、蔑視天地的反抗精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再現。蕭伯納稱讚貝多芬具有“純音響世界最奔騰澎湃的靈魂”，用這句話來概括青年克利斯朵夫是十分恰切的。他在同舊的精神世界作鬥爭時那種嫉惡如仇、奮不顧身的搏擊行為確實充滿了英雄氣概。但是，他和貝多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時代。後者的一生貫串了法國大革命的資產階級英雄時代，而前者生活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中間整整隔著一個世紀。克利斯朵夫仍打著資產階級反封建時代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以“純藝術”為武器，單槍匹馬地向舊世界衝殺過去，必然遭致挫折和失敗。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不過是一個20世紀的堂吉訶德罷了。
克利斯朵夫思想上的落伍與作者早期思想上的局限有直接關係。羅蘭的人道主義與托爾斯泰的基督教人道主義頗為相似，他一方麵以敏銳的洞察力發現了資本主義世界文明的不健全，另一方麵又倡導以博愛、人道來改造社會。
克利斯朵夫由一個嫉惡如仇、頑強反抗的藝術界的鬥士變成一個隱忍恬退的舊世界的妥協者，表現了在新的曆史時期一代知識分子個人奮鬥的悲劇。
《約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獨樹一幟的作品。
傳統性與現代性交融於一體，是這部小說在藝術上的一個突出特點。羅蘭在作品“原序”中聲明：它“不以故事為程序而以感情為程序”。的確，作者很少像巴爾紮克等現實主義大師那樣用許多具體的細節去描繪主人公的外部特征及其所處的外部環境，而是采用內心獨白、自我對話、夢境、聯想、抒情性穿插以及情景交融等多種藝術手段，去表現主人公豐富而又奔騰的內心世界，展示他生命的流程，即一生精神探索的曲折曆程。
總的看來，人物的內心世界是同他對外部世界的感受和理性的思考結合在一起的，因而是具體可感的，不像意識流小說那樣捉摸不定。如作品第一冊中，作者將一場傾盆大雨及雨過天晴後自然景象的變化，同正處於青春期的騷亂與困惑之中的克利斯朵夫的心理感受交融在一起，暗示了他在肉體上和心靈上也經曆了一番暴風雨的洗滌，從舊的軀殼中蛻化出了一顆新的靈魂。同時，羅蘭的心理描寫，不隻是為了在更深的層麵上刻畫人物的個性特點，也是為了以主人公的內心世界為中心點去看客觀世界，即以心靈為窗口去反映外部的大千世界。羅蘭在這部小說中展現了當代法國的社會生活圖景，在“節場”一卷中表現最突出。在這裏，主人公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主要是通過議論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在“反抗”和“節場”卷中，現實的針對性強，批判毫不留情，同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筆法一脈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