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化經營是華商管理的顯著特征之一。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曾經把華人網絡比作電腦互聯網，說：“那是很隱形的、複雜微妙的網絡，華人家族企業其實就是宗親和同鄉之網，許許多多小網交織成一大麵鋪蓋全球的網絡。” （〔美〕約翰·奈斯比特：《亞洲大趨勢》，外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頁。）在遍布全球的華商中間確實存在著一個以中華文化認同為紐帶的內容複雜、形式多樣的網絡係統，它為增進海外華人的凝聚力、促進華商企業的溝通與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本章著重從理論與實證的結合中對華商網絡形成的曆史和演變的特征、華商網絡建構的形態、華商網絡建立的基礎和紐帶以及華商網絡與華商企業成長發展之間的相關性等問題進行探討。
第一節華商網絡：基於共同利益的泛商業網絡
華僑華人移民到海外，出於在異國他鄉生存發展的需要，也必然將在祖籍地的各種關係網絡延伸到海外。可以說，華人網絡形成發展的曆史與華僑華人移民的曆史同樣久遠。而且由於受到華人居住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又使得華僑華人網絡具有與祖籍地不同的特點。
一、華商網絡的內涵與構成
“網絡”就其本質意義來說，是通過多種資源的結合，鞏固既有關係，建立新的關係，強化相互聯係，以達到最佳效益。網絡是一種關係，是一個係統，也是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按照辯證法的觀點，世界是普遍聯係的世界，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事物都與其他事物發生著這樣那樣的聯係，每一個事物都是普遍聯係之網上的一個紐結。從宏觀的意義上說，整個地球就是一個網絡係統。雖然各個民族網絡化的程度不同，但是人類確確實實是生活在各種各樣的網絡之中。根據關係或聯係的內容不同，網絡有不同的形式，比如按照社會生活的不同層麵，網絡大致可分為經濟性網絡、政治性網絡、文化性網絡等；其中經濟性網絡按照社會生產的不同環節還可分為生產網絡、交換網絡、分配網絡、消費網絡；文化性網絡也可根據不同的關係內涵分為宗教網絡、教育網絡、體育網絡、風俗習慣網絡等；也有一些是綜合性網絡，它包含了不同層次不同內容的聯係或關係，華商網絡應可屬於綜合性網絡。
關於華商網絡的界定，目前尚未有統一的看法。比如，廖赤陽將華商網絡定義為“處於市場與組織之間的一係列的個人與商業機構的充滿活力的關係”（轉引自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頁。）；莊國土認為，華商網絡是“海外華商因市場、商品、活動地域、共同利益關係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聯係網絡”（莊國土：“論早期海外華人經貿網絡的形成”，《廈門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也有學者提出，華商網絡“是以宗親關係、鄉土關係和行業關係為紐帶的商際關係”（劉權、董英華：“海外華商網絡的深入研究及資源利用”，《東南亞縱橫》2003年第7期。）；等等。這些界定的不同本身也反映了華商網絡內容的複雜性、形式的多樣性以及華商網絡的多重性和變遷性。
我們認為，華商網絡是指“海外華商在非政治的、形態不拘的聯係中，憑借五緣文化紐帶，基於經濟利益而形成的泛商業網”（蘇東水：《管理學》，東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第94頁。）。它是以海外華人商人群體為特定主體，以家族、族群、地區、行業、社團等為基礎，以五緣為重要紐帶，以共同利益關係主要是共同經濟利益關係為核心，以泛商業性為特征的網絡係統。
華商網絡這種泛商業性的特征在華商網絡的構成方麵得到比較充分的體現。關於華商網絡的構成有不同的表述或概括，如有的研究者提出華商網絡是由血緣網絡、地緣網絡和業緣網絡構成的。我們認為這種概括難以體現華商網絡泛商業性特征。實際上，華商網絡的構成是有層次性的。一般而言，華商網絡是由華商的社會網絡和華商的商業網絡構成的；而華商的社會網絡和商業網絡又分別有不同的構成內容。
所謂華商的社會網絡是指華商的社會性關係網絡係統，它是以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為紐帶的人際關係網絡。從構成內容上看，包括個人性、家族親族性、地域性、方言性、族群性等關係網絡。從功能上看，可分為政治性、經濟性、文化性等關係網絡。
所謂華商的商業網絡是指華商企業之間的經濟關係網絡係統，它是以共同的經濟利益為核心的商業貿易金融網絡。從組織形式看，華商的商業網絡包括華商企業之間、企業內部之間、企業與行業公會之間、行業公會之間的關係網絡等等；從企業經營運作過程看，華商的商業網絡包括華商企業的生產網絡、營銷網絡、資金網絡、信息網絡、技術網絡和人力資源網絡等等。正是這些縱橫交錯的商業網絡幫助海外華商及時引進技術，直接參與上遊產品銷售；拓展營銷渠道；迅速融通資金；有效避開政策限製，分散風險；溝通信息，建立資源共享的信息網絡等等。比如，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5年推出了“世界華商電腦網絡”，通過國際網絡將成千上萬的華商資料信息，有計劃地傳遞給世界各地用戶，可以在瞬息時間把世界各地的華商聯係起來。
可見，華商的商業網絡和社會網絡具有不同的內涵、範圍和功能，不能簡單地將華商的社會網絡等同於商業網絡。從靜態上看，一個側重於社會性關係認同，一個側重於商業貿易性關係認同；從功能上看，社會網絡主要起著對海外華人的社會整合作用，商業網絡則主要是對華商企業經濟利益上的促進作用；從動態上看，社會網絡可能演變成為商業網絡，也可能隻是社會網絡而已。當然，華商社會網絡與商業網絡這兩方麵並非截然分開，而是緊密不可分離，並相互補充的。社會網絡是商業網絡重要的社會基礎。而且在商業網絡形成中，社會組織特別是貿易、商業方麵的社會組織發揮了直接的和重要的作用。誠如劉宏所指出的，“從曆史上來看，不論是在中國還是海外，華人社團都積極地參與組建和維持基於族群性的商業網絡，並借此將亞洲各地的華人聯係起來。這些區域化的相互作用成為華人自願團體的跨國流動性的曆史先例。而且，在追求穩定性與價值的過程中，通過建立合作企業、保障商業信用以及培育跨國企業家的象征性資本，華人社團的商業聯係得以最大化和最優化。”（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頁。）在東南亞許多國家的地緣性、方言性、血緣性或業緣性之類的社團組織對於華人商業網絡的發展就起著直接的推動作用。如成立於1910年的新加坡福清會館的章程就明確其宗旨是“專為聯商情敦鄉誼而設”。此外，近些年出現的血緣宗親性、地域性的同宗、同鄉之間為建立跨國合作而做出的努力也突出體現了華商的社會網絡和商業網絡之間的不可分離性。從一定意義上看，正因為華商的社會網絡與商業網絡兩者之間的緊密性、同一性，以至通常在講華商網絡時已經將社會性網絡也默默地包含在其中了。
二、華商網絡的形成與演變
關於海外華商網絡的形成問題，有的學者認為始於13世紀以後，15世紀基本形成，17—18世紀經曆擴張和發展達到頂峰，也就是說華商網絡早在歐人東來之前就已經存在，至遲在明初就已經初步形成（莊國土：“論早期海外華人經貿網絡的形成”，《廈門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中國向海外移民的曆史很長，那些遠離中國在異國他鄉的移民為了生存自救，就自然而然地把他們在中國形成的關於傳統社會關係的觀念以及所熟悉的組織模式延伸到居住地，從曆史的角度看，華人網絡的形成與華人移民的進程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中國移民大規模的遷移活動是發生在19世紀中葉以後，其外部背景是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發展，內部背景是中國當時出現的天災人禍，當然也有一些是出自於其他動機如發家致富、光宗耀祖等。因此，具有現代意義、規模、功能、形態的海外華商網絡應該是19世紀中葉以後由中國移民在境外居住地建立起來和發展起來的（丘立本：“從曆史的角度看東南亞華人網絡”，《華僑華人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考察海外華商網絡的形成、演變、發展過程，大致經曆四個主要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地域性、方言性華商網絡。中國早期華僑移民主要是通過血緣、地緣紐帶的牽引到海外謀生創業，並定居繁衍，而絕大多數又是來自中國的閩粵兩省，那裏方言眾多，彼此難以溝通，因此就自然形成了以共同的地域和方言為基礎的群體組織，即所謂的語係集團，俗稱“幫”或“鄉幫”。在東南亞華人中主要的幫有廣東幫、福建幫、潮州幫、客家幫、海南幫等。在這些幫內還有著各種各樣的同鄉會、宗親會等組織，它們就是早期不同商幫以及華人網絡的社會基礎。在早期華僑移民社會發揮重要聯結和紐帶作用的主要有三種形式：會館、宗親會和廟堂。這些都成為早期華商集會、議事、交易的重要場所，後來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商會之類的跨地域、宗族、方言、信仰的聯係和協調組織。這些早期的網絡組織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滿足了華僑移民在異國他鄉的定居、謀職、互助等要求。到後來還形成了以鄉幫為界限的行業分工。因為宗親鄉親網絡的作用，使得華僑人口的行業分布也具有很強的同族同鄉色彩。比如，在19世紀泰國的華僑社會中，經營商業和進出口貿易的主要是潮州人和福建人；福建人還大批到馬來半島從事錫礦開采；廣東人主要從事鋸木業，經營機器店、銅鐵店、絲綢店、旅館和餐廳，並充當工程師和技師，在建築業中占據優勢；客家人大都是小商人、小技工、體力勞動者、小販和理發匠；海南人從事手工鋸木、蔬菜種植、捕魚、開茶館以及充當仆役、小販和礦工等（史金納：“泰國華僑社會史的分析”，《南洋問題資料譯叢》1964年第3期。）；東南亞各國的米業加工、運輸與貿易，基本上由潮州人所控製；19世紀以絲、棉對流為主的中緬貿易，一直由旅緬的雲南商人所控製；19世紀舊金山的華僑進出口行業全部由廣東三邑僑商所壟斷；等等。但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的華商網絡仍然處於以地域性、方言性、幫派性為主要特征的形態；華商網絡聯係的特點是語係集團內的縱向方麵聯係比較緊密，而橫向方麵的聯係則比較薄弱，從而也說明華商經濟還處於比較初級的發展階段。
第二階段，跨越地域、方言、宗族界限的華商網絡。20世紀初，隨著華僑移民的增加，華僑社會的壯大，以及為了對抗西方資本的競爭，在一些國家相繼成立了跨越地域、幫派、方言的商會之類的組織，如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08年成立的泰國中華總商會等，表明華僑社會初現整合跡象，華商網絡開始呈現從分散無序到聯合有序的趨勢。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現代化的發展、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華僑華人所在國的政策調整，華僑華人生存發展的社會環境已經發生改變，在心態上也逐步由原來的“葉落歸根”的華僑心態轉向“落地生根”的華人心態。華人的商業活動領域也逐步地從傳統的製造業、商業擴大到農業、礦業，以及其他行業。此時，傳統的華商網絡仍然在延續，但原來那種帶有明顯排他性的幫網絡既不利於華僑華人社會的團結，也不利於華商經濟的發展。因此，突破宗族、地域、方言、幫派界限，經過進一步整合的華人社會網絡和商業網絡組織就應運而生，並獲得迅速發展。比如，馬來西亞華人成立的中華工商聯合會與中華大會堂總會兩大全國性團體就成為馬來西亞華人經濟與社會活動網絡組織的核心；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和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就是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兩個最高領導機構；菲律賓菲華商聯總會和宗親聯合總會也是菲律賓華人社會的領導力量；等等，這些跨地域跨方言網絡組織涵蓋了華人社會的各個地緣性方言性宗族性的幫會組織、貿易團體、商業行會組織，它們的出現大大地促進了華商經濟的發展，也標誌著華商網絡已經開始在不同行業、產業之間形成橫向聯係網絡，擺脫了以往的狹隘性、鬆散性，走向開放性、製度化。
第三階段，區域性、國際性的現代華商網絡。由於國際經濟的發展以及國際分工的新特點，華商企業集團開始走出國界，華商網絡也逐步走向區域化、國際化。20世紀70年代以來，東南亞和港澳台各地先後出現了60多個世界性的地緣、血緣、業緣性的網絡組織，比如地緣性的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國際潮團聯誼年會、世界海南鄉團聯誼大會、世界廣西同鄉聯誼會、世界福州十邑同鄉總會、世界福清同鄉聯誼會等；血緣性的世界至德宗親總會（吳姓）、世界昭倫宗親懇親大會（談、譚、許、謝四姓）、世界梅氏宗親懇親大會、世界謝氏宗親懇親大會、世界黃氏宗親總會、世界柯蔡宗親總會、世界舜裔宗親聯誼會等。1995年12月，在澳門、香港召開了首屆太平洋華商經貿合作會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90年代開始，由新加坡發起的每兩年一次在世界各地輪流舉辦的世界華商大會，迄今已經成功舉辦了7屆，通過這種形式，把全世界各地的華商網絡連接起來，而且由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倡議的“世界華商電腦網絡”也已經在1995年12月建成並聯網啟用，在剛建成不久的1996年就與世界各地16個商業團體簽訂了合作協議，至1997年初，用戶使用次數已經達300萬次。這是華商網絡化經營在互聯網時代的新進展，也是華商網絡國際化現代化的重要標誌之一。
第四階段，華商關聯企業群的出現，這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的華商網絡發展的最新趨勢（關於華商關聯企業群是華商網絡發展的最新趨勢乃引自龍登高的分析，本章將它作為華商網絡發展的一個階段來加以論述。此段主要內容參見龍登高：“論海外華商網絡”，《當代亞太》1998年第4期。）。所謂關聯企業群是由血緣、姻親、同鄉等關係構成，它不同於高度統合、封閉的企業集團，而是一種鬆散結合的企業聯合體，或是一種非正式的聯絡會。華商企業家們利用人際關係網交流資訊、籌集資金、拓展業務。這是華商網絡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新型的企業群體組合。有學者將它的出現評價為世界企業經營管理的最新發展趨勢，甚至可能導致企業管理學的一場革命。典型的案例如台灣施振榮的宏碁電腦集團，它是由遍布亞太各地的獨立企業組成的聯合體，各企業自主發展，又環環相扣，總公司掌握宏碁的品牌和最好技術的控製權，各自企業的靈活性和集團的整體性優勢都得到充分發揮。西方人士認為，美國經理為企業繁複的結構所累，施振榮創造的這種形式可能就是解決西方公司問題的答案。美國人將這種網絡形象地稱之為“竹網”，竹網中企業和典型的美國企業根本不同，它們可以是家族所有，可能包括100來個中等規模的家族經營的公司，每一個公司都在其他企業中擁有股份。有些華商就是通過遍布世界各地的家族企業形成全球生意圈。
通過對海外華商網絡形成、發展過程的曆史考察，需要進一步強調以下三點。
首先，海外華商所賴以生存、發展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因素的推動和刺激為華商網絡的形成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條件。經濟因素既包括世界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還包括華僑華人居住國民族經濟發展，以及作為華商祖籍國的中國經濟發展以及卷入世界經濟的程度等，這些經濟因素對於海外華商網絡的形成、演變與發展起了基礎性的推動作用。比如，19世紀中葉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最後形成，東南亞地區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係，淪為西方原材料產地和產品銷售市場，西方國家對該地區的開發吸引了大批中國移民，華僑社會空前壯大，為華商群體和華商網絡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社會基礎；再比如，中國實行改革開放20多年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對於海外華商網絡的區域化國際化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在這一背景下，第六屆世界華商大會於2000年在中國南京召開。政治因素包括國際政治關係的變動，以及華僑華人居住國的移民政策特別是對華僑華人的政策的調整，尤其後者對於華商網絡形成發展的影響與刺激更為直接和強烈。當然，不同國家或同一國家的不同曆史時期的政策會有所不同，對華商網絡的影響也不同。比如，泰國長期以來一直奉行溫和的融合政策，華僑華人的地位作用得到肯定，使他們得以充分發揮商業才能，順利建立各種經濟事業，為華人經濟網絡的形成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而印度尼西亞實行的是強製性同化政策，這種外部壓力導致了該國華人出現移民和再移民現象，從而對華商網絡的擴大產生影響。文化因素指的是華僑華人居住地社會文化環境在華商網絡形成發展中的深層影響。上述這些因素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華商網絡存在發展的外在影響環境與機製。
其次，華商網絡的形成、發展、壯大與作為網絡主體的華僑華人自身內在特質密切相關。主要表現有：一是華僑華人自身所具有的經商欲望與特質。早期華僑移民對迅速賺錢、發家致富、光宗耀祖有著強烈的欲望，因為他們在海外的成功與否是以他們寄回家鄉的錢數多少為衡量標準的，他們沒有在當地定居的打算，因此回報快的行業——商業就成了最佳的選擇。誠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從廣義上看，海外華人社會隻分兩種人——商人和熱切成為商人的人；華商形態是中國移民的最基本的、占統治地位的形態。二是華商網絡主體從“葉落歸根”的華僑心態向“落地生根”的華人心態的轉變。這種轉變意味著中國移民的後裔已經成為居住國的公民，在政治上必須認同和效忠居住國，雖然政治上的認同並不排斥華人的族群認同與民族文化認同，但這種認同心態的變化對海外華人生存狀態產生了深刻影響，在經濟商業活動中這種轉變就意味著華人商人之間的“網絡聯係已經從中國公民之間的聯係發展為具有不同國籍的華人之間的聯係，並成為華商居住國之間經濟聯係的一種特殊形式”（丘立本：“從曆史的角度看東南亞華人網絡”，《華僑華人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再次，華商網絡並非固定不變的僵化、靜態係統，而是隨著時間空間條件的變化而不斷地自我調整的動態係統，這種動態性也是華商網絡存在發展並產生影響的重要原因。這種動態性表現在：其一是華商網絡的規模和範圍的變化，如從方言、地域為特征逐步擴大為跨地域跨方言，從國別擴大到區域再擴大到世界範圍；其二是華商網絡的結構、功能和性質等方麵的調整，如作為海外華商網絡重要構成的宗鄉組織就與中國的不同，實際上是沒有多少血緣關係的血緣組織，是失去了土地、離開了故土的地緣組織，它是中國移民為了自救互助的需要而建立的；其三是華商網絡的形式的變化，如在原有的五個大同鄉幫外，還出現了香港幫、台灣幫和越南幫等新的大同鄉幫；各種學校校友會的網絡等（遊仲勳：“亞洲經濟與華人的經濟推動力”，《世界華商經濟年鑒》1998/1999，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頁。）。其四是華商網絡的功能在不斷變化的社會曆史條件麵前所顯示的靈活適應性，如東南亞華商網絡在殖民地時期主要是發揮華商企業“中介商”的作用，適應於戰前世界資本主義積累方式和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垂直分工的結構；在東南亞各國取得獨立後，主要是發揮華商企業的“引進資金和先進技術”的作用，適應東南亞各國民族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國際分工的新特點。正因為華商網絡具有這種不斷地自我調整更新的特點，才使得它有可能成為促進華商企業、華人經濟乃至居住地社會經濟發展的經濟網絡基礎。
綜上所述，一個範圍廣泛、形式多樣、內容複雜並富有效率的華商網絡之所以能夠形成、存在、運作和發展，是因為一係列內在外在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任何單一因素的分析都是不完全的；而且還應該認識到，海外華商網絡絕不是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關係網絡對外延伸的直接產物，實際上它是整個世界變遷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也是在分析海外華商網絡時所必須堅持的立場、觀點與視野，才不至於出現或者過於誇大海外華商網絡的作用，或者完全排斥甚至否定華商網絡的實際存在與影響的片麵性。
三、華商網絡的基本特征與功能
（一）華商網絡的基本特征
關於華商網絡的特征首先有必要明確兩個問題，第一，關於華商網絡的基本特征問題。我們認為，所謂基本特征是海外華商網絡所具有的一般性特質，它至少包括兩方麵的內涵：一是華商網絡與華僑華人所在國家其他民族商人群體的社會和商業網絡相比較而言的區別性；二是海外華商網絡與中國大陸商人群體的社會和商業網絡相比較而言的特定性。第二，關於華商網絡基本特征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我們認為，由於海外華商網絡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矛盾綜合體，在對其基本特征的理解和分析上應該避免簡單羅列的做法，而應堅持辯證的分析方法。據此思路概述如下諸端表現：
第一，海外華商網絡是封閉性和開放性的統一體。的確，華商的經濟活動也是以家族企業為單位，交易活動很多在本族範圍內進行，大多是先從靠近自己的圈子中尋找生意夥伴，由最親密、信任度最高的家族宗族成員或同鄉組成小型商業網絡，所以華商網絡給人的印象是封閉式的。但華商網絡並非僅僅是封閉和排外的，它還同時具有非排他性、開放性的一麵。其實，成功的華商並不會被固定在傳統的網絡組織聯係中，而是根據現實需要不斷地選擇、調整和拋棄傳統網絡中的某些不合時宜的聯係。一般說來，華商在創業初期主要尋求親族作為商業夥伴，取得成功之後就將越來越多的非親族，乃至其他種族的人都吸收進來，並委以重任。華商網絡確實很強調並依賴血緣、地緣、方言等關係，具有比較濃厚的傳統色彩，甚至是封建宗族的色彩，但應注意到，由於華商網絡形成發展的條件的特定性，使得它與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網絡組織具有不同的性質、結構和功能。比如海外華僑華人的宗族關係、地緣關係認同就與在中國本土不同，具有泛化的特點。如數姓聯宗的宗親會組織、數縣乃至數省的同鄉會組織就是為了適應海外特定環境的需要而建立的。而且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曆史的發展，華商網絡的開放度也不斷提高。這是因為：這個網絡是由散居各地的華人自發建立的，是憑借傳統的家庭和文化的紐帶來維係的，並非某種政治安排，也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心，支配它們的力量隻是市場的力量；網絡資源不是華人族群獨享的，而是為華僑華人所在國的公民共享的，從而成為所在國社會經濟網絡的一個組成部分。有的學者就曾經將華商網絡稱為互聯網式的電腦網絡，它具有開放的結構，可以為各方人士所利用。正因為華商網絡這種開放性特點，它才能成為也已經成為世界上其他國家企業家進入中國市場的重要途徑。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所謂“華人經濟圈”的提法與華商網絡的開放性是不相符的，也是容易造成誤解與誤導的一種提法。
第二，華商網絡是確定性與非確定性的統一體。由於華商網絡是建立在以地緣、血緣為紐帶並依靠傳統文化來維係的人際關係上，這就使得華商網絡一方麵具有確定性，因為家庭家族觀念強，對家庭、家族都有比較強的責任感和信任感，這就使華商網絡奠定在比較牢靠的人際信用基礎上，從而提高了華商企業的經營效率，降低了運作的成本。在華商網絡中，信用已經成為一種資產，一種保障。華商之間，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經常是一個電話即可成交，甚至不用訂單，有時連一張紙條都不用。如套彙，幾乎全部都是以電話，在沒有任何書麵憑據下進行的。但另一方麵華商網絡又具有不確定性，因為家庭家族同鄉之間的人際關係本身隻是社會網絡，在不同的社會曆史條件下，它會有不同的表現，既可能成為經濟貿易網絡，也可能隻是社會網絡而已；即使演變成為商業貿易網絡，在不同條件下，其經濟意義和價值也可以有所不同，而這一切主要是由華商網絡的外部因素所決定的，並不取決於華商之間的家族人際關係本身的狀況（關於華商網絡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提法可參見丘立本：“從曆史的角度看東南亞華人網絡”，《華僑華人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第三，海外華商網絡是正式性和非正式性的統一體。世界銀行的報告曾經認為，華商網絡包括非正式的社會和商業紐帶及正式的社團組織。華商網絡一開始是以個人性、家庭家族性的社會性商業性聯係為基本構件而建立起來的，這就使之不可避免地具有了非正式性或非製度化的特征，一個很重要的表現就是這種以個人性家族性地緣性為普遍特征的網絡能屈能伸，具有相當的彈性。同時也應看到，在華僑華人社會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正式性或製度化的社團組織，正是這些構成了華商網絡主要的和穩定的社會基礎，也是華商網絡發揮作用的重要機製。以往關於華商網絡生命力的研究比較集中在非正式性或非製度化方麵的因素，而對正式性或製度化因素則缺乏必要的關注。關於這個問題新加坡學者劉宏曾經以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為個案進行過詳細分析。他通過對總商會的縱式聯係和橫向交往的集中研究，描述了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如何動用其各種資源來建設、維持區域（東南亞及東亞）商業網絡，並使之製度化和漸趨完善；證明了海外華人的社會和貿易組織已經被融入華商網絡之中，並成為它的製度化基礎；分析了中華總商會所建構的製度的重要功能：作為個人和體製信用的監護者及社會監管機構；提供集體交涉能力，影響相關商業政策；創造經濟成就，促進僑民團結（參見劉宏：“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與亞洲華商網絡的製度化”，《曆史研究》2000年第1期。）。比如華商之間的商業信用可以通過私人聯係來建立，但有明顯的不確定性，而製度化的機構在預防失信方麵就可以發揮重要作用。“這種正式製度上的架構與個人的非正式的網絡並列且互為補充，它構成了華商企業家的一個重要的比較優勢，使他們與東南亞的土著企業家區別開來。從這個意義上講，網絡構成了亞洲區域華人資本主義的特征。”（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頁。）
（二）華商網絡的功能
功能是特征的表現。關於華商網絡的功能是華商管理也是華僑華人問題研究的重要課題。有的學者從動態的角度對東南亞華商網絡的具體功能進行了分析，認為在殖民化時期，華商網絡主要是發揮華商企業“中介商”的作用；在東南亞各國獨立後，則主要是發揮華商企業的“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發展民族經濟”的作用。這兩種功能都是利用了華人對當地的專門知識，起著一種“把發展中的經濟體與工業化的西方結合起來”的黏合劑作用（丘立本：“從曆史的角度看東南亞華人網絡”，《華僑華人曆史研究》1998年第3期。）。有的學者從有形結果和隱形結果兩個方麵考察了跨國空間中華商網絡的功能（參見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頁。）。以下側重從三個層麵來整體性探討華商網絡的係統功能。
首先是經濟功能，這是華商網絡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功能。主要表現在：
第一，華商網絡是海外華人商業和企業活動賴以進行和運作的平台。通過這個平台，可以幫助華商企業整合內部資源、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信息互通；有效地避開一個時期中其國內政策對它發展的政策限製或地區性金融危機的衝擊，以分散風險；拓展營銷渠道，適時、有效地占領市場；融通資金，聯結成具有廣泛覆蓋麵的貿易金融網絡；世界性的華商網絡對市場信號的反應和多元選擇，還能夠直接參與新型產業及上遊產品的銷售並很快引進技術，進行高效投資生產等。要而言之，華商企業的最大特征就在於通過強大而有效的華商網絡，共享以資金、信息為中心的經營資源，尋求市場優先效益，從而在競爭中取得優勢。這就是為什麼華商企業在規模、資金、技術甚至服務都無法與美日企業抗衡的情況下，仍能保持企業高效運轉的重要原因。
第二，華商網絡是華商所在國家經濟發展的推進器。華商通過網絡建立的聯係，不僅有利於華商企業自身的發展，而且作為所在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對該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比如，在泰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中，華商網絡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諸如促進泰國農村貨幣經濟的發展、加速泰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為泰國現代工業的發展提供助力等（王蒼柏：“東亞現代化視野中的華人經濟網絡——以泰國為例的研究”，《華僑華人曆史研究》1998年第3期。）；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家的現代化、工業化進程中，華商網絡也顯示了同樣的功能。新加坡的樹膠公會就是由陳六使、李光前、陳共存等人在五緣性關係基礎上成立的，目的在於打破當年西方商人的壟斷，促成世界樹膠市場由英國向新加坡的轉移，並於20世紀60年代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製造的標準橡膠推向全球。
第三，華商網絡是區域經濟的整合力量。華商網絡縱橫交錯的商業聯係，有可能令官方之間的聯係相形見絀；有助於克服各種非正式的貿易壁壘，如國際合同執行不力以及市場信息閉塞等問題；還可以彌補市場的缺陷，創造市場，整合區域經濟，幫助新興地區的經濟在很短的時期內形成競爭力。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的華人資本就開始通過華商網絡把大量資本和設備轉向越南、緬甸等正在開放的東南亞國家，從而加速了該地區的經濟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