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華商網絡是海外資本、技術、信息、人才等資源進入中國的重要渠道。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華商網絡是集中海外華人資本進入中國的最快捷而有效的重要途徑。特別是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由於體製上的差異，官方協議一時難以達成，在這種情況下，海外華商企業就利用民間的華商網絡將資金、設備和技術引進中國內地。而中國也通過華商網絡的便利條件，引進了大量的外資。據統計，在1979—1997年間，中國內地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中，來自港澳台及東南亞的華人資本約占68.34%，換言之，海外華資構成了外商直接投資中國內地的主體（引自朱慧玲：“改革開放以來海外華資在中國大陸引進外資直接投資活動中的地位與作用”，載《華僑華人曆史研究》1998年第4期。）。這個數字盡管在後來的發展中有所下降，但海外華資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海外華人資本的投資之所以從一開始就相對集中在廣東、福建等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傳統網絡的作用。另一方麵，華商網絡也是國際資本進入中國市場的中介。隨著中國市場的日益開放，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華商所具有的獨特和天然的優勢，歐洲、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信息等資源也重視通過海外華商網絡聯係進入中國內地市場，華商網絡在促進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方麵發揮了獨特的作用。而這種中介性也是華商網絡開放性的表現。
第五，華商網絡是國際資本全球性流動的促進因素。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下，海外華商經濟的國際化和本地化趨勢日益明顯，華商經濟已經成為所在國經濟的組成部分，在世界範圍內華商之間的合作與聯係，往往表現為國際間的經濟、貿易關係。因此，華商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為，也促進了其所在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互動。同時，不少華商成為外商到各國投資貿易的合作夥伴和中介。可以說，全球華商為經濟全球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以加拿大為例，近十幾年來，境外的華人資金源源不斷注入，這些資金，一部分來源於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及東南亞的投資移民，一部分來源於香港、台灣及東南亞國家華人財團。這些資金投資於餐館業、房地產業和百貨業，使當地的酒樓飯店向高檔化、現代化發展，華埠擴充，樓價攀升，超級市場、連鎖店在華人社區不斷增加。根據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估計，近幾年每年大約有20億—40億美元的香港資金流入，這些資金也使加拿大得以減輕經濟衰退的衝擊。港台華人資本進軍加拿大還與加拿大資本聯合投資，這種結合對於壯大加拿大華人經濟實力和推動加拿大國家經濟增長，都有積極意義（林振淦：《海外華人經濟與世界華商》，載《華商經濟年鑒》1998/1999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頁。）。
綜上所述，華商網絡的發展以各自所在國或地區為基礎，逐步擴大，從企業內部資源的整合，到企業之間的整合，進而超越國界，在世界市場內將經營資源優化整合，形成一種開放式的“蜘蛛網”式的國際經濟貿易網絡。由於華商網絡在國際間互促型經濟活動中能夠發揮重要的紐帶作用，因此加強華商網絡聯係既有利於華商企業自身的壯大發展，也促進了華商所在國家經濟的發展；在促進亞洲地區經濟發展與中國經濟成長的關係中可以起主導性的作用；對於各國經濟的共同發展和經濟全球化進程也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其次是政治層麵的功能，該功能隨著社會進步和華人政治意識的覺醒而越來越突出。關於華商網絡的政治功能的討論比較少，以下嚐試從兩個視角來加以考察：一是華商網絡對華僑華人祖籍地（僑鄉）的政治影響，二是華商網絡對其所在國的政治影響。與華僑普遍持有的葉落歸根心態相適應，華僑移民對祖籍地的各種政治事務活動強烈關注，並利用傳統網絡形式施加影響。比如，發生在20世紀20、30年代菲律賓的閩僑救鄉運動，主要就是旅居菲律賓的閩籍華僑為維護家鄉的安定繁榮，為捍衛親屬和自身利益而主動發起的一項旨在進行政治革新、鏟除惡勢力、建設新福建的愛國愛鄉的自救運動（施雪琴：《華僑與僑鄉政治：20世紀二三十年代菲律賓閩僑與救鄉運動》，《華僑華人曆史研究》1999年第2期。）。再比如，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在1949年以前就卷入晚清與民國時期的中國政治以及抗戰勝利以後的國共衝突，並由此導致華族政治勢力的急劇分化。以陳嘉庚為首的福建幫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而廣東幫等則支持國民黨；後來隨著中國國內和國際政治局勢的變化，華人的認同心態向落地生根的轉化，總商會也開始逐漸轉向更為關注和參與當地政治（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5—86頁。）。
再次是社會文化層麵的功能，這是華商網絡比較深層的功能，也就是新加坡學者劉宏所說的隱形功能。華商網絡是海外華人社會整合的重要手段。因為這種跨國的華商網絡鑄就了新的華人同一性，它有兩個獨立的運轉空間：一是在海外華人與其故鄉之間；二是在海外華人之間。通過華商網絡，加強了海外華人之間的互動，建立了各種網絡機製，如互訪、區域性集會以及展覽等，拉近了各地華人之間的空間和情感距離；鞏固了根植於海外華人社會內部的一係列主要特征，包括喚起了“散居者意識”（同上書，第167—168頁。）。還應特別指出的是，通過華商網絡以及所建立的各種網絡機製，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海外華商對祖籍地和祖籍國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海外華人對故鄉的社會發展的關注與貢獻正是建立在這種情感和文化基礎上。如1994年在廣東梅州召開的第12屆世界客屬聯誼會期間，海外客家人在公共項目和教育慈善事業的支出達到7000萬元人民幣。此類事不勝枚舉，表明了海外華人華商在文化、心理、情感方麵對祖籍國（地）的關心與認同。此外，華商網絡也是海外華人族群與所在國其他族群溝通、了解的一種重要形式。
總之，華商網絡的功能是一個有著多層次多方位的係統，對於華商企業的發展壯大、華商所在國經濟、區域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發展；對於華商政治意識的整合；對於海外華人族群之間的互動、溝通以及對於華人傳統文化認同感的強化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也正因為華商網絡的重要性，李光耀在1993年於香港舉行的第二屆世界華商大會上就特別強調說：“如果我們不利用華族網絡，擴大和掌握這些機會，那將是很愚蠢的”。
當然，華商網絡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或缺陷，而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前這些缺陷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金融危機的爆發對華商網絡以及關於華商網絡的研究範式提出了挑戰。就如很多分析和研究所指出的，經濟危機暴露了華人經濟（華商網絡）的基本缺陷，如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的企業管理、裙帶關係、親友資本主義等。有的學者甚至認為，這種非正式的網絡，既不構成海外華商原初性的文化特性，相對於經濟和政治的因素而言，其影響力也是微不足道的。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在東南亞一些引人注目的華商大亨與政府高官的裙帶關係及其與腐敗的關聯，有人也把這說成是華商經營的一個特征而加以嘲諷。的確，以往對華商網絡在華商企業經營中的作用可能有所誇大，或者說，因為強調其獨特性而有意無意地誇大了其作用，從而忽略了一般性的投資理性與策略；華商網絡所具有封閉性、不確定性、非正式性、被動性、自發性等特征對華商網絡功能發揮和華商經濟發展的製約或負麵影響可能有所忽視。比如，人際信用是華商網絡的重要基石，華商之間的資金融通往往憑借人際信用，而這種人際信用是靠華商之間特定的關係圈來實現的。這種關係網絡是由多個關係圈層組成的，犬牙交錯，它以個人或家庭為圓心，家族圈—本地同鄉圈—外地同鄉圈/本地華族圈/外地同姓圈—外地華族圈—包括中國本土在內的世界華人圈。關係的親疏依次遞減，公開性和透明性依次加強。華商企業的人際信用與非透明性經營隻有在特定的環境，才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離開了關係圈，代替法律強製的道德約束就立刻失去依托，非透明性經營也就如同魚離開了水（龍登高：“海外華商非透明化經營分析”，《華僑華人曆史研究》1997年第4期。）。但是，也不能因為華商網絡的某種局限性或缺陷而片麵否定華商網絡的作用。如前已述，華商網絡也同時具有開放性、確定性、正式性等特征，這些特征對於華商網絡的運作是有積極作用的，這在華商企業發展的曆史與現實中都可以得到證明。
總而言之，華商網絡是一個令人關注的重要課題，如何在現有研究基礎上擺脫其局限性，從實證和理論結合的角度分析華商網絡的曆史與當代的不同形態、不同層麵的網絡關係，跨種族但仍然以華族為主體的網絡建構、網絡的社會與文化基礎、在區域化和全球化時代的網絡與國家關係等等，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論題（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頁。）。
第二節五緣文化：華商經濟網絡的聯結紐帶
網絡需要通過一個個紐結發生相互關係，從而形成一張巨大的無所不至的網。華商經濟網絡也是如此，它是以五緣為紐帶而聯結起來的，通過五緣把處於不同國家、地區的華商聯係起來，從而形成覆蓋全球的巨大的華商經濟網絡。而華商經濟網絡也由於以獨特的五緣為聯結紐帶而更持久、更富有效率。
一、五緣的內涵
關於五緣的內容學術界有過不同的概括。蘇東水先生早在1986年就曾經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提出血緣、地緣、人緣、文緣、商緣和神緣的六緣文化（蘇東水：《泉州發展戰略研究》，複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358頁。），後來進一步概述為親緣、地緣、文緣、商緣和神緣的五緣文化；1989年林其錟先生則概括為親緣、地緣、神緣、業緣和物緣的五緣文化（林其錟：“五緣文化的承傳與變異”，《海內外學人論媽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頁。）；此外，還有其他一些不同的概括，如三緣、七緣、八緣、十緣等等。我們認為緣文化的形式有多種多樣，但不管概括多少種緣，最核心的應該是親緣、地緣、文緣、商緣和神緣等五緣。
所謂親緣是指以家族、親族、宗族關係認同而形成的血緣性關係網絡。在中國文化中特別注重一脈相傳的親屬關係，即使沒有血緣性的譜係可尋，也可以經由虛擬的親屬關係使姓氏相同的人發生聯係。這種關係認同的組織形式就是宗親團體，在這些團體中既包括成員之間有血緣親屬關係的宗族團體，也包括成員之間不一定具有基於血緣的譜係關係的姓氏團體，尤其後者更是海外華人社會宗親團體的主要組織形式，如新加坡的謝氏總會就是一個跨地域的同姓團體，其成員之間並無譜係可尋，乃奉祀晉代名將謝安、謝玄、謝石為象征性始祖（謝劍：“誌願社團的組織原則：新加坡華人社團的個案研究”，載李亦園、郭振羽主編：《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下冊，台灣正中書局1985年版，第134頁。）。在早期華僑移民社會中，血緣性親族性關係網絡成為旅居海外的華僑華人相互聯絡、溝通、互助並增強族群認同意識和族群凝聚力的重要形式。盡管後來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變遷、華僑華人認同心態的轉變以及其他網絡形式的出現，傳統的血緣親族關係網絡的重要性逐步弱化，但它仍然非常頑固地存在並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比如姓氏宗親會迄今仍然活躍在海外華人社會中，並出現了跨國界跨區域的世界性宗親會組織，在一個更為寬廣的範圍裏繼續發揮其特有的功能。
所謂地緣是指以祖籍地認同而形成的地域性關係網絡。這種關係網絡也是海外華僑華人一種特殊的身份認同、文化認同標誌。其觀念性基礎就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鄉土、籍貫理念，其主要的組織形式是同鄉會、地方性會館之類的團體。這種地域性關係網絡是以祖籍、地域和方言為基本組織單位的。這裏需要注意的是，地域或祖籍地認同與方言認同兩者之間既有一致性，即在有的情況下地域群就是方言群，換而言之，來自某一特定地區的人使用同一方言，在這種情況下，會館的界限與方言區域大體相當，從而形成以方言認同為基礎的關係網絡。如以中國福建南部地區的廈門、漳州、泉州等地的地域認同與方言（閩南話）認同是一致的。但兩者之間也有不一致性，其表現在：一個地域群可能包括不同的方言群，比如，廣東會館就可能包括了廣府話、潮州話、客家話和海南話等不同的方言群；而一個方言群也可能包括不同的地域群，比如，新加坡的豐永大公司就來自廣東豐順、大埔和福建永定三縣的客家人所組成的方言會館，在海外各地很多的廣東會館和福建會館都包括了部分的客家人。
方言認同也是區分華人社群主要的法則之一。漢語係統有8大主要方言：北方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吳方言、粵方言、客方言、閩南方言、閩東方言等。這些方言在海外華人社會中都有所分布，但在不同地區分布的情況不同。東南亞地區的華人主要來自福建、廣東的沿海地區和客家地區，主要的方言就是閩南話（福建話（在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家，由於來自中國福建南部地區的華人比較多，當地華人以及當地社會將閩南話稱為福建話。））、客家話和廣府話，也由此形成了相應的方言性網絡組織，比如在華人社會中建立的很多客屬會館，就是一種跨地域的方言性團體。那麼在海外華人族群分類法則中，地域認同與方言認同在華人身份認同中何者更為重要呢？根據有的學者考察研究，認為是地域認同高於方言認同（曾少聰：“海外華人族群的內部關係”，載郝時遠主編：《海外華人研究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頁。）。
所謂文緣是指文化性關係認同而形成的關係網絡。從廣義上看，文緣指的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認同而形成的關係網絡。海內外華人都是炎黃子孫，都是龍的傳人，對中華文化有共同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如越來越多的海外華人參加每年祭祀始祖黃帝的儀式，以及參加紀念孔子、孟子等中華文化先哲的活動等，通過這些活動不僅強化了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認同感，也增強了各地華人之間的溝通與聯係。從狹義上看，文緣還包括由文化的具體形式如教育、文學、藝術、媒體等認同而形成的關係網絡。在海外華人社會中存在著的眾多的文化、學術、藝術、教育團體就是這種網絡的組織形式，比如菲律賓華人的南音社團不僅活躍在菲華社會，而且多次組團回中國參加南音大會唱。必須特別提到的是遍布各地的校友會、同學會等，該類組織主要是在二戰後隨著華僑華人經濟地位、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大量湧現的，雖然是華人社會中出現較遲的一種組織，但是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普及，這種學緣關係已經越來越成為華人社會重要的人際關係網絡（有不少研究者將校友會、同學會等歸入業緣關係範疇。我們認為學緣關係是基於同學、師生之情，這種情感基礎與基於經濟利益的業緣關係有很大的不同，而且隨著社會的進步，教育的普及，學緣關係具有普遍化特點，幾乎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各種各樣的學緣關係，從而成為重要的社會關係網絡。因此宜將學緣關係歸入文緣關係範疇。）。比如，在美國舊金山的香港華人中，很多老同學經常相互影響並選擇在同一社區居住，他們還建立了香港學生聯合會，移民學生都認為它在聯絡感情、社會、經濟和政治關係等方麵是十分重要的（Bernard P.Wong著、肖煒蘅譯：“舊金山的香港移民”，《華僑華人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所謂商緣是指以商業活動為媒介，以經濟利益為基礎而形成的商業性網絡。商緣包括以土、特、名、優產品為媒介而形成的關係網絡，亦即所謂的物緣，通過這種交易活動，促進了物資的交流，也增強了華人之間的感情以及華人族群與其他族群之間的了解。商緣還包括在商業活動中以共同的職業、行業而形成的關係網絡，即所謂的業緣。業緣關係的組織形式主要是同業公會、商會、協會之類的組織等，傳統的行業組織主要特點是業緣與地緣親緣等結合，如新加坡的五金公會理事會大部分理事都來自福建省泉州市安溪縣吳姓人（謝劍：“誌願社團的組織原則：新加坡華人社團的個案研究”，載李亦園、郭振羽主編：《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下冊，台灣正中書局1985年版，第130頁。），隨著社會的變遷，行業的分化，傳統的以親緣地緣為原則的業緣組織就難以適應需要而逐步走向衰落，以新的非親緣地緣原則組建的職工和專業團體不斷增加，當然，新舊團體仍然雜陳，同時並列，使得華人社會的商緣性網絡組織更為豐富多樣。
所謂神緣是指以共同的神靈信仰認同而形成的宗教性關係網絡。華僑華人移民海外，為了寄托對故鄉親人的思念，慰藉孤獨空虛寂寞的心靈，就把在故土的信仰也延續過去。仿照故鄉的樣式建立了祭祀神靈的廟宇，最初大多數是佛教、道教或祖籍地民間信仰的寺廟，相同信仰的結合產生了眾多的慈善團體，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了神緣性組織，形成了以神廟為中心的信仰關係網絡。比如，在馬來西亞有的州還成立了“華人注冊神廟聯誼總會”（〔馬來西亞〕《星洲日報》1995年3月5日。）。在五緣文化關係網絡中，宗教性關係網絡不僅曆史久遠，而且在華僑華人社會和華商中的影響非常深刻廣泛。因為宗教信仰是民族傳統文化中核心和深層的部分，是體現民族特性，增強民族凝聚力，傳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形式。在馬六甲海峽有些土生華人雖然不懂漢字，不會講華語，卻是靠信奉觀音菩薩、福德正神等源於中華傳統宗教的神靈而自我認同是華族。華人的宗教信仰比較繁雜，並沒有整個族群統一的共同的神靈信仰，而是一個多元異質的複雜的信仰係統，既包括源於中華傳統文化的道教、佛教、儒教和其他的民間宗教信仰，也包括在當地化、西方化過程中所信奉的伊斯蘭教、印度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以及當地民間信仰等異質性宗教。盡管由於生存的需要和社會變遷的影響，一些華人改宗信仰，使得傳統宗教出現衰退趨勢，但總體而言，在華人社會中居於主流地位的迄今仍然是華人傳統宗教，即源於中華文化的佛教、道教、儒教和各種民間信仰（張禹東：“華僑華人傳統宗教及其現代轉化”，《華僑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對傳統宗教的認同仍然是華人族群認同和華族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要形式，基於這種認同而形成的神緣關係也仍然是海外華人社會重要的關係網絡，而且也仍然是華人社群整合的一個重要手段。
二、五緣的特點
也許有人會問：五緣關係網絡是否隻有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獨有的文化現象？在中國文化係統以外有否這種關係網絡？我們認為，五緣關係網絡是人類各民族及其文化中普遍存在著的文化現象，比如血緣尋根意識、宗教認同意識等是人類普遍存在著的文化心理現象，但在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背景下其表現出來的特點是不同的。這是五緣關係研究中務必關注的重要課題。關於這個問題需要在一個寬闊的比較文化視野中才能更加充分地理解五緣關係網絡和五緣文化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以及中華文化係統中的五緣文化的特征等問題。在具體涉及海外華人五緣關係、五緣文化特點的研究中則主要體現兩個層麵的問題。
首先是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係統中的五緣文化與其他文化係統中的五緣文化相比較而言的特殊性。因為從追根溯源的意義上看，華人五緣文化是中華五緣文化在海外華人社會的延伸。
五緣文化是中華文化客觀存在的重要形式。通過對中華文化基本特質的了解將有助於深入理解中華五緣文化的特點和功能。雖然關於中華文化基本特質的概括以及一些基本範疇內涵的理解迄今仍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在核心的方麵還是可以達成一定程度的基本共識，綜合起來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麵：一是綜合的係統思維方式。即注重綜合、注重從整體上掌握事物，強調事物的結構、功能，在主體與客體的統一中把握事物；而西方文化則是以注重分析為思維特征。二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根據季羨林先生的理解，“天人合一”就是自然與人的關係問題，人是整體宇宙中的一部分，自然與人類有統一性，人與自然應該保持和諧，並提出“這一命題是東方綜合思維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體現”（季羨林：“‘天人合一’新解”，載季羨林等編選：《東西文化議論集》上冊，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頁。）；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甚至將“天人合一”論看成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文化最大的貢獻。相對而言，西方文化在天人關係上則是強調天人分離、天人對立。三是以血緣宗法製為基礎的家族本位主義。相比西方社會，在中國傳統社會，氏族社會組織結構發展得非常充分和牢固，出現了文明早熟、血緣親族紐帶穩定和強大的現象，古老的氏族傳統的遺風餘俗、觀念習慣長期保存、積累下來，成為一種頑固的文化結構和心理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決定了中國社會及其意識形態所具有的特征。比如特別重視血緣親屬關係，具有濃厚的鄉土情誼等等，這些都已經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作為社會風習長期鞏固下來。四是社會和諧的人文主義精神。主張“和為貴”，追求社會和諧、倫理人格、世界大同。在個體與群體的關係上，與西方文化側重個體、個性不同，中國文化是從整體上去理解人，個體不是孤立的，是群體關係中的一個分子，一個角色。
簡而言之，中華文化的以家族為本位、以社會群體為中心，思維方式重綜合，人際關係重倫理，天人關係重和諧，心理風習重情誼等核心觀念對五緣關係、五緣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得中華五緣文化呈現出明顯特色。主要表現在：（1）五緣關係是“五倫”關係的進一步具體化。在中國傳統社會人際關係範疇的形成、嬗變過程中，上古表現為“六親和睦”的自然人倫，西周以後則表現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內涵的“五倫”關係；到了近現代，隨著社會的進步，民主意識的高揚，“五倫”關係也就進一步演化為以親緣、地緣、神緣為核心的“五緣”關係。（2）中華五緣文化是與血緣宗法製度緊密聯係的。古代中國和希臘的社會結構都是源於血緣氏族團體，都以血緣氏族組織為社會的基礎，但是在後來的發展中卻有著不同的命運。在希臘，血緣親族關係早在城邦時期就被打破，不再成為維係社會結構的基本關係；而在中國，奴隸社會一開始的商周城邑製度就是建立在血緣親族關係的基礎上，雖然在形態、規模和功能上曆經嬗變，但血緣親族關係一直作為維係社會結構的紐帶並積澱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和社會製度的深層，並主導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使五緣關係對社會的影響更為久遠、深刻、頑固。比如中國人和中國文化中的血緣親情就特別濃烈和持久。
其次是中華五緣文化在海外華人特殊的社會環境中所呈現出來的特定性。因為海外華人五緣文化不是中華五緣文化的簡單翻版，而是在特定的空間和時間條件下經曆了一個變異的過程。這種特定性大致有如下三個方麵的表現。
一是血緣親緣關係的虛擬化。這裏的虛擬性是指血緣親族關係的抽象性而不是具有實質性。比如同姓不同宗的宗族或個人之間的聯結就具有虛擬的性質。當然這種聯宗共祖現象在中國宗族史上就已經存在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海外華人社會特定的環境條件下，這種虛擬性進一步強化，不僅繼續保存同姓不同宗的聯係，並且出現了非血緣非同姓的關係聯結與認同。在新加坡華人社會中，為了進一步適應社會變遷的需要，華人中出現了以地緣為原則來整合認同對象，將同一地緣而不同姓不同宗的祖宗先人都作為共同祭祀的對象，從而形成虛擬的“社群共祖”這一特殊的形態（參見曾玲：“‘虛擬’先人與十九世紀新加坡華人社會——兼論海外華人的‘親屬’概念”，《華僑華人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二是地緣關係的泛化。中國傳統的地域組織以中國行政區域省、府、縣、鄉、村為單位，但在海外華人社會中的地域社群則可以跨越行政區域，比如菲律賓華人社會中的龍（漳州府的龍溪縣）同（泉州府的同安縣）海（漳州府的海澄縣）社群及其同鄉會組織（曾少聰：“海外華人族群的內部關係”，載郝時遠主編：《海外華人研究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頁。）；此外還有跨越省份的“三江會館”就包括江蘇、浙江和江西三省等等。
三是不同緣文化關係之間的融合與滲透。主要有：（1）地緣關係與血緣關係的融合。在中國南方各省鄉村，某一方言群往往聚居在一起，甚至同屬於一個姓氏，即地緣與血緣相結合，這種情形反映在海外華人社團的組織上，也就有地緣與血緣相結合的團體。（2）神緣、地緣、親緣關係的融合。在早期華僑社會，具有地緣性的幫會組織大都是以廟宇為中心形成起來的，所供奉的神靈也具有濃厚的地域色彩，如閩南人的“保生大帝”、“清水祖師”、“開漳聖王”、“廣澤尊王”，潮州人的“本頭公”，客家人的“漢王爺”，廣府人的“關聖帝君”，海南人的“水尾聖娘”等；新加坡著名的天福宮就是福建會館的前身，是以漳州、泉州人為主的福建幫議事活動的中心，1860年成立的福建會館更是以“天福宮福建會館”命名（蘇慶華：“大馬半島與新加坡的媽祖崇祀”，載李元謹主編：《新馬華人：傳統與現代的對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02年版，第421頁。）；馬來西亞沙撈越華人的吳氏公會就是以保生大帝為祖先神來號令和組織族人的（林開忠、莊英章：“沙撈越石隆門客家人的十二公司與祖先崇拜”，載郝時遠主編：《海外華人研究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頁。）。（3）商緣或業緣、血緣、地緣關係的聯結。會館既是以地緣關係為紐帶的團體，也是某個商幫勢力為謀求商業利益和商業秩序而建立的網絡組織。在世界各國各地的華人社會中，行業往往與籍貫、地域相結合。這種情況往往與華人先輩所移居國家的經濟狀況有密切關係。投靠親友，同鄉找同鄉，這種滾雪球式的移民方式，也促進了該類社團組織的發展。總之，五緣文化不是各自孤立，而是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相互補充，共同構成一個複合的文化綜合體。
三、閩商、粵商與五緣
中國商人從事環中國海跨國貿易活動，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的先秦時期。漢代以後，這種活動漸多，環中國海華商跨國貿易網絡也隨之漸漸萌發，曆經隋、唐、五代，隨著中國商人對外貿易活動的重心從陸路轉向海路而漸顯其形，由此進入從宋代到明代中葉的形成發展期。在這一時期裏，中國商人透過海路從事跨國貿易活動的足跡已遍布東亞、東南亞的50多個國家與地區。在這一時期裏，在官方貿易進入其黃金時期，中國商人的民間貿易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在宋代出現了政府與民間合作的“官本船”製度。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在東亞、東南亞的部分地區，如菲律賓群島、馬來亞半島、爪哇、蘇門答臘、暹羅、柬埔寨等地開始出現了以中國商人為主體的華人社區。這些華人社區為華商跨國網絡注入新的因素。從明中葉到清中葉是環中國海華商跨國網絡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時期。正是在這一時期裏，中國商人的民間海上跨國貿易完全取代了官方貿易。盡管此時以武力為後盾的歐洲商業勢力相繼進入環中國海貿易圈，但中國海商憑借地理人文優勢和長期的貿易經驗，仍保持其貿易優勢，稱雄於這一片海域。一方麵是因為，在這一時期，愈來愈多的中國東南沿海居民移居東南亞和東亞，形成了華人社區，為中國海商貿易網絡的擴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商業基礎；另一方麵，隨著這一時期中國東南沿海私人海上貿易的迅速發展，一批中國海商集團應運而生，即商幫。這些商幫是以血緣、地緣和方言為紐帶組成的。
從事海上貿易的商人集團，主要有福建商幫、廣東商幫、寧波商幫和山東商幫。寧波商幫由奉化、慈溪、鎮海、定海、象山等6縣商人構成的商人集團，在近代是中國商界最具影響力的商幫，但在環中國海的跨國貿易中，主要集中在日本和馬來亞；山東商幫主要由登州、萊州、青州等地的商人群體構成，從事跨國海上貿易的活動區域比較狹小，主要集中在日本群島和朝鮮半島的部分沿海口岸。因此，福建商幫、廣東商幫是從事環中國海跨國貿易的最主要商幫。
福建商幫是近代環中國海華商跨國網絡中的一支主力軍，其主體部分是由福建南部的商人群體（俗稱漳泉商幫或閩南商幫），也包括福州和莆田的商人群體（俗稱福興商幫）。8世紀以後，福建商幫由於泉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起點而嶄露頭角。在12世紀，隨著東南沿海地區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福建商幫也活躍起來。在15世紀，福建商幫成為民間海上貿易的主力。在17世紀，以鄭芝龍為代表的鄭氏武裝海商集團是一個縱橫東亞、東南亞的海上商業王國，掌握了中國東南沿海與南中國海的海上貿易控製權，被較早進入遠東貿易網絡的荷蘭人稱為中國的“海上馬車夫”，是17世紀中國的“世界主義者”（Blusse，L.，Tribute aan China，Chapter2，Otto Out-gever，Amsterdam 1989； Minna-jen or Cosmopolitan？ The rise of Cheng Chih-lung alias Nicolas Iquan，In：E.B.Vermeer（ed.），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chien Province in the 17th-19th Centuries. Leiden 1990.）。福建商幫東向日本與琉球，正麵向菲律賓，南向安南與暹羅，西向阿拉伯半島與非洲東海岸擴展勢力。通過福建商幫輸出的是絲綢、瓷器與紡織品，輸入的是白銀、香料與珠寶等。這為近代福建商幫在這一地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