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25日拂曉。
聶榮臻舉起胸前的望遠鏡。他看到，在關溝兩側的樹叢下、荒草中，以及冰涼的山地上，部隊隱蔽得非常好，經過一夜風雨侵襲的戰士們，正忍受著饑餓和寒冷，趴在潮濕的陣地上，等待戰鬥。
第115師指揮所設在白崖台北麵山巒前的一個土包後麵，土包上叢生著雜草和樹木。這裏離第343旅指揮所很近，距第685團和第686團的指揮所也不遠。此時雨已停歇，冷風仍在颼颼地刮著。
冷風吹不動這個凝固的曆史時刻。
延安。毛澤東居住的山村小院坐落在延安城西南方向的鳳凰山下。傳說遠古時代這裏曾是鳳凰降落憩棲的地方。西安事變後，毛澤東遷居到鳳凰山下的窯洞裏，運籌全國的抗日戰爭。
窯洞坐西北而麵東南，深秋時節，它顯得寧靜而溫暖。在每一個靜靜的夜晚，毛澤東讀書、寫作或思考問題。如豆的燈光將他巨大的身影折射到剛粉刷過不久的牆壁上。
西安事變和日軍大舉入侵是中國革命的兩個偉大的轉折點，身居延安窯洞中的毛澤東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感到，中國美好的未來正向共產黨人招手，恰似站在寶塔山巔，遙望東方噴薄欲出的太陽。他對未來充滿了喜悅和信心。他自然已料定，出於其反動本性的蔣介石不可能動員全國的力量，贏得抗戰的勝利，斷定國民黨依靠片麵抗戰的路線，必定招致失敗。那麼，領導廣大民眾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任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了共產黨人的肩頭。
一個重要的問題擺在了麵前——隻有幾萬人的紅軍怎樣應付抗戰的局麵？
1937年8月1日，毛澤東、張聞天給正在同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發電報，第一次鄭重地涉及到這個問題：
關於紅軍作戰原則，依當前敵我情況，我們認為必須堅持下列兩原則：（甲）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遊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隻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乙）依上述原則，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1/3的兵力為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遊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餘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
8月5日，毛澤東、張聞天又致電朱德、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等人，明確提出紅軍在協助友軍部隊作戰時，隻宜作側麵的鉗製和打擊，不宜作正麵戰。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陝西省洛川縣馮家村頭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22日晚，在馮家村頭一個權充會場的私塾小學的土窯洞內，毛澤東從容道出他的深謀遠慮：紅軍的作戰地區在晉察冀之交，受閻錫山節製，紅軍的基本任務應當是：一、創造根據地；二、牽製與消滅敵人；三、配合友軍作戰；四、保存與擴大紅軍；五、爭取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
關於紅軍的作戰方針，毛澤東指出：紅軍要“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日軍兵團與在平原發展遊擊戰爭，但著重於山地。”
如此一來，深思熟慮的毛澤東提出了一個令世界軍事家們頗感新鮮的話題：為堅持持久戰，在中國，遊擊戰的本身，不隻是戰術問題，還有它特殊的戰略問題。
有些紅軍高級指揮員對此感到不解，林彪首先把自己擺在了毛澤東的對立麵。他說：“要以打運動戰為主，搞大兵團作戰。在國內戰爭時期，我們已經可以整師整師地殲滅國民黨軍隊了，日本侵略者沒有什麼了不起！”
這種論調並不使毛澤東感到意外，他深知，紅軍由正規軍重新變為遊擊軍，由運動戰變為遊擊戰，在現象上表現為倒退性的轉變，轉變的過程並非一蹴而就。對於某些紅軍指揮員來說，這既是戰略上的大轉變，更是思想上的大轉彎。他耐心地開導他的將領：“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在這樣情況之下發生的：中國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家，這一個大而弱的國家被另一個小而強的國家所攻擊，全部問題就從這裏發生了。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不能低估它，看輕它。同日本侵略者作戰，不能局限於同國民黨軍隊作戰那套老辦法，硬打硬拚是不行的。我們的子彈和武器都很困難，打了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力量暫時處於優勢地位，我們必須避開與日軍的正麵衝突，深入敵後，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發動群眾，擴充實力，建立敵後根據地，堅持抗戰到底，最後戰而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