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聞幾百年來有不少女子將《閑情偶寄》的作者李漁這個知情識趣的風流大才子私淑作閨中的導師，廣為傳告，可這本書中某些關於描寫女性的片段讓今人看了竟是有些來氣，譬如在偎紅倚翠的狎妓間攀談起女人的三寸金蓮，或替達官貴人相妾納小時品論起女人的媚態，直把女人當做貨架上的商品稱斤道兩，或是案板上的畜肉條分縷析，這種將原隻屬於幾個男人私下的隱諱談資，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密語，公開訴諸筆端且刊印流播於世，其對於女性就沒有多少尊重可言了。同時期的文人錢詠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女子裹足乃“戕賊人以為仁義”，而李漁依然陶醉於“瘦欲無形，柔若無骨”的審美盲區中，其低下的格調實讓人難以將其與名重一時的戲曲家、文學家這樣尊崇的身份掛鉤。或許這種文字的無忌與晚明以來傳統價值幻滅，人生的寄寓轉向聲色犬馬的社會大背景有關，於是李漁的這份閑情似乎有了寬宥的理由，但是讀這樣的文字，終究如品一首了然無境的詩或賞一幅填塞滿當的畫，傖俗有餘，卻已然沒有多少高雅的趣味可言了。
《閑情偶寄》成書於清朝入關的初年，無論如何，這樣一本出自漢人書生之手，不乏談風論月的生活指南出現在外族入侵，遭逢國故的非常當口，多少給人以失宜的感覺。漢民族自元朝之後又一次經曆了舉國的淪喪，許多不願入仕新朝有氣節的文人士大夫或棄冠披發以逸民的冷臉相對，或奔走呼告在反清複明的艱險道路上，甚至連李香君、柳如是這些深明大義的勾欄女子都寧可香抱枝頭挺身做絕命的一拚，可李漁這個前明的秀才雖未躋身新貴，卻終究也沒能做個真正的隱士決絕於世俗的生活。他選擇了美名為“人間大隱”的這種生活方式，優遊在市井風塵之間，將所有的精力投放在戲曲藝術的經營上，而在他的戲曲作品這個原可以無窮寄寓的文學平台上，既沒有嬉笑怒罵的春秋筆法，也不見白眼向天的悲憤指斥。在那布幕頻頻開閉的舞台上揮之不去的總是輕快駘蕩的喜劇氣氛。這筆調也處處體現在他的那本《閑情偶寄》中，或是談一談幹飯稀粥的做法，或者說一說女人的簪花服飾要怎樣配搭，這種沉潛於生活細枝末節的研究和探微，如果沒有一份閑在自適的心情又如何分說得頭頭是道？甚至其間一些涉及女性私密的話題也是斫輪老手的經驗之談。這樣的書倘傳觀於太平盛世或可被看做文人的閑趣聊博一笑，而麵世於明亡不到30年的時間裏，清朝的鐵蹄之聲還隱隱耳畔，忠烈之士以死抗爭的熱血尚餘溫未消，這消閑的文字又怎能在如此峻冷的處境前化百煉鋼為繞指柔呢？或有善意的人們將這種醉心風月的舉止釋讀成“卻道天涼好個秋”的變相抗爭，誠然牽強！那麼且讓我們去近距離諦視這位風流才子的生平吧！
李漁的前半生是在明末家境富裕的生活中度過的，中過一次秀才，明亡清立那年他才30歲出頭，政局的突變令他理直氣壯地卸肩家族的傳統厚望，了無後顧的他像一個解禁的孩子一頭鑽進了向來癡戀的昆腔曲藝中，滿腹的才情在曲藝的創演與編排中得到最酣暢的傾訴和釋放。再也不用為自己的喜好藏頭掖尾的他索性蓄養起家庭戲班，自編自導，常年巡回全國各地為達官貴人娛情取樂，所到之處萬人空巷，所演之戲場場爆滿，其場麵之火熾換言今日之情狀就是大腕明星常遭粉絲的圍堵，一時間“南俚北曲中，無不知李十郎者”。在名利雙收的催請下，李漁的戲曲生涯愈發出彩如且歌且舞的曼妙昆曲，在華麗的辭藻、輕盈的姿態、柔婉的行腔、瀟灑的風神所營造的至美意境中，李郎與曲，已然物我兩忘。而李漁的這種滋潤生活應該說是受惠於明中葉以來資本主義萌芽的生發，社會生活各層麵的日漸世俗化與商業化已動搖了耕讀為本的傳統，人生不再是非隱即仕、非仕即隱的狹窄獨木，李漁就是脫困於傳統的夾縫，在自己蹊徑另辟的首創中開啟出一番天地的人。因此，既沒必要將他的絕仕行止高看成與仕對立的大隱人生，因為他那與生活打成一片的紛繁熱鬧與隱的本質相去甚遠，已無隱可言；也沒必要將他的喜好醜化成熱衷名利的抗塵走俗，畢竟再高雅的藝術也不能無動觀眾的掌聲而甘心衣錦夜行。李漁就是李漁，一個求仕不能，求隱不舍，在現實中憑靠自己的高才討一份生活的人。或者說得客觀些，李漁的獻身戲曲雖不乏藝術上的執著，但其金錢上的需用亦不能輕看，從台柱離世，戲班解散之後，李漁的生活便陷入舉貸度日的困境，可見生活的意味才是所有的關鍵。誠如《閑情偶寄》中雖有大幅的戲曲理論卻也不乏低俗的扯閑篇，這種雅俗一體、瑕瑜互見的共存才是人性的真實，而李漁就是那個從生活出發又回歸生活本質的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