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漁這種悠閑自在、得其所哉的生活中，我們或者可以透過其作品的筆致更加中肯地把握到縱貫在文字間的那份審慎。李漁的青年時代適值明末市井文藝與浪漫主義思潮共生共榮的高峰，而這種風潮在清兵破關南下的烽火中陡然崩解，代之以一種對國仇家恨充滿悲憤感傷的文學氛圍。正以成年人的目光見證了這場腥風血雨的李漁，時代的震蕩不可能在他心中波瀾不起，但他的風格並沒有趨同之一時期滿目的傷情潮流，不像哀感頑豔的《桃花扇》、《長生殿》等作品，對國破家亡這種真切的生活內容表現出一種空幻無力的感傷意識，而是依然走筆明朝以來的世俗與浪漫。當然在清朝席卷而來的複古主義、禁欲主義的封鎖下，李漁所謂的浪漫是不可能重寫湯顯祖《牡丹亭》裏那種勇於追求個性解放的輝煌，而隻能從俗在市井曲巷的流風中，靠向壁虛構情節離奇的故事來迎合一種金鑲玉，銅配鐵，市民所喜聞樂見的普遍需求。例如那部演出場次最多的《風箏誤》，以及一夜走紅的《凰求鳳》莫不流俗於此，甚至單從《比目魚》、《巧團圓》這樣簡單的劇名中也大致可以推見貫穿李漁一生文字的品味不過鬆快的閑情而已，在這些充滿喜劇意味的淫巧中，其呈現出的思想價值可見一斑。除了頗為後世推崇的戲曲理論外，李漁以立言而立身的文字概沒有多少突破凡庸的經曲，這個永遠隻是駐留在閑情高度的李漁，是什麼綁縛了他高飛的雙翼？很簡單，僅從《閑情偶寄》的首篇《戒諷刺》中便可尋獲到問題的答案。在篇中李漁三番五次地表明自己的作品不存在任何影射的意思，說到急切處甚至發起毒誓：“是用瀝血鳴神，剖心告世，倘若有一毫所指，甘為三世之暗。”如有含沙射影的借諷，甘願三輩子不能開口說話，李漁不惜發此狠話為自己的文字撇清幹係，到底源於怎樣的心理壓力呢？李漁的戲曲成就如日中天時正值清兵入關高壓強製的30年，這些年遊走於大江南北的他耳聞目睹了“揚州十日”的慘烈，留發不留頭的峻法，駭人聽聞的文字獄……在這種道路以目、人人自危的寒峭現實麵前，文人的筆端自然變得小心翼翼了，李漁的熱衷風月固然在延續晚明文人頹然自放的習性，但不涉時局政事也是深諳時務的李漁之必然選擇，這就使他的文字內容呈現出這種了無鋒芒的脈脈溫情，而所歌所吟者亦不出風花雪月、衣食住行等一些永遠不會觸痛新政神經的小俏頭。
李漁之所以做個明哲保身的順民或許有著他並不完全自覺的用心，如果他的一生也奔走在反清複明的活動中，那麼江南的歌舞戲台該要多麼的冷清和寂寞啊！而那些集數百年戲曲理論於大成的高見，今人便也無緣受教了。基於此，讓我們且放下所有瑣碎的細節和些微的不快，隻把目光凝集在那閑情中的一抹生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