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踩著一地金黃潛入護國寺北岸那條老胡同的。樹葉剛剛在秋雨中搖落，葉脈上仍然殘存著生命的濕潤，梗子在水露中浸泡過的沉香四下彌散。一隻臃腫的老貓，在古舊的灰瓦上探出白色的頭，眼皮同黃昏的陽光黏連在一起，顯然對不速之客的踏訪漠不關心。後來的日子裏我多次看到那隻貓，它迷離中帶著幾分清高的眼神和恭王府的門釘一樣一成不變。
許多陌生的門，儀仗般一扇扇從眼側掠過。疲憊的夕陽墜落在許多瓦製或陶製的花盆上，使我想起一生愛花如命的外祖母來。那洇濕的盆土裏植著各樣的花木，名字是大抵都叫不出的，能寫清楚的怕隻有喇叭花了，它們沿著藤蔓，架起在兩戶之間的半空中，嫋嫋娜娜，保持著攀爬的姿態。
房東引我一步深似一步地走著，過道愈發狹窄，樹葉的清香卻更濃了。當那間安臥於最深處的小平房穿越了無數門廳終於挺立在眼前時，氣味的來源有了答案。我確實看見了一棵很大的榆樹。仿佛要站班禮拜一般，同我未來的廚房並肩站在一起。那實在是一棵很大的樹，它的偉岸與粗壯，在這條低矮的胡同深處顯得格格不入，兩個男人都未必能把它的腰身圍抱周全。騰地而起的根脈，宛若一條條突起在泥土之外的青筋，跳動在小屋斑駁的膝腳下。密布的枝枝杈杈，撐起天然的巨傘，使大地和天空產生了某種隱秘的通聯。盡管榆樹葉已落了許多，金燦燦地鋪滿了過道，鋪得很厚，枝杈上仍然還有至少一半的葉群，掩護著間或休息的雀鳥。
我愛上了這棵樹，在我愛上那所月租一千二的房子之前。如許多作家所寫那般，從此我卑微的窗前也有了樹。來北京之初，為了同廣院離得近些，便合租在定福莊北街的一幢家屬樓裏。沒畢業的時候，我曾把考取廣院的研究生作為盛大的理想。這份親昵一直在延續。
但每日到後海的編輯部上班，自然就有些遠；我無論如何忍受不了在地鐵裏被各種肉質揉搓，呼吸比氨還難聞的生鐵味道，以及在四惠東或建國門那站如聞防空警報般的狂奔。於是我租了一輛貝科藍圖單車，擦得鋥明瓦亮。清晨從東五環外一路聽著德德瑪濮存昕騎到後海，晚間又碾著茫茫夜色融化在寬闊的長安街。那些閃耀的霓虹，明晃晃地映著我的鏡片，使我沉醉不知歸路。那些沿街的行者，那些異域的來客，那些高可摘星辰的廣廈高樓，那些古舊的牆，漸漸地叫我熟稔，並萌生愛意。
兩個半小時的車程，沾滿了漉濕的叛逆，但這樣堅持了三個月以後，我突然找尋不到叛逆的理由了。秋風中，我感到了一種荒涼。我終於騎不動了。
殘奧會閉幕那天，是房租期滿的最後一天。透了小窗的紗網望出去，低天的月，別了中秋才幾日，就一下子瘦削許多，仿佛咬了一口便被丟棄的月餅。一場偉大的戰役即將落幕，而我追夢的春華秋實也終於同它一起散了場。
離別廣院，不隻是距離的需要，更是一種立場的隱喻：做一個清貧的文學編輯，不再是收入豐盈並光芒萬丈的編劇或導演，這是一條被顛覆的道路。我須在更遼闊的原野裏疾奔，同更豐厚的土壤接吻，更懂得民眾的貴重，更明曉生命的濕度。
隻為奔赴文學的後海，與茅盾、郭沫若、丁玲為鄰，我終於背叛廣院薄情而去。在那核桃樹林陰濕的土裏，有我埋下的一顆心，未盡之夢，且由它向遠方趕來的後人傳說罷了。
巷陌深處，很是清淨幽僻，住的盡是老北京布衣。大抵一牆之隔便是梅蘭芳故居的緣故，這院落的眾生也仿佛添了幾分雅氣。一走一過，總會與許多臉孔不期而遇。打聲招呼，寒暄幾句，比之鋼筋水泥中的木偶人，顯然生動許多。炊煙嫋嫋升起時，巷道裏總有京劇廣播隱隱傳來。九十多歲的老奶奶大概是吃好了，拄著手杖穩健地踱出門去。一位婦人懷抱嬰孩從外歸來，路過我窗前，不拘小節地打了一個粗嗝，那嬰孩仿佛聽到了一種召喚，立即以嗝和之。這種生存體驗讓我第一次感知到了群落的存在。在先前，城關樓群中長起來的一代人，是絕無這種意識的。
我漸漸熟悉了每一位街坊。
比如，對門的老何。
在我敞著門掃地或搬東西的時候，他總是樹葉一樣悄無聲息地飄灑進來，點上一顆雪茄煙，四下裏尋望一番。他對我的一架書籍頗感興趣，最後終於忍不住問我是幹什麼的。我說我是個文學工作者，也寫點東西。他說太好了，你是作家，我是畫家，都是搞創作的。他高興的時候眼睛總是像蜻蜓一樣瞪得很大。原來我這間房子空了兩年，一直很靜。老何生怕房東把它租給後海酒吧的夥計，或者市場賣東西的小販，擾了他的創作。我應邀觀賞了他的雅室。那是他的老母親留下的一座祖宅，三進屋，內室還套著一方天井，植了一株通天的仙人掌。壁櫃上收藏著不少好茶，牆上自然也少不了字畫。老何說他新購了一套樓房，任其閑著，後海這邊是文人雅士的福地，他隻愛在這老宅子裏品茗作畫，仙人般的生活。他喜歡一邊望著他的畫，一邊吐著肥碩的煙圈說話，並不一定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