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不知從何處來的一隻小鳥落在我書房外的窗台上，我正在寫作，沒有介意它的存在，於是它就渴求地望著我，幾聲啁啾，待我抬起頭來，它卻抖抖羽毛，揚飛而去。一切都如一次神諭的暗示，都如羊皮書上留下的一行不可解讀的文字。幾天之後，一場雨後，當陽光透窗而入時，我看見書房外的窗台裂縫裏，橫臥著一支羽毛，從羽毛的下麵，小心翼翼地長出了一滴嫩黃幼小的苗芽。
我把這滴苗芽移栽到了樓下的草地。後來，它竟長成了一棵小樹。
我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遇到了一位老師，他瘦小、幹淨，講略帶方言的普通話，無論是板書，還是毛筆，再或鋼筆的書寫，都有魏體的風骨，是那種魏、柳相糅合的風派。他不光字好，課也講得甚好，在我那時的感受中，他的學問不僅在學校，在鎮上，乃至在全縣都是蓋著世的。
每年過年的時候，村裏許多的體麵人家，都要請他書寫對聯。年前的幾日幾夜，他寫對聯能寫得手腕酸痛。為寫對聯熬至三更五更，甚或通宵，並不是件稀奇的事，和農人在麥季裏連夜在場上打麥一樣。
從小學升至初中，他還是我的語文老師。課本上有篇文章，題目好像是《列寧祭》，作者千真萬確是斯大林。是斯大林寫給列寧的一篇祭文，很長，三大段，數千字，是我那時學過的課文中最長的文章。老師用三個課時講完課文以後，讓我們模仿課文寫篇作文，我便種瓜得瓜地寫了作文，很長，三大段，數千字，是我那時寫過的作文中最長的作文。
過完周末，新一節的語文課上，老師把批改後的作文分發下來，我的作文後麵有這樣一行醒目的紅筆批語：“你的思路開了，但長並不等於好文章。”然而，在之後不久的一次學校組織的全校優秀作文展示中，文好、字好的，都被語文老師推薦上去，掛在校園的牆壁上招示展出，就像旗幟在旗杆上招展飄揚一樣——這其中有我那篇最長的作文。
後來，我的作文寫得都很長，因為我“開了思路”。現在，我在努力把文章寫短，因為我終於明白，“長並不等於好文章”。
前些時候，我回家鄉電視台做有關我的人生與寫作的電視節目，主持人突然播放片花，片花中有三個人在講我的過去，講我過去的學習、讀書和勞作。他們分別是我的母親、戰友和我的老師。當我看見這位30年前教過我四年語文的張夢庚老師出現在電視屏幕上時，我猛然哭了，眼淚奪眶而出。
他已經老了，七十多歲，但依然是瘦削、幹淨、講略帶方言的普通話。
而我，也已是人至中年。
從家鄉做完節目回到北京，天氣酷熱，但我樓下的那片草地卻還依然旺茂。草地中的那棵小榆樹又長高了許多，在風中搖來擺去，正有幾隻小鳥在棲枝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