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時期是明代曆史發展的一個分水嶺。正德前後，無論思想學術、文學藝術，還是日常生活、社會風尚都有著明顯的區別。正德之前，由於封建專製主義籠罩了整個社會意識形態領域，所以不僅人們的生活拘謹、守成而儉約，社會風尚也趨向簡單、質樸而醇厚；正德以後，這種社會風尚發生重大變化，不僅學術上天下之士“厭常喜新”、“慕奇好異”，在文學藝術上，人們追求“異調新聲”、浪漫真情，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掃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飾器皿不敢奢侈”的風尚，不少名門世家、縉紳士大夫以至於家境稍裕之戶都追求一種奢靡的生活方式，這種日常生活中追求享樂的傾向，在晚明許多小品文中均有反映。對這種社會風氣進行分析不難看出，其驅動力量除了慕奇好異、追求享樂之外，好美求麗也是重要的因素，其中包含著晚明人的審美品味與情趣。
一 打破服製喜著奇豔
如果說正德以前人們在服飾上還有礙於服製禁令，隻能循規蹈矩，不敢從新從鮮的話，那麼正德以後隨著僵滯的文化格局的鬆動和人們的思想解放、對美的追求，使明中、後期服飾風格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真正展現出了明代服飾藝術的風采。
從顧起元《客座贅語》中一則小品中可以看到，自明中葉開始，明人的衣著服飾的變化加快，且朝著款式、花樣、色彩、作工的多樣化與精工細作的方向變化，顯然是人們追求物質生活中滿足與外在形象的時髦與漂亮的表現，其中說：
留都婦女衣飾，在三十年前，猶十餘年一變。邇年以來，不及二三歲。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寬狹修短，花鈿之樣式，渲染之顏色，鬢發之飾，履綦之工，無不變易。當其時，眾以為妍，用變而鄉之所妍，未有見之不掩口者。宋周輝《清波雜誌》言：“輝自提孩，見婦女裝束數歲即一變。”又趙彥衛《雲麓漫抄》載清微子《服飾變古錄》尤備。乃知國家全盛之日，風俗類然。然變易既多，措辦彌廣，人家物力大半銷耗，因之有如宋仁廟之禁銷金、真珠、白角、長冠子，亦挽回靡俗之一助也。服舍違式，本朝律禁甚明，《大明令》所著最為嚴備。今法久就弛，士大夫間有議及申明，不以為迂，則群起而姍之矣，可為太息。
表麵上看來明代服飾前後的變化僅體現在服裝色調的由素雅轉向鮮豔，質地由簡樸的棉麻細葛轉向華麗的綾羅綢緞，款式由千篇一律轉向千姿百態，然而本質上這種轉變卻是發生在人們內心深處的審美情趣改變的外射。明代中後期人們對服飾多樣性和審美性的追求已經成為一種社會時尚，是人們對於服飾概念的一種觀念上的改變。我們可以從兩方麵來分析這種變化。
一方麵，可以看出這種變化是在當時思想解放的潮流下人們打破舊的等級服製傳統的結果，因而它是與整個晚明的社會風尚相一致的。按明初所製定的服製規定，玄、黃、紫三色為皇家專用色，一般官吏百姓不得使用，當然更不能隨便采用龍鳳紋飾，因為它們是君王至尊的象征，洪武八年，德慶侯廖永忠因僭用龍鳳花紋被處以死刑。同時服製還明確規定民間男女不能使用金繡、錦綺、綾羅等名貴原料，隻許服用綢、絹、素紗，顏色也隻能用紫綠、桃紅及淺淡之色，而不準用大紅、鴉青、黃色，帶子隻能用藍絹布製作。還規定靴子不得裁製花樣，不能用金絨裝飾；首飾如釵、鐲等不能使用金玉、珠翠，隻得用銀，巾環也不能用金玉、瑪瑙、珊瑚、琥珀等；庶人的帽子不得用頂，官吏之帽的頂珠隻許用水晶和香木；農夫隻可服綢、紗、絹、布，商人隻準著絹和布；士大夫家居隻能著素練衣、緇布冠，婦女沒有受封不能用長衫束帶等等。
明代中晚期經濟的繁榮、思想的解放首先給這些刻板單調的傳統服製以有力的衝擊。正德以後，人們漸漸在服製上不再以名分等級為標準，相反卻常常以財富地位為標準，乃至“代變風移，人皆有誌於尊崇富侈，不複知有明禁，群相蹈之。……男子服錦”結果以往具有君權象征、一般人不能隨便使用的龍鳳紋飾到了晚明已成為普通百姓常用的衣著裝飾，過去禁止庶民使用的大紅顏色和錦緞衣料也遍地可見，有些小康之家甚至非繡衣大紅不服。如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服色之僭》中說：“天下服飾，僭擬無等者，有三種。其一則勳戚，如公侯伯支子勳衛，為散騎舍人，其官止八品耳，乃家居或廢罷者，皆衣麟服，係金帶，頂褐蓋，自稱勳府。其他戚臣，如駙馬之庶子，例為齊民。曾見一人，以白身納外衛指揮空銜，其衣亦如勳衛，而衷以四爪象龍。其一為內官，在京內臣稍家溫者，輒服似蟒、似鬥牛之衣，名為草獸，金碧晃目，揚鞭長安道上，無人敢問。至於王府承奉，曾奉旨賜飛魚者不必言，他即未賜者，亦被蟒腰玉，與撫按藩臬往還宴會，恬不為怪也。其一為婦人，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襲用袍帶，固天下通弊。若京師則異極矣，至賤如長班，至穢如教坊，其婦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繡，一切白澤麒麟、飛魚、坐蟒，靡不有之。且乘坐肩輿，揭簾露麵，與閣部公卿，交錯於康逵。前驅既不嗬止，大老亦不詰責，真天地間大災孽。嘉靖間霍南海，近年沈商邱，俱抗疏昌言，力禁僭侈，而獨不及此三種，何耶。”謝肇膌《五雜俎》也說：“國朝服色之最濫者，內臣與武臣也。內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萬人，而武臣萬戶以上即腰金，計亦不下萬人。至於邊帥緹綺，冒功邀賞，腰玉者又不知其幾也。”
另一方麵，人們內心深處壓抑不住的審美追求終於取代了對那種單調服製的服從，感性戰勝了理性。人們開始在追求服裝多樣性的同時，追求突出個性的打扮，以新奇獨特為時髦，一改以往的單調與統一，呈現出複雜多樣的趨勢，不僅色彩豔麗，款式複雜，而且裝飾新穎，用料考究。僅以頭飾為例，晚明婦女的發式變化多端，楊用晦在其《冠約》中說：“婦人之髻，時樣屢易，有金髻、銀髻、珠髻、玉髻、發髻、翠髻、字髻等，”又說“婦人之髻，越變越新，或曰鬆頭，又為精頭，又為垂發，頭有一歲而三易新樣者。”顧起元的《客座贅語》則對晚明時代南京婦女的各種裝飾有更詳細的記載：
今留都婦女之飾，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婦服之，古謂之副，又曰“步搖”。其常服戴於發者，或以金銀絲，或馬尾，或以紗帽之。有冠，有丫髻，有雲髻，俗或曰“假髻”。製始於漢晉之大手髻，鄭玄之所謂“假”，唐人之所謂“義髻”也。以鐵絲織為圜，外編以發，高視髻之半，罩於髻，而以簪綰之，名曰“鼓”，在漢曰“翦犛”，疑類於《周禮》之所謂“編”也。摘遺發之美者縷束之，雜發中助綰為髻，名曰“頭發”，《詩》之所謂“鱬”也。長摘而首圜式方，雜爵華為飾，金銀、玉、玳瑁、瑪瑙、琥珀皆可為之，曰“簪”。其端垂珠若華者，曰“結子”，皆古之所謂“笄”也。掩鬢或作雲形，或作團花形，插於兩鬢，古之所謂“兩博鬢”也。花鈿戴於發鼓之下，古之所謂“蔽髻”也。耳飾在婦人，大曰“環”，小曰“耳塞”，在女曰“墜”，古之所謂“耳”也。塞即古之所謂“調”也。以小花帖於兩麵三刀眉間曰“眉間俏”，古玩謂之“花子”，一曰其製自古之玄的、龍為之窻也。飾於臂曰“手鐲”。鐲，鉦也，《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形如小鍾，而今沿用於此，即古之所謂“釧”。又曰“臂釵”，曰“臂環”，曰“條脫”，曰“跳脫”者是也。金玉追煉約於指間曰“戒指”，又以金絲繞而箍之曰“纏子”，即繁欽詩之所謂“約指一雙銀”也。以金珠玉雜治為百物形，上有山雲題、若花題，下長索貫諸器物，係而垂之，或在胸曰“墜領”，或係於裾之要曰“七事”。又以玉作癿，係之行步聲趚然，曰“禁錮步”。皆古之所謂“雜癿”也。古取其用，今取其飾也。金玉珠石為華爵，長而列於鬢傍曰“釵”，古一謂之“笄”。齊、梁間始有花釵、金釵之名，而實始於漢，前此未之有也。其差小於釵者曰“掠子”，或謂即古“搔頭”義取掠發，疑有類於古之所謂“導”也。親迎婦登車，以彩帕或錦幅幕其首，其夫家行合巹禮，始揭去之，曰“蓋頭”，古名曰“貳”。北齊納後禮有所謂“加貳”、“去貳”者，此也。
晚明不僅婦女頭飾如此豐富多彩，就是男子所帶冠巾的款式也變化多端，“南都服飾，在慶、曆前猶為樸謹，官戴忠靜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來，殊形詭製，日異月新。於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夥，有漢巾、晉巾、唐巾、諸葛巾、純陽巾、東坡巾、陽明巾、九華巾、玉台巾、逍遙巾、紗帽巾、華陽巾、四開巾、勇巾。巾之上或綴以玉結子、玉花瓶，側綴以二大玉環。而純陽、九華、逍遙、華陽等巾，前後亦兩版，風至則飛揚。齊縫皆緣以皮金，其質或以帽羅、緯羅、漆紗，紗之外又有馬尾紗、龍鱗紗，其色間有用天青、天藍者。至以馬尾織為巾，又有瓦楞、單絲、雙絲之異。於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極矣。足之所履，昔惟雲履、素履，無它異式。今則又有方頭、短臉、鞋、羅漢趿、僧鞋，其跟益務為淺薄，至拖曳而後成步，其色則紅、紫、黃、綠，亡所不有。即婦女之飾，不加麗焉。嗟乎！使誌五行者，而有徵於服妖也。折上之巾，露卯之屐，動關休咎，今之巾履，將何如哉！”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任意選擇或創造各種新的樣式。
到了晚明之時，人們已經形成了一種新的審美趣味，即充分發揮自己的審美想象力並利用各種藝術手法來裝飾自身，把自己打扮得絢麗多彩。除了絢麗多彩的服裝外他們還利用裝飾品、化妝術來增加自己的美麗。同時這些身著錦衣華服、頭飾金銀珠翠的男女人群，也把晚明已經十分熱鬧興盛的城市麵貌裝點得更為繁華。晚明小品作家們常常情不自禁地用其生花之筆記錄下這些讓他們感動與自豪的城市美麗景觀，如“穿文德橋，兩岸畫閣朱樓，流丹勝綠，姹草植於楹，文石羅於幾席。翠袖淩波，雲鬟照水；青雀之舫，霞騰鳥逝。”
又如：“舟中望鍾山，翠色撲人衣袂，蓋雨後發其蔥茜故爾。時屬競渡之節，五色龍舟飛渡水滸，弄舟者多美少年。舟裝一色，分部角勝，簫鼓若沸，歌笑聲動天地。”
二 茶淫酒顛美食美味
飲食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從先秦開始，士大夫就非常講究飲食的色、香、味等方麵的相互和諧。從孔子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到《呂氏春秋·本味篇》，從蘇軾的《老饕賦》到李漁的《閑情偶記》、袁枚的《隨園食單》，士大夫對飲食文化中美食、美味、美器、美境的追求不斷提高，而晚明是一個追求物質享受與精神滿足的時代，在這方麵當然毫不遜色於前代，同時為後來人留下了不少寶貴的東西。晚明小品文直接記載了這方麵的情況。
晚明在飲食文化方麵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表現出日益講究精致、追求奢華的傾向。一方麵講究飲食品味成為士大夫階層的一種時尚，烹美食、製美器、享美味成為他們“入世膩情”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麵，競比飲食奢華的風氣，也在社會上流行起來。據皆春居士《食色紳言》記載：“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嚐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於沽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夫家皆然，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金屬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嚐數月營聚，然後發書，風俗頹弊如是。公在洛文潞公範忠宣公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詩雲，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惜富養財，有補風化不小。”《五雜俎》中形容得更為生動：“今之富家巨室，窮山之珍，竭水之錯，南方之蠣房，北方之熊掌，東海之鰒灸，西域之馬奶，真昔人所謂富有四海者，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不能辦也。”可以看出，講究吃喝排場的鋪張之風達到了何等程度。
既求精求鮮，又求貴求異是明代士大夫對飲食生活的品味和要求。前者體現在他們對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深刻理解與高度發揮上。明人對於各種美食美味的琢磨研究可以說達到了前無古人的高度。他們不僅對每一種食物、酒、茶的原料的味道、口感、產地、烹飪方法、食用季節了如指掌，而且特別講究餐飲時的餐具、環境、人物、氣氛的和諧一致。
費元祿的《晁采館清課》可以說是一部晚明士大夫生活的“寫真集”，真實地記錄了他這位“晁采館主人”及其友人閑居生活的各個方麵，當然也包括他對飲食烹飪的看法，如其中說：“山居雖遠兼味，而頗饒清給。吾於蓮屬取其房實，藕之甘；菱屬取其茨之溫，藻之秀；木屬取其筍之韻，菰之妍；菜屬取其蓴之香，葵之恬，芋之滑，又桂可膏，菊可苗，梅可醫，佐以鯉烹脯。談農圃而話琴書，偃褰日夕，以樂盛世，即大官之奉何以逾此。”其飲食之精之細之有滋有味，可見一斑；非但如此，一年之中，每個季節有什麼時鮮的菜蔬、瓜果、茶酒、海鮮，他們也絕不會錯過，配合時令賞花閱景、品嚐時鮮，也是經過精心安排的，讓我們看看其一年生活的日程安排：
正月歲節 家宴立春日春 盤人日踏青 大人生朝家宴 上元賞燈大正堂賞紅梅 擊壺軒賞素梅
二月社日社飯 望湖樓看新柳 甲秀園臨湖賞絳桃花 花朝撲蝶 寄傲軒賞玉蘭花南園看水仙花夾鏡坡觀菜花
三月上巳泛舟 寒食郊遊寄傲軒賞長春花 平岡山掃墓 後湖觀桃柳 天香亭賞辛夷花 含英堂賞芍藥花 西園賞牡丹含 英堂看滇茶 環翠亭觀筍 南園門紫荊繡球花 石山賞垂絲海棠 九石山房試茶
四月八日清齋 園亭鋤草 九石港放生 梧亭觀桐花 晁采湖觀新荷 擊壺軒看青梅 鬆林聽黃蔦 峨嵋山采青精草 九石港觀漲
五月五日泛蒲 九石港觀競渡 南園觀楊梅石山賞榴花烹新騖
六月長白洞避暑 晁采湖賞荷花浮爪雪藕 攜家姬采 蓮鬆林納 涼九石山房看蘭花 清湖濯足聽桔槔
七月七夕乞巧 搗鳳仙花 既望泛舟 甲秀園摘葡萄 觀獲 食新家宴 中元看放水燈 港西洋朝神 心遠堂鬥蟋蟀 秋水齋聞蟬
八月中秋賞月 天香亭賞桂花 月夜調鶴鬆林步月
九月九日峨嵋山登高 白雲軒賞菊 晁采湖賞芙蓉 永綏堂賞菊花酒 平岡山掃墓 萬鬆樓聽鬆濤
十月劉林看丹楓 賞鯿魚 相思河送友人南歸
十一月冬至家宴 生朝家宴 食蟹 南園看橘含英堂賞白山茶
十二月望湖樓賞雪 跨驢探梅 峨嵋山踏雪 閨中圍爐 廿十四日祀灶 除夜守歲
且不說賞花、觀景、泛舟、登高、聽鬆、望月、鬥蟋蟀、撲蝴蝶這些各個季節中魅力無窮的活動，就是這元旦開家宴、三月試新茶、五月烹新鶩、六月嚐新藕、七月摘葡萄、食新家宴、九月品菊花酒、十一月食蟹的精心安排，也隻有對生活充滿極度熱愛的人，才能夠如此，而這還不是一個專門用於飲食的日程。
張岱在晚明士大夫中“好吃”是出了名的，這一點源於其家傳。其祖父張汝霖著有《饔食》一書，並且曾在杭州與友人包涵所、黃汝亨等人成立了一個“飲食社”，專門討論飲食之事。這一點在張岱的《老饕集序》中有描寫：“餘大父與武林涵所包先生、貞父黃先生為飲食社，講求正味，著《饔史》四卷，然多取《遵生八箋》，猶不失椒薑蔥。用大官炮法，餘多不喜，因為搜輯訂正之。”張家到了張岱之時已經家道中落，但張岱的美食興趣比起其祖父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正因為如此他才將祖父的《饔史》重新搜集訂正而編纂了《老饕集》。從張岱《方物》這則小品中可以看到在其國破家亡之前他幾乎吃遍了當時天下、尤其是江南的美食美味：“越中清饞無過餘者，喜啖方物。北京則蘋婆果、黃鼠、馬牙鬆，山東則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則福橘、福橘餅、牛皮糖、紅乳腐，江西則青根、豐城脯；山西則天花菜；蘇州則帶骨鮑螺、山楂丁、山楂糕、鬆子糖、白圓、橄欖脯，嘉興則馬交魚脯、陶莊黃雀，南京則套櫻桃、桃門棗、地栗團、窩筍團、山楂糖，杭州則西瓜、雞豆子、花下藕、韭芽、玄筍、塘棲蜜橘，蕭山則楊梅、蓴菜、鳩鳥、青鯽、方柿；諸暨則香狸、櫻桃、虎栗，嵊則蕨粉、細榧、龍遊糖，臨海則枕頭瓜；台州則瓦楞蚶、江瑤柱，浦江則火肉；東陽則南棗，山陰則破塘筍、謝橘、獨山菱、河蟹、三江屯蟶、白蛤、江魚、鰣魚、裏河。遠則歲致之，近則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為口腹謀，罪孽固重。但由今思之，四方兵燹，寸寸割裂，錢塘衣帶水猶不敢輕渡，則向之傳食四方，不可不謂之福德也。”此外，張岱還有其他一些描寫當時美食、美味及當時飲食文化生活的小品文章，如《禊泉》、《蘭雪茶》、《閔老子茶》、《乳酪》、《張東穀好酒》、《蟹會》、《露兄》等，其中大部分是他在《陶庵夢憶》中對往昔生活的回憶。
晚明人對飲食的精益求精還表現在他們對飲食的挑剔品味和熱衷之上，有不少人甚至愛之成癖，尤其茶與酒是士大夫最為鍾情的，愛之成癖的人也非常多，許多人還把他們品茗酌酒的體驗寫成書。以茶為例，徐渭有《煎茶七類》，陸樹聲有《茶寮記》，張大複有《茶說》、《煎茶》、《試茶》、《茶》等、夏樹芳有《茶董》，張岱有《茶史》，屠本有《茶笈》，許次行有《茶疏》，文震亨有《香茗》，萬邦寧有《茗史》。此外劉基的《多能鄙事》、宋詡的《竹嶼房雜部》、高濂的《遵生八箋》、屠隆的《考餘事》、謝肇膌的《五雜俎》等著作中都有對茶的專門記載與描寫。也有一些小品文記載了當時一些嗜茶成癖的人的故事，如費元祿《晁采館清課》記載了作者與其友嗜茶、品茶的事跡：
孟堅有茶癖，餘蓋有同嗜焉。異時初至五湖，會使者自吳越歸，得虎丘龍井及鬆蘿以獻。餘汲龍泉石英鍾井烹之，同孟堅師之叔品彈射，益以武夷雲霧諸芽，輒鬆蘿虎丘為勝，武夷次之。鬆蘿虎丘製法精特，風韻不乏。第性不耐久，經時則味減。耐性終歸武夷，雖經春可也。最後得蒙山，瑩然如玉，清液妙品，殆如金莖，當由雲氣凝結固耳。予所飲過三十杯，孟堅叔氏俱不能予十之一，則陸處士廬同輩焉得擅其勝乎。孟堅又以虎丘比閨房之秀，蒙頂故是林下風致，知言矣。蒙故蜀道雅州，今獨行魯之龜蒙，要自不可曉也。
品茶對於士大夫來說已不僅僅是滿足生理需求的行為，而具有了舒暢胸懷、愉悅心情的精神作用。如文震亨所雲：“香茗之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隱，坐語道德，可以清心悅神。初陽薄暝，興味蕭騷，可以暢懷舒嘯。晴窗榻帖，揮麈閑吟，篝燈夜讀，可以遠辟睡魔。青衣紅袖，密語談私，可以助情熱意。坐雨閉窗，飯餘散步，可以遣寂除煩。醉筵醒客，夜雨蓬窗，長嘯空樓，冰弦戛指，可以佐歡解渴。”可見茶之效用既有遠辟睡魔、佐歡解渴等適宜人之生理的作用，更有清心悅神、暢懷舒嘯、助情熱意等精神作用，且顯然明人更重視的是後者。張大複把品茶與愛山水、讀書、學佛、好色並列，說明無論喜好何物，都應該了解其性情，用他的話來說即所謂“善淫”，他說：“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愛山水而不會其情，讀書而不得其意，學佛而不破其宗，好色而不飲其韻，甚矣，夫人之不善淫也！”
明人愛茶，不僅講究茶本身的種類，而且講究烹茶的方法，在他們看來，品茶應該品其本身之香味，而不應該其他東西代替或掩蓋其本味，這一點與中國飲食文化中講究本味、真味的傳統是一致的。屠隆《考餘事》中說：“茶有真香，有真味，有正色，烹點之際不宜以珍果香草奪之。奪其香者鬆子、柑、橙、木香、梅花、茉莉、薔薇、木樨之類是也；奪其味者番桃、楊梅之類是也。凡飲佳茶，去果方覺清絕，雜之則無辨異。若必曰所宜，核桃、榛子、杏仁、欖仁、菱米、栗子、雞豆、銀杏、新筍、蓮肉之屬，精製或可用也。”徐渭在談到品茶時也說：“先滌漱，既乃徐啜，甘津潮舌，孤清自縈。設雜以他果，香味俱奪。”中國古代飲食文化中對飲宴的環境氣氛非常重視，設若是逢年過節、好友相會、家逢喜事，講究飲食氣氛的熱烈歡快。但品茶時卻不能如此，如陳繼儒所言：“獨飲得茶神，兩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
酒文化與茶文化一樣，是中國傳統飲食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士大夫專情的一個方麵。晚明士大夫對酒的嗜好之強烈在許多小品文中可以看到。別的不說，連根本不勝酒力的袁宏道還專門寫了一個論酒的小品集《觴政》來談飲酒之道，其中從飲酒之吏、徒、容、宜、遇、候、戰、祭、典刑、掌故、刑書、品第、杯勺、飲儲、飲飾、歡具等十六個方麵把飲酒之人、飲酒之時、飲酒所宜、飲酒之器具、對酒的品味等飲酒之道說得新鮮有趣，反映出晚明人對飲酒之道的講究。如他認為飲酒之道有五合十乖：“飲有五合，有十乖。涼月好風，快雨時雪，一合也。花開釀熟，二合也。偶爾欲飲，三合也。小飲成狂，四合也。初鬱後暢，談機乍利，五合也。日炙風燥，一乖也。神情索莫，二乖也。特地排當，飲戶不稱，三乖也。賓主牽率，四乖也。草草應付，如恐不竟，五乖也。強顏為歡，六乖也。革履板折，諛言往複，七乖也。刻期登臨，濃陰惡雨，八乖也。飲場遠緩，迫暮思歸，九乖也。客佳而有他期，妓歡而有別促，酒淳而易，炙美而冷，十乖也。”又如他認為即使醉酒，也要醉得有味道、有氣氛、有詩意：“凡醉有所宜。醉花宜畫，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潔也。醉得意宜唱，導其和也。醉將離宜古缽，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加觥盂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一雲：醉月宜樓，醉暑宜舟，醉山宜幽，醉佳人宜微酡，醉文人宜妙令無苛酌，醉豪客宜揮觥發浩歌，醉知音宜吳兒清喉檀板。”可見晚明士大夫對飲酒之事的講究。自認為“生平無酒才，而善解酒理”的張大複在其《梅花草堂筆談》之中也寫下了諸如《試酒》、《讀酒經》、《易醉》、《醉生》、《酒政》、《醉語》等有關飲酒生活的小品，其中《酒政》一篇是他讀袁宏道《觴政》後的體會與補充。鍾惺有小品《題〈酒則〉後四條》，寫出了飲酒之神、氣、趣、節四方麵的樂趣與忌諱。而瀟灑風流的陳眉公偏偏也是個“餘不食酒，即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諳酒中風味”之人。他在小品《書酒癲》中說：
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憨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裏無寸草。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畢忘盜，未忘甕；劉忘埋，未忘鍤。俗人治生，道人嚐死。聖賢之教，生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如？樂天不雲乎：“吾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陳繼儒確實頗為明了飲酒的妙用，喝得半醉半醒時那種“如憨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裏無寸草”的感覺，的確是能夠使人一醉解千愁、忘卻人世間的憂慮煩惱的好方法。自古以來中國文人愛酒，是因為酒能助興，“李白鬥酒詩百篇”成為千古佳話。酒能刺激人的藝術創作與欣賞的靈感是無可否認的，對於這一點晚明人也是有體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