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經過近十個月的緊張籌備，中國財政學會和中國會計學會成立大會暨第三次全國財政理論討論會於1980年1月在廣東佛山成功舉辦，許毅被推選為副會長兼秘書長。這是改革開放後中國財政學會主持召開的第一個大型理論研討會，主要討論了社會主義財政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財政分配結構對經濟結構的能動作用、財政在國民經濟綜合平衡中的地位和作用、財政如何運用國民經濟核算方法達到提高經濟效果的目的、國家與國有企業的財務關係、國家與集體經濟之間的分配關係等問題。1983年5月在中國財政學會年會暨第六次全國財政理論討論會上，許毅作了學會第一屆理事會工作報告。他回顧了中國財政學會的工作和理論成果，提出要把財政基礎理論的研究與對經濟規律體係、經濟管理體係、經濟杠杆體係的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在財政科學的宣傳和普及工作方麵，要進一步辦好學會發行和內部發行的各種刊物，加強學術活動的宣傳報道，編輯和出版普及性的知識讀物，有計劃地舉辦各種形式的財政科學講座，並逐步創造條件，開展財政隊伍的培訓工作。在組織建設方麵，他要求進一步加強各級財政學會的工作，各個城市都成立財政學會，加強學會與各級財政科研機構的聯係和合作，促進科研機構建設。許毅的講話，為中國財政學會成立後的各項建設奠定了基礎框架。
作為中國財政學會的主要領導者之一，許毅不僅顯示出大家風範，還表現出了卓越的組織才能。不少人讚譽他既是一位嚴謹的學者，又是一位善於團結各方人士、搞“五湖四海”的社會活動家。他像磁石一般將財政科研戰線各方麵的力量吸引到一個中心組織的周圍。在他的推動下，從1980年9月起，中國成本研究會、經濟杠杆研究會、財政基礎理論研究專業委員會、企業財務研究專業委員會、中青年財政理論研究會、財政史研究專業委員會、外國財政研究專業委員會、民族地區財政研究專業委員會、城鎮財政研究專業委員會和旅遊地區財政研究專業委員會、中國稅務學會、中國投資學會等各種專業性的學會和研究會相繼成立。
此外，在許毅等老一輩財經專家的共同努力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先後建立起財政科學研究所（室）和財政學會，部分地、市、縣也成立了財政科學研究機構和學會組織，改變了過去那種財政學科研的落後狀態並初步形成了財政科研體係。中國財政學會並被選為全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的團體常務理事。到1985年底，全國已有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分別成立了財政學會和會計學會。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現已有地區性的財政學會1071個，會計學會和研究會420個。
在財經科研戰線的領導崗位上，許毅堅持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主義，主張海納百川，量才使用。對於人才，他一向大膽放手任用，並切實關心他們在工作生活中的實際困難，積極為他們排解後顧之憂，以便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科研事業上來。在生活中，他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既愛憎分明，又平易近人，非常富有親和力。我國財政科研領域有今天蓬勃發展、百家爭鳴的局麵，與許毅傾注的大量心血是分不開的，人們既崇尚他的組織才能，又欽佩他光明磊落的為人，都親切地稱他是財政科研戰線的“司令”。
◆ 創建財經高級人才培養體係
許毅認為，財政部門是一條重要戰線，需要千萬個經過嚴格基本訓練、學識淵博的優秀接班人，財政科學研究所不僅要出成果，更重要的是要出人才。1978年國家恢複了培養研究生製度之後，他就建議在財科所內設立研究生部，這項建議立即得到部領導的支持。許毅、楊紀琬、陳寶森、黃菊波、李海等成為財科所研究生部第一批研究員兼研究生導師。1981年，許毅又成為第一批經濟學博士生導師，還被選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經濟學科評議組成員。
培養研究生是一個新課題，過去沒有經驗，因此許毅十分重視向其他部門學習經驗，同時也非常重視在實踐中摸索經驗，以便闖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和業務部門要求的新路。過去培養研究生比較重視向學生傳授係統知識，許毅認為這是必要的，但研究生畢竟與本科生不同，他們應當更多地獨立思考，具有獨立進行調查研究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他要求在碩士研究生的三年學製中，必須擠出相當時間讓研究生和導師一起實習，學會獨立進行調查研究，解剖麻雀，寫調查報告進行理論探索的本領。這也是一個導師和研究生增加相互了解，便於導師針對具體對象言傳身教的好機會。起初有些學生對這種做法感到不能適應，不把這種實習看做學習，而是看做服務和額外負擔。但是經過實踐之後，他們開始嚐到了甜頭，感到這是提高研究生研究能力和認識水平的好辦法。
對研究生的課堂教學，許毅讚成啟發式，反對灌輸式。他認為，對研究生不能像對小學生那樣施加約束，應當讓他們思想非常活躍，敢於提出問題，勇於向導師質疑。在學術思想上，許毅反對封閉式的近親繁殖，主張研究生到社會上去經風雨見世麵，讓他們更多地接觸不同流派的思想，由他們自己做出誰是誰非的獨立判斷。
許毅對研究生的培養是不惜精力的。除了給研究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為他們盡可能提供在國內、國外進行調查研究和實習機會之外，還對研究生做耳提麵命的耐心指導。為了使研究生學會寫論文，他不知花了多少時間，不厭其煩地與之談話，指出他們的缺點和改進方向，他這種循循善誘的精神，深為受益者所感佩。
在許毅正確辦學思路的領導下，財科所的研究生部發展迅速，由1978年僅招有5名研究生，擴展到如今每年招生近200人。他傾注極大心血培養的碩士生、博士生，如今幾乎遍布全國。他們有的繼續從事財政經濟理論研究並成了學有所成、園丁遍布的專家，有的成為國家經濟主管部門和大型企業的業務領導。很多人由衷地感歎：許毅教授的財富不僅是他在學術和政策研究方麵的突出貢獻，還包括那些活躍在各條戰線、各個崗位並且頗有建樹的學生。
實施開放交流，為財會改革打好基礎
許毅很早就意識到對外開放、引進外資不能隻靠優惠政策，更主要的是要建立一整套符合國際慣例、有中國特色的穩定的會計、稅收法律製度。他提出，應當建立與國際同行的信息溝通渠道，在時任國務委員張勁夫和國務院進出口委員會主任周建南，副主任汪道涵、江澤民的支持下，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社會活動。
這一時期，為了研究引進外資、引進先進科學技術的涉外政策，許毅在進出口委員會的領導下，首先同美國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取得聯係，邀請了一批美國的著名學者來華講學，並由中國財政學會出麵，在大連舉辦了一次國際稅收研討會。隨後，許毅又與楊紀琬教授一起，以中國財政學會和中國會計學會的名義，向國際著名的八大會計公司了解有關國際稅收、注冊會計師驗資、審計等國際通行做法。1979年他與楊紀琬一起，在財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開始招收西方會計碩士學位研究生，1983年起招收博士學位研究生，培養了一批高級會計人才。
為了向美國企業界係統介紹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和來華投資的法律、稅收、會計等有關政策、製度、規定，1981年7月，許毅經進出口委員會、財經委、財政部的批準，牽頭組成專家代表團去美國訪問和宣傳。在美期間，許毅一行出席了由美國經濟界、企業家參加的“中國投資問題”報告會，許毅就中國投資的問題、條件、環境、政策作了總報告。回國後，他同楊紀琬、劉誌誠等共同努力，在國內舉辦了一係列西方會計、稅法講習班，協助有關部門派送了幹部和研究人員到八大會計公司實習，為我國的財會製度和稅收製度改革做了相應的人才準備。
許毅很早便認識到，獨立、客觀、公正的會計師事務所及注冊會計師製度對維護社會主義經濟秩序、促進改革開放的重大意義。1981年冬，他協同楊紀琬在福州市召開了第一次關於在國內創辦會計師事務所的研討會，並於次年共同發起、創建了以薛寶鼎、經叔平、許毅、楊紀琬、葛家澍、王傳綸等19位專家級董事為代表的中國財務會計谘詢公司。1983年10月，中國注冊會計師法頒布後，在公司領導下，又成立了中華會計師事務所和中華標準賬簿發行部，同年即創造了中華會計師事務所群體，擁有海南、深圳、蛇口、上海、武漢、大連等6家成員所和12家聯營所。1992年，公司下設“華正軟件開發公司”、“華信評估公司”、“華實會計用品公司”和“中華會計培訓中心”，到1995年，“中華群體”已發展到25家，許毅被推舉為群體理事會的理事長。他和楊紀琬等一道，為創建、培植中國最大、人才最多、水平最高、信譽最好的中介機構，而成為中國財務會計谘詢事業的開拓者之一。
與時俱進，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忠誠戰士
“文革”逆境中堅持學習，八年“改造”上境界
20世紀60年代，正當許毅初步建立起財政科學研究隊伍，努力構建有中國特色的財政經濟理論框架時，“文革”開始了，財政科研所被撤銷，許毅本人也遭受了長期迫害。1966年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後，他被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成了財政部第一個被揪出來批判的對象；他在白區工作的一段特殊經曆，又被人顛倒黑白地誣蔑成“國民黨特務”。這種疾風暴雨式的政治衝刷，使許毅從財政科研的領導崗位淪落到社會最底層。
長達8年之久的勞動改造，並沒有使許毅沉淪，他冷靜地思考著人生與社會，思考著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成功或失誤的深層原因。出於對黨的無限忠誠和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堅定信仰，他對於自己的遭遇並無怨言，但對於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為什麼能有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進行“改朝換代”的庸俗權勢鬥爭的空間感到迷惑。經過痛苦的思考，許毅不得不承認自己所熱愛的黨正在重犯曆史上犯過的錯誤，對於一位堅信馬列、堅信毛澤東思想、堅信共產主義事業、熱愛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者來說，這是比自己遭到不公正待遇更為痛苦的事。“文革”結束後，經過反思他得出結論認為，“文革”是一次舊社會思想殘渣泛起的全麵反映，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動，對於這場浩劫應當采取馬列主義的正確態度認真總結，從而擺脫傳統落後觀念的束縛，隻有這樣才能真正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從此，他更堅定了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絕不動搖的決心，也更堅定了用財經研究為黨和國家的前途開辟道路的前進方向。
在幹校8年生活期間，體力勞動之餘，許毅對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進行了深入研究，通讀了《資本論》第四卷中所係統闡述的剩餘價值理論。對經典著作的攻讀，結合現實生活的思考與感悟，不僅使他對經典作家的立場、觀點、方法諳熟於心，並且學會了運用唯物辯證法這個銳利武器洞察和剖析社會經濟現實，並自覺地遵循科學的認識過程創立自己的理論和學說。八年中哲學思維的積累讓許毅在思想認識上達到了一個嶄新的境界，這為他在“文革”後複出工作時在經濟理論研究中獨樹一幟，在若幹領域做出重大貢獻，奠定了重要而堅實的基礎。
新時期堅持反對教條主義和“全盤西化”
改革開放後，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變遷和國內經濟建設的開展、各項改革開放措施的實施為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綜合國力的提高創造著有利的條件。然而，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造成的傳統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以及我國以資本為紐帶、大力發展民營企業等深化改革措施的到位，讓一些人對於我們自己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進方向產生了一些不必要的疑慮，也引起了許多爭論，還有一些人則對馬克思主義的崇高價值、指導意義及其在我國的科學實踐作用產生了懷疑和動搖。在國內思想領域中產生這樣一些模糊乃至錯誤認識的同時，伴隨著蘇東劇變以及西方發達國家仍在不斷發展著的物質文明，西方資產階級陣營不斷歡呼“抗衡資本主義的社會體製已經完全退出了世界舞台”，馬克思主義已經“徹底崩潰”、“壽終正寢”。同時，隨著冷戰的結束，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國家以全球化為借口大搞霸權主義、單邊主義，為了遏製中國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它們還不斷地散布“中國威脅論”。
對於以上國際國內的客觀實際，國內理論界的某些學者不是用自己的頭腦加以清醒地分析認識，而是隨波逐流，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體係的科學性以及生命力產生了懷疑。建設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以來，一些人通過簡單地對比我國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差距，得出了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膚淺結論，進而否定過去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通過暴力革命取得政權的道路，一些人有意無意地以“與世界接軌”和“體製轉軌”為借口，主張廢除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一元領導地位，不顧我國國情，盲目引進西方各種政治、經濟、社會理論，主張與馬克思主義“平等競爭”，借所謂“民主自由”的口號發展“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另一方麵，與之相對的是，有很多學者麵對著突然向世界敞開的大門，逐步陷入了教條主義者的泥潭，對種種改革措施和新生事物一概持反對態度，認為是脫離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修正主義。最典型的是，當前社會上有很多人對黨中央提出的在現階段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的路線精神不理解，他們驚呼公有製地位正在不斷遭到削弱，我們無產階級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正在不斷變色。
針對社會上這些理論上的模糊認識，許毅認為，首先應當明確的是，以上的種種模糊認識屬於我們內部一些人的認識問題，這與帝國主義者別有用心的和平演變不同，因此要加以區別對待，並要從思想認識上加以徹底澄清。他主張，必須結合時代特點對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加以全新認識，並對思想領域內存在的問題進行及時的正本清源，進而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來統一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否則即使在建設領域能夠暫時取得一些成就，最終也會因為指導思想的錯誤而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偏離其應有的發展道路，更談不到建設和諧社會、實現共產主義這些偉大戰略目標的實現。
對於抱有僵化的馬列主義教條思想的人來說，他們頑固地認為公有製的發展越純越好，任何使之實現形式多樣化的做法都是修正主義的表現。對此許毅認為，有商品經濟存在，允許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有差別存在，交換中必然會存在不平等，但這與《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無產階級消滅私有製的曆史使命並不矛盾。因為消滅私有製是無產階級在遙遠未來的最高綱領和終極目標，其實現前提是三大差別的消失以及三個大大的實現，所有這些都是社會主義發展到成熟階段的產物。在小生產沒有得到徹底改造之前，不能達到各取所需，私有製也無法消滅，更不能盲目追求所謂“一大二公”，這就為我們提出了正確認識和處理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關係的任務。馬克思主義奮鬥的最終目標即最高綱領是消滅三大差別，實現共產主義，從而實現全人類的解放。但在現階段，我們必須從最低綱領做起，完成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當完成的現實任務。我們奮鬥的最低綱領是改造小生產，從而實現生產的社會化和現代化，在此過程中需要努力探索公有製的各種有效實現形式，特別是注重發揮股份製對於公有製不斷發展壯大的積極作用，從根本上說這個前進的方向與最高綱領的奮鬥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我們既要把實現最高綱領作為長遠的目標，又必須在現階段以最低綱領作為建設手段，隻有這樣才能避免過去建設實踐中曾經出現的種種“左”的錯誤。鄧小平理論中提出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三個有利於、四項基本原則、兩個大局三步走的戰略思想和任務，就是近一百年內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過程中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辯證統一的完美結合。
許毅認為，過去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目光更多地放在了馬克思提出的共產主義宏偉遠景上，而對於如何在經濟落後的社會現實基礎上達到這一宏偉目標則缺乏足夠的認識或抱有一些急躁情緒，片麵地把消滅私有製當成了檢驗社會發展階段的惟一標準，認為實現了“一大二公”就是實現了社會主義。當前，為了徹底排除教條主義和“全盤西化”思潮的擾亂，真正貫徹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指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道路，許毅特別主張要認真閱讀領會並科學實踐馬克思所提出的過渡期理論。
許毅還認為，反對那些脫離我國實際國情，主張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發展經驗的錯誤認識必須從實事求是的原則出發，與時俱進，洋為中用，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以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在借鑒西方先進的經濟管理方法的同時，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體製建設的發展道路。
他認為，學習西方先進的經濟管理經驗，可以提高我國的經濟管理水平。但西方的經濟學理論是建立在資本創造利潤的價值觀之上，它是在資本的統治下為資本利潤最大化服務的，存在著很大的缺陷，很難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西方古典經濟學最大的貢獻是發現了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但同時又犯了從現象出發的錯誤，混淆了現象與本質之間的區別，因而在勞動創造價值論的同時，又陷入了資本、土地、勞動創造利潤的混合論。
近現代西方經濟學發展了數理經濟和模型，分析所運用的實證分析法模式設置的條件都是以假設為前提，而有些假設甚至是理想化的，如果不加以區分拿來就套上，必然會使理論和研究都陷入歧途。因為現實條件並不具備，假設的理論不能描繪現實，隻會使自己迷惑了自己。西方經濟學混淆了本質與現象，把一切都作為投入，因而一切都以投入產出的資本保值增值為固定模型，以致弄不清分配與流通的關係，一切如借用到我們這裏就混淆了資本支出與貨幣支出的關係、效用與增值的關係。
許毅尤其主張，必須堅決反對三次分配的資產階級分配觀念。所謂三次分配是指以企業分配為第一次分配，國家分配為第二次分配，以按所謂人道主義的社會慈善行為進行的募捐為第三次分配，這種觀點實際上是為資本的剝削進行辯護，鼓吹剝削有功論。因為社會慈善行為的資金絕大多數來源於資本的剝削，資本家通過慈善事業的手段來分配剝削的財產是不可能實現社會共同富裕的，隻能實現資本主義永恒論，與馬克思主張的全人類的解放差距甚遠。
主張理性剖析和麵對當前存在的資本剝削、貪汙腐敗現象
許毅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假冒偽劣、製假售假以及腐敗等現象確實一時難以從市場經濟中得到根除，這也驗證了馬克思所說的資本的肮髒是一種難以完全避免的曆史現實。而現階段我們的社會中也客觀存在著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的現象，這是先富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必然要經曆的階段，對此要有正確的認識，不能大驚小怪。這些問題隻有在經濟獲得了更大發展，市場關係更加發展壯大之後才能得到根本解決，關鍵在於上層建築應當利用財政、金融手段對各種資源進行主動的宏觀配置，不能放任自流。而當前我們必須對這些不法現象進行嚴格的控製，將其限製在不足以對我們的市場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製度構成破壞和威脅的範圍之內。
對於非公有製而言，我們的社會主義允許其存在資本剝削的現象，但這種剝削是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受公有製經濟製導的，其程度和範圍都受到國家和法律的嚴格控製，從其所占比重和程度上看都不占主體地位。我們利用資本，是為了發揮其對小生產進行革命性改造和發展生產力的能力，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所不可逾越的道路，是必須承認的。這是問題的主要方麵，在此過程中，不可能存在著既發揮資本的積極效力又完全避免其消極作用的情況。因為“隻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隻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和剝削。隻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在我們的建設中，一切問題都要做到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可以說，在我們社會主義的一定範圍內之所以允許存在資本剝削的現象，其目的就在於未來最終徹底地消滅剝削。
從根本上說，要根除腐敗、剝削等消極現象，要避免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必須依靠經濟的發展，在發展中縮小差距，既要保護資本的合法權益，同時也要限製資本的獲利程度，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在這方麵必須做到與時俱進，不能不分情況一概而論，從而停滯不前。為了避免資本剝削的消極作用，保護廣大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現階段國家必須在保護合法的私有經濟合法獲利的同時通過建立和完善各種勞保製度、社會保險製度的方式來保護勞動者的權益。這是科學發展觀在經濟建設方麵的具體體現，也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道主義的具體表現。
堅持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動搖，完成好社會轉型期的曆史使命
針對當前社會中存在的信仰缺失，道德缺失，主張一切向錢看的錯誤思潮，許毅認為必須從上層建築方麵主動加以領導，在全社會範圍內掀起信仰馬克思主義、學習馬克思主義、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新風尚，從而完成好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使命。
有的學者認為，轉型是一個經濟市場化的過程，包括個人自由經濟權利的建立、市場交換規則的確立與切實遵守等內涵。而許毅則認為，“市場化”不足以完整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和目標，準確的目標應當是實現生產乃至經濟的社會化。人類的發展方向就是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擴大和加深。馬克思畢生追求的事業是實現消滅私有製、實現三個大大，從而達到全人類的解放，使每個人都能獲得全麵、自由的發展。馬克思所說的解放，是指把人從受侮辱、受奴役的社會關係中解放出來，從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還給人自己”。這種解放不可能隻在一個國家單獨實現，必須在全世界各國、各民族獲得了普遍發展的基礎上全麵實現，當前的社會化、全球化正是這種全麵實現的必經之路。以公有製為本質特征的社會主義代表了社會化的前進方向。馬克思主義從來都是一種客觀真理，現在的問題是社會上的很多人失去了這一信仰，也失去了集體主義的信仰，極端個人主義統治了很多人的思想。沒有信仰必然導致無政府主義的混亂狀態，導致拜金主義、封建迷信和邪教的產生以及社會上的種種紛爭，因此當前建設的首要任務是重新在全社會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這個意識形態的核心。
許毅認為，我們當前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是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和四項基本原則前提下的變革，目的是通過改造不適應時代形勢的經濟體製來使我國的國民經濟獲得新的生機，並采取一切積極手段學習世界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和市場經濟建設經驗。在此必須牢記一個根本原則，那就是不同的社會製度之間可以往來，但是這種往來隻是在工商業和經貿往來的具體操作方式上的接軌，我們的改革開放也是在保證自身根本利益不受損害的前提下與國際通行的經貿“遊戲規則”的接軌，這屬於方法的轉變，屬於經濟運行製度層麵的接軌，而不是方向的轉變，在堅持社會主義製度這個根本製度問題上是不允許有任何改變和動搖的。
國家產生之後，在不同的曆史條件和經濟基礎之下，其具體職能是不同的。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有一定的生產力，就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在任何社會中，生產力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和多層次的，生產關係也是多樣的，是居於主體地位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區分出了不同的社會製度。我國是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作為統治階級——工人階級的代表，要真正成為政治上的統治階級，並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就必須“始終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所指的先進生產力，就是指社會主義的生產力以及和這種先進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也就是指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公有製經濟；最廣大人民就是指社會主義的統治階級，工農聯盟，包括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以及廣大知識分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但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同時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定位論的最好闡述。
許毅認為，我們的眼光不能僅僅局限於當前一時一事的發展，因為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從而使每個人都能獲得全麵、自由的發展。這種解放不可能隻在一個國家單獨實現，必須在全世界各國、各民族獲得了普遍發展的基礎上全麵實現，社會化、全球化的發展正是這種全麵實現的必經之路。顯然，這個目標隻有在無產階級政權的領導下才能實現，當前由西方資本主義強權力量主導的全球化進程是不可能實現全人類解放的。在此過程中，我們要做的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發展生產力，實現生產社會化的全方位擴展，實現公權力對私權力的有效製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推動全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發展，並在盡可能的情況下將這種影響在世界範圍內不斷擴大。
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繼續向著對我國總體有利，局部不利的方向發展。一方麵，經濟總量的大幅增加，全球化進程的積極參與，外交戰略的節節勝利都為我國未來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另一方麵，國際霸權主義勢力絕不會坐視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不斷強大，它們必然會利用政治、經濟等種種手段擠壓我們的發展空間。在此條件之下，有計劃、有步驟地以我為主，實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任務更加成為一個現實而迫切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方麵要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互通有無，另一方麵又必須堅決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進行不懈的鬥爭，用多邊外交來戰勝單邊主義。
為此，許毅特別對軍事發展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係專門進行了研究。他認為，我國綜合國力的提高，科學發展觀的實現以及和諧社會的建設都離不開和平的環境，和平建設條件的獲得則必須依靠國防的鞏固。他特別強調馬克思有關“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學說在當前時期的重要意義，認為在階級社會中沒有強大的綜合國力就沒有統治力，國與國的關係，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強權政治的存在都是製約一國發展、綜合國力增強的阻礙因素。他主張，針對21世紀中國發展麵臨的國際、國內複雜多樣的形勢，為了及時化解來自各種勢力對我國經濟建設的阻撓，爭得一個較長的和平發展機遇期，從而實現既定的戰略目標，我國應當建立新型的軍事與經濟互動發展關係，盡量在一個時期內保持國家經濟建設需要的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需要樹立新時期的綜合安全戰略觀念，建立以保衛國家主權和安全為首要目的，以抓住機遇、和平發展為當前目標，以多邊外交為手段，以人民軍隊的強大威懾力為後盾的國防。他特別強調指出，在當今世界形勢下鞏固和發展國防並不隻是為了應對具體的外部威脅和戰爭，不能因為眼下我們不打仗就削弱國防，當前國家財政尤其要重點支持國防事業，因為從辯證法的角度看，國防力量越強，我們距離戰爭就越遙遠，這是保障和平發展的重要基礎。為此應當在國防科技領域進行具有一定超前性的研究，並在國防人才儲備和國防先進科技研究等方麵積極應對隨時可能出現的來自外部世界的挑戰。但同時他也辯證地認為，一方麵，人類的發展曆史已經表明，科學技術獲得的最新發展通常總是會首先運用到國防領域，進而再產生與社會經濟的互動作用，也就是說國防科技的研發速度通常會領先於其他領域的科技發展水平；但另一方麵，很多研究項目也具備實現民用的客觀條件，其研發代表著人類文明與科技的發展方向，因此需要劃分兩者的界限，在一定領域內倡導國與國之間的國防科工領域的協作。
許毅完全讚同毛澤東同誌在《讀蘇聯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的談話要點》中指出的：“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後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作為向著共產主義發展的過渡，社會主義是一個混合體，要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就是推動其發展的主觀能動力，這是社會主義上層建築區別於資本主義上層建築的重要特點。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型，正如撥動一個圓形的刻度表，我們現在正是在沿著刻度表一格一格地前進，刻度的終點就是轉型的完成，三大差別的消失，三個大大的實現。
當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正走在這個轉型的進程之中，正在完成利用資本消滅資本，實現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轉型的曆史使命，而不是進行如一些學者所說的由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國家轉型的曆史倒退，這是一個必須加以明確認識和警惕的方向性問題。時代的發展已經並且繼續證明著資本主義社會製度本身的不合理性，並昭示著其必然滅亡的命運，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是一種曆史的客觀必然。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兩者生產目的不同。資本主義生產本身追求的不是以使用價值表現的財富，而是以價值表現的權力。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是追求生產力的高速發展、人民生活的共同富裕和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這些都是以使用價值的質和量的不斷提高為衡量標準的，從而可以實現唯物主義的社會可持續發展。
許老以其崇高聲望和卓越成就，被公認為中國革命從艱難曲折走向勝利的征途中成長起來的革命家和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財經理論家。他對革命事業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堅貞不渝，在財經理論上的不斷探索和創新、在財經科研隊伍建設上的成就以及他那海納百川的胸襟、對同誌和學生無私的愛和年屆90仍然戰鬥不止的精神，成為指引學界後人不斷開拓創新的一麵旗幟。在此，我們祝願許老福壽安康，並繼續書寫出新的人生傳奇。
本書編寫組
寫於2006年3月
成員：陳寶森 葉振鵬
郭代模 楊舜娥 孔誌峰 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