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56章 潘國旗 中國外債史研究的力作——參編《從百年屈辱到民族複興》有感(1 / 2)

2003年8月,經我的博士生導師金普森先生的引薦,來到財政部財科所博士後流動站做研究工作。所裏指定我協助許毅教授從事《從百年屈辱到民族複興》係列叢書的編寫工作,使我有機會追隨許老學習和工作。通過和許老近距離的接觸和交往,我深為許老清晰的思路、廣博的知識、和藹的態度所折服。博士後兩年的研究時間是短暫的,而終身的受用是無窮的。下麵就我追隨許老編寫《從百年屈辱到民族複興》一書談點體會。

在中國近代史上,外債問題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它既是一個經濟問題,又是一個政治問題。中國的外債是隨著資本帝國主義的軍事經濟侵略而出現的,而且隨著中國逐步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外債在不同的曆史時期表現著不同的特點。作為資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一種手段,外債既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同時也促進了我國近代生產力的發展。正如恩格斯所說的:“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曆史災難,不是以曆史的進步作為補償的。”因此,財政部黨組和張勁夫部長對外債問題的研究十分重視,委托許老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係統整理中國近代外債檔案資料。經過十多年的努力,許老主持、編寫了《清代外債史資料》(上、中、下3冊)、《民國外債檔案史料》(1~12卷)、《民國曆屆政府整理外債資料彙編》(1~3卷),厚厚的18本,共計上千萬字,於1988~1992年間,由檔案出版社等出版發行。這是我國迄今為止最為齊全的外債史料,亦是近代中國外債史研究的奠基工程。在此基礎上,許老還先後主編出版了《清代外債史論》、《北洋外債和封建複辟》兩部專著。但由於這兩部專著都是斷代專題史,不能全麵反映近代外債與近代社會生產力、生產關係變革之間的關係。隨著研究的逐步深入和長時期的思考,許老醞釀把中國近代以來各曆史時期的外債置於從清末到現代100多年的曆史發展中進行整體研究,撰寫一部通史類著作——《從百年屈辱到民族複興》。全書共分四卷:第一卷《清代外債與洋務運動》,主要研究外債與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第二卷《北洋外債與辛亥革命》,重點研究辛亥革命成功與失敗的原因;第三卷《國民政府時期的外債與官僚(壟斷)資本的形成》,主要研究國民政府時期三個階段官僚資本形成的過程和它的特殊性;第四卷《新中國時期的外債與民族複興》,主要研究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在帝國主義四麵封鎖下堅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改革開放以後,合理利用外債外資,走向民族複興。第一卷在我進站之前已由王曉光協助許老完成,於2002年9月由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我協助許老編撰這套叢書是從第二卷後期工作開始的,在許老的親自指導下、在其他有關人員的協助下,該叢書的第二卷至第四卷分別於2003年10月、2004年8月和2005年7月由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從參編者的角度來看,我認為許老主編的這套叢書有以下特點:

1.體係完整。外債在中國近代產生後,對它的研究雖然很早就開始了,但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缺乏係統性,隻能散見於一些財政史和經濟史論著中,如賈士毅的《民國財政史》、《民國續財政史》和《國債與金融》等著作對當時中國的外債問題有所涉及。新中國成立後,有關近代中國外債問題的著作較代表性的有徐義生編、中華書局1962年10月出版的《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1853~1927年》。該書既有各時期按年編列的外債表,也有若幹專題性統計表,為後來的確良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由於該書的主要目的是整理資料,不可能對近代中國的外債做係統的研究。論述近代中國外債問題的專著,首推劉秉麟的《近代中國外債史稿》(三聯書店1962年版),該書內有“清政府時期的外債”、“北洋軍閥政府時期的外債”和“國民黨反動政府時期的外債”三編。但總的看來,該書還隻是資料整理排比,對有關的問題論述過於簡略,缺乏深入的探討。而許老主編的這套叢書,對晚清外債、北洋外債、國民政府外債和新中國外債四個階段的外債史進行了全麵係統的研究,覆蓋了自外債產生以來的全部曆史。對各個時期的外債債項、外債成因、抵押和償還以及近代中國外債的主要特點作了完整的分析,確立了一整套外債研究的體係,對我國的外債史研究和外債事業都是一個巨大的推動。

2.視角獨特。以往不少學者在研究近代中國外債史時,局限於就債論債、就事論事的方法,影響了中國外債史研究的深入。許老在這套叢書中克服了史學界的這一傾向,他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堅持曆史與邏輯的統一原則,把外債放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社會發展中去分析研究,用辯證的觀點洞察外債與社會發展變革之間的關係。既要看到外債對我國近代社會的影響,更要看到它對我國近代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係的演變以及社會製度變革的作用,從而把握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進程和規律。具體來說,第一卷《清代外債與洋務運動》,是以外債為切入點,從洋務運動著手分析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過程,研究中國資本原始積累的特殊性和中國資本主義的特色,進而研究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曆史依據。第二卷《北洋外債與辛亥革命的成敗》,則主要揭露了反動腐朽的北洋政府為了複辟封建專製,不惜出賣國家主權而大肆舉借外債,資本帝國主義利用外債控製中國政治經濟命脈的罪惡;說明北洋外債在客觀上對中國近代化生產力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特別是促進了中國近代工礦、鐵路、航運、電信、金融等的發展壯大,即外債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它直接引發了中國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第三卷《國民政府外債與官僚資本》,力圖說明外債與國民政府時期官僚資本的形成、發展和膨脹息息相關;外債對抗日戰爭勝利所起的重要作用;外債與國民政府的最後失敗也緊密相關,等等。第四卷《新中國外債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一部以外債為切入點、研究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政治經濟發展的曆史,著重說明中國在經過百年屈辱之後選擇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的曆史必然性,在20世紀50、60年代我國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必要性和正確性,新中國前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為我們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前提條件,中國現在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外債、外資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要正確利用資本的紐帶作用,在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征程中解決三農問題、實現五個統籌與和諧發展的途徑和方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