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狀是各種勢力與利益的既定形態，要形成此態勢，是多方相互周旋、妥協得到的結果，可以說，任何現狀，哪怕是不好的或是不合理的，都來之不易。所謂“存在即合理”，存在之所以存在，必有其內在因素、內在力量。
打破一種現狀是非常困難的，因為維持這種現狀的能量是相當雄厚的。
上至國家法令，下至地方上的風俗與習慣，各個朝代都希望全國整齊劃一，許多誌向高遠的思想者與官吏，都希望在任何地方、任何方麵，都能夠按自己的規劃與治理辦法來。但最終在中央集權下的中國，還是出現“十裏不同風，百裏不同俗”的局麵，即宣告了整齊規劃的破產。少數強力的統治者與官吏，能使某個地方一時間內“齊風移俗”，但其卸任後，很快又會退回到從前。
以唐朝兩個著名的官員為例。狄仁傑在江南地區做地方官時，吳、楚多“淫祠”，所謂“淫祠”便是各種地方供神，不符合國家規定，也不符合主流儒家文化。狄仁傑奏請焚毀祠廟1700餘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劄、伍員四祠，可狄仁傑離任後，那些被焚毀的祠廟又陸續被重建。韓愈曾被貶到連州陽山（今廣東省清遠市陽山縣）做縣令，此地處唐帝國邊遠之處，民風敦厚，韓愈便推行愛民、惠政、德禮之治策，還招募一大群青年才俊為門下，大倡文儒，師徒一起吟詩論道，一時蔚然成風。可韓愈上調到中央後，這裏又變成了原來的舊模樣。
對於帝國中央的朝政、製度等方麵而言，幾乎每個皇帝、每個有公心的大臣，都希望國家長治久安，繁榮永盛，可那是不可能的。中國曆史上那些存續上百年以上時間的王朝，國家與社會的態勢，差不多都是這個規律，活化——固化——僵化——崩解。王朝初期是相對活化的，應對百業凋敝的殘局，統治者集團會啟用很多新興政策，也會廣納士人階層、民間各界有才學者到朝廷中來，參與治理國家。到了中期後，朝廷中盤根錯節，各利益集團各霸一方，官場秩序出現板結化，開朝的朝製、國策沿用至今，也成了習慣，即使有不合理處，也難以破除，遂出現僵化。改革派應運而生，他們要打破各種慣例，要觸及各方利益，非如此不可打破僵局。都是在朝廷裏廝混的，誰沒有點見識？改革派能意識到的，其他人或許早就意識到了。但屁股決定腦袋，利益決定立場，有人揣著明白裝糊塗，有人拿著祖製當令箭，這樣保守派和反對派便產生了。權力中心的皇帝常常在變與不變，改與不改中徘徊，他既要消除積弊，又要維持局麵，這樣的算盤不好打，因為改革本身就是要衝破目前的局麵，而按守舊派、反對派的來，維持局麵，所有存在的問題不會自己消減，反而會越積越厚。皇帝還是略微偏向改革的，國是自家的，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但任何事態的演變，不取決於某一個人，哪怕是皇帝或權勢煊赫的宰相，而是取決於所有力量的總和，守舊派和反對派久成氣候，早已坐大，輕易便將改革派壓了過去。一場風暴又過去了，風平浪靜，心情怡然，哪管明天又會大雨傾盆呢？
求穩求全，便成了古代中國的傳統，可即使在這種穩定下，仍是暗流湧動，即使在這種保全下，仍弊病叢生，隻要還能保持虛榮的繁盛，不至疲態盡現，隻要還能維係局麵，不至頃刻崩塌，便很難改變。這成了曆代改革、變法的最大瓶頸。等到了所有問題集中顯露，所有矛盾集中爆發時，什麼都晚了。
後人哀前人，哀其不爭、不變，後人之後人複哀後人，亦哀其不爭、不變，可謂閃光思想、言辭激烈，可當每個時代出現前人的同樣窘境時，閃光思想又變成了暗淡保守，言辭激烈變成了沉默寡言，明知跡象不佳、現狀愈壞，卻很少有人敢出來挑明，敢於革故鼎新的便更微乎其微了。因為大臣們都明白：無論成與不成，下場多半不好，那為什麼非要改呢？
故步自封，抱殘守缺，成了很多時候的常態，誰也打不破，誰想去打破，那麼被打破的必定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