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藝術界，有許多藝術家，作品生前備受冷落，身後卻被推崇備至。作曲家舒伯特、作家卡夫卡和畫家常玉，等等。撇開許多複雜的原因不說，就用尼采的一句話概括：“藝術先於哲學”——真正的藝術家所創造出來的作品，思維高度往往是超於現世的，這就注定不會被所謂的“主流社會”所接受。“兩眼太過雪亮，所以往往看到常人看不見的暗處。”
與徐悲鴻作品幾乎同等價值的畫家常玉，一幅油畫價值高達近3千萬港幣，然而，這是他死去30多年後的事了。他生前四處漂泊，作品無人問津，死後在一處貧民墓地草草埋藏。他若知日後自己的畫能夠價值3千萬，不知該喜還是該悲？
也許，正如芥川龍之芥說的，“古典作家之所以是幸福的，是因為他們死了。”這話放在張愛玲身上似乎有點不太合適，她的確比卡夫卡他們要幸運一些，至少她在生前曾經文名煊赫一時，然而在以後的相當長時間內，她變得寂寂無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你縱然拿放大鏡也找不到她的名字。而最近一二十年，她的作品又變得炙手可熱。
張愛玲是個文字奇才，對於這個評判，幾乎無人可以否定。世界上有華人的地方，就有人知道張愛玲，就有人讀她的作品。她以她淒冷獨絕，獨具異姿的文字讓無數人驚豔讚歎，作家賈平凹甚至感慨地說：“與張愛玲同活在一個世上，也是幸運的，有她的書讀，這就夠了。”
張愛玲曾在12歲的孩童期讀《紅樓夢》時，讀到八十回之後感到“天日無光，百般無味”，歎息“與前八十回相比是另一個世界”！當時小小的她並不知後四十回不是曹雪芹親著而是他人續寫——小小年紀僅僅通過直覺就能強烈體察出文字的優劣良莠，不得不感歎她與生俱來的文字異稟。
擁有如此的文字稟賦加上後來勤奮，那麼，她二十歲出頭便在上海文壇上掀起巨浪，也就不足為怪。
尼采說：“藝術高於哲學”。那麼，藝術是否也應該超脫於政治呢？某種程度上似乎可以這樣認為。因為藝術是一種純粹的精神產物，如一朵風中的蓮，無論周遭吹來的是哪個方向的風，蓮仍是那朵蓮，不改其固有清芬。可是縱觀古今，人們發現，藝術永遠不能超脫於政治。縱然文字精絕如張愛玲的作品，也緣於此而被摒於文學史之外——張愛玲曾經是“漢奸夫人”！
這個漢奸，就是“民國十大才子”之一的胡蘭成。張愛玲與他短短的兩年多婚姻，得到的卻是橫貫一生的傷痛和一頂永不能摘下的“漢奸夫人”帽子。
胡蘭成生於浙江一個偏僻小村，然而他身賤心不微，從小腦子聰明，精於世故，少時即有“鄉間才子”之譽。因文才出眾，剛滿三十歲就被汪精衛注意到而聘為汪偽報紙《中華日報》總主筆，汪精衛經常向他殷殷垂詢，並尊稱他為“蘭成先生”。
1943年，胡蘭成已成為汪偽政府的一名要員，而這一年，也是張愛玲文名熾熱之時，她在各種報刊雜誌上頻頻發表文章，且篇篇精絕，這一年被稱為“張愛玲年”。也就是這一年，胡蘭成因仰慕張愛玲過人文才而設法結識了張愛玲。
說胡蘭成是一名“漢奸”，的確名副其實。早在他寂寂無名之時他就鼓吹兩廣與中央脫離，後來得到汪偽政府賞識，更是將民族大義拋諸腦後。
作為一名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可以有不同信仰，可以有不同品性，可以有不同論點，但唯一不能丟的是對國家和民族起碼的尊重。然而胡蘭成完全丟棄了這種尊重。他在《山河歲月》一書中有許多令人無法忍受的“漢奸”怪論，這些怪論，讓曾遭受日本侵略者無情屠殺和踐踏的中國人民義憤填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