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酷暑，太陽暴曬的街道比綠樹成蔭的街道溫度高10℃，這一巨大反差成為鄭州市民和網民議論的焦點。氣溫相差10℃，可謂冰火兩重天，有多少人煩躁不安，有多少人血壓上升。因此人們呼籲，城市綠化應對市民健康負責。
綠化關係健康，主要在四個方麵：降低氣溫、製造氧氣、減小噪音、吸附灰塵。綠化的植被，主要有四種：高大的喬木、低矮的觀賞樹、灌木、草坪。從健康計，喬木的作用最大，草坪的作用最小。
鄭州的喬木以法桐為主。20世紀50年代，鄭州市為了抵禦風沙種法桐。當時，中原地區特別是黃泛區，樹木稀少，風沙肆虐，即使在開封、鄭州這樣的城市，刮起風來也讓人睜不開眼。防風固沙，隻能靠種樹，不光在農村種樹，也要在城市種樹，直到60年代，焦裕祿還在率領蘭考人民種法桐。70年代，鄭州的法桐長成參天大樹，鄭州因此被譽為“綠城”。這期間，雖然主觀上沒有明確提出為了健康，但是客觀上保護了市民的健康。
世紀之交，鄭州市實施的“透綠工程”，卻對健康沒有絲毫的補益。所謂“透綠工程”，就是把企事業單位的圍牆扒掉，改成柵欄，讓裏麵的綠色透出來，站在街上就能看到。當時，主流媒體曾發表《透綠不如增綠》的文章，說看到的綠色多了，但實際上綠色並未增加，不如把扒圍牆浪費的錢、建柵欄多花的錢用來多種樹。
這幾年，為了建“園林城市”，花了很多錢，增了很多綠，但大部分是觀賞樹、灌木、草坪之綠，少部分才是喬木之綠，原因在於觀念上重“園”輕“林”，求好看而不求實惠。拿草坪與法桐來比吧。先說管護，僅以澆水為例。草坪是洋草，不耐旱，時常要用汽車拉水澆灌，耗費巨大，而樹大根深的法桐根本不需要澆水。再說對健康的作用，僅以製造氧氣為例。100平方米的樹冠垂直投影麵積和100平方米的草坪麵積相比，所有樹葉麵積不知是所有草葉麵積的幾百、幾千倍，通過光合作用製造的氧氣亦不知是草坪的幾百、幾千倍。看一組數據：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每天需要一斤半純氧；鄭州建成區300餘平方公裏，人口300餘萬；1平方公裏等於100公頃，1公頃闊葉林(如法桐)每天製造900公斤氧氣。對這組數據進行計算，如果鄭州的綠地種的都是法桐等喬木，那麼製造的氧氣將是我們需要的6倍，真正是天然氧吧。遺憾的是，種的沒有砍的多，法桐越來越少了。
許多專家認為：中國古代園林重視樹和水，並不種草；草坪起源於北歐，因臨海、風大、長不成樹，才種草坪；現代西方生態城市已不種草坪，而是讓野草自然生長；園林的生態效益與健康效益呈正相關，要達到最大化，隻有多種樹。
鄭州市2006年已被評為“國家園林城市”，現在正爭創“國家生態園林城市”和“國家森林城市”。市民和網民希望靠多種樹來獲得這兩個新的榮譽，如果街道仍然暴曬，再多的榮譽也得不到老百姓的承認。
人類生長靠太陽常言道：“萬物生長靠太陽。”“萬物”，是指所有生物，分為三類：植物、動物、人。
先說“植物生長靠太陽”。植物的綠葉是一座“綠色工廠”，綠葉的每一個細胞內都有一個細胞器叫葉綠體，這個葉綠體就是“生產車間”。空氣中的二氧化碳通過葉片的氣孔進入葉綠體，根係吸收的水分和各種養分也被輸送到葉綠體，葉綠體把這些原料合成為各種有機質，供植物生長所需。但是，這個合成過程必須在太陽光的照射下進行，專業術語叫做“光合作用”。所以說“植物生長靠太陽”。
地球上的動物分為植食性動物和肉食性動物，植食性動物吃植物，肉食性動物吃植食性動物，那麼也就可以說：“動物生長靠太陽。”
人是高級動物，既吃植物，又吃動物。同理推論：“人類生長靠太陽。”
僅從食物鏈推論，“人類生長靠太陽”是間接的。其實，“人類生長靠太陽”也是直接的。
太陽光由七種顏色的光複合而成。毛主席詩：“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這是說天上的彩虹。通過彩虹，我們的肉眼可以看見陽光的七種顏色。其實還有兩種光是我們肉眼看不見的：一是紅外光，即紅光光譜之外的光，也叫紅外線；二是紫外光，即紫光光譜之外的光，也叫紫外線。紅外線、紫外線對於我們的皮膚的作用，相當於陽光對於綠葉的作用。
紅外線的光譜又分為長波、中波、短波，越短，穿透力越強。長波紅外線可以穿透皮膚2毫米，短波紅外線可以穿透皮膚10毫米。我們的皮膚和皮膚下的細胞組織、毛細血管、淋巴管、淋巴末梢，在紅外線的照射下發生一係列的生理變化：血管擴張，血流加快，新陳代謝增強，新生細胞的生長速度加快……這些變化使我們的生命力更加旺盛。
紫外線的益處更大。可以殺滅皮膚表麵的病菌、病毒。可以使皮膚下麵的膽固醇轉化為維生素Ｄ。維生素Ｄ可以促進腸胃對鈣、磷的吸收。兒童缺鈣、成年人缺鈣，醫生除了開鈣片和維生素Ｄ，還要囑咐你多曬太陽。可是沒幾個人謹遵醫囑。醫生應當再交代一句：“曬太陽產生的維生素Ｄ的效能，是吃進去的維生素Ｄ的效能的100倍。”況且，你血脂高，正在為膽固醇發愁，而曬太陽可以把膽固醇轉化為維生素Ｄ，這是化害為利。
這些現代科學道理，古人不懂，但是古人從陰陽五行理論出發，也強調“曬療”。《本草綱目》說：“太陽，真火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自生。”
我們村的老農，既不懂科學道理，又不懂陰陽五行，但是，卻懂得曬太陽的好處。每年農閑，一個挨一個背靠南牆曬太陽，優哉樂哉。“文革”中訴苦，也抱著革命的樂觀主義。說背井離鄉逃荒要飯那會兒，先在村外靠著麥秸垛曬太陽，到晌午，曬透了，精神百倍，喊一聲：“兒孫們做好飯了，走吧！”然後進村到財主門前央求：“大爺，行行好，給點吃的吧”。
西方人更懂得曬太陽的好處，常常要脫光，所以叫“日光浴”。美女們在海邊日光浴，一個個像海豹；美女們在賓館的玻璃屋頂日光浴，讓玻璃房裏的看客一個個仰得脖子酸疼。
可是，中國城市裏的人，卻躲避太陽唯恐不及。路上，坐在車裏；上班和回家，關在屋裏。尤其是女士們，車門口到房門口隻有幾步，也要撐起遮陽傘。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強烈的陽光對人體有害。這成了躲避陽光的借口。吃撐了傷胃，難道你就不吃飯了嗎？
當今生活節奏快，沒有時間懶洋洋靠在南牆曬太陽，那麼就需要每天走路或騎車，樹冠漏下的陽光雖然少，但灑在身上也就夠了。若不願走路或騎車，那就在辦公室曬太陽，灑進窗戶的陽光，照射8小時，也算夠。所以辦公桌不要靠牆，要靠窗戶。風水師會說，靠牆是“靠山”，靠窗戶就是“沒靠山”。他這是明說。靠窗戶接天地之陽氣，什麼“靠山”能與之比？遺憾的是，追求上進或珍惜現狀的官員們不聽我的，隻聽風水師的。
饑餓的新聞與舊聞現在食品極大豐富，在國內很久沒有聽到饑餓的新聞了。而在國際上，饑餓的新聞則時有發生。
有一張新聞照片，非常著名，叫《饑餓的蘇丹》。蘇丹在非洲，是一個很窮的國家。照片上一個黑人女童奄奄一息赤身裸體骨瘦如柴，四肢彎曲俯臥在地，她的身後站著一隻碩大的禿鷹，正等著啄食她的屍體。這張震撼人心的照片登在《紐約時報》，被全世界轉載，產生了巨大影響，1994年被評為普利策新聞獎。新聞界的普利策獎如同科學界的諾貝爾獎。
15年過去了，貧困國家的饑餓問題依然沒有解決。2009年11月中旬，聯合國糧農組織召開的世界糧食峰會公布，在全世界60億人口中，有10億人處於饑餓狀態。這個觸目驚心的數字，本身就是新聞。而更為罕見的新聞則是，在這次糧食峰會上，糧農組織總幹事雅克·迪烏夫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24小時絕食。絕食不是作秀，而是為了敦促富國援助窮國解決饑餓。解決的方法是，把每年79億美元的援助增加到440億美元。可是，發達國家並未對此作出回應。
新聞需要回答“在哪裏”、“為什麼”。饑餓的人口在哪裏？主要集中在非洲的窮國。為什麼饑餓？因為那裏幹旱，需要建立灌溉係統，卻不能生產這樣的設備；因為那裏耕作方式落後，需要耕作機械，也不能生產這樣的設備。富國雖然給予援助但杯水車薪，所以需要增加援助額度。看來，饑餓的根源在於窮，而窮的根源在於工業薄弱。當今世界，隻有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才能使農業生產力得到發展，這叫以工補農，而純粹的農業國，往往連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
饑餓的人口也分布在發展較快的印度以及南美洲一些國家。這些國家有能力實行以工補農，但糧食依然不足。這些國家論氣候比中國好，輪人均耕地比中國多，但人均糧食卻比中國少。原來，饑餓的根本原因在於土地製度。
“耕者有其田”是放之四海皆曰合理的土地製度。中國的土地製度雖然走了彎路，但終於回歸到大包幹。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土改搞了幾十年，現在依然是“窮者無插錐之地”，勞動力不能投在土地上；“富者田連阡陌”，但資金投入不足，產量上不去。這些國家的土改，不是無償分配，而是按價贖買，但是土地定價過高，國家又不補貼，所以窮人買不起。贖買式土改搞得最好的是60年前的中國台灣。
饑餓的人口還分布在美國這樣的工業、農業皆發達的國家。美國農業部統計，有七分之一的美國人靠自己“難以獲得足夠的食物”，這是由貧富懸殊所致。但美國畢竟是富裕國家，政府每年撥款500多億美元給窮人發放食品券，使幾千萬人不至於餓肚子。
綜上所述，饑餓是相同的，而饑餓的原因各不相同。反觀中國，饑餓不複存在，這時候誇一句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好絕非俗套。
在我國，隻有饑餓的舊聞。魯迅在《狂人日記》裏說每一頁曆史都寫著“吃人”，那是控訴封建禮教。實際上，二十四史的每一頁都寫著“人吃人”，這是因饑餓所致。為什麼饑餓？主要因為土地不均。古代的事，不細說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也發生饑荒，究其原因，卻在於土地歸公。俱往矣，如今我們已與饑餓永別。
不過，現在饑餓的新聞雖然媒體上沒有，我們的身邊卻經常發生。如：有人每頓隻吃七八分飽，有人一天隻吃一兩頓飯，有人隔幾天便停食一天。這些人對此美其名曰饑餓療法，或為減肥，或為養生，或為治療那些吃出來的病。其實，這種主動選擇的饑餓，不是真正的饑餓，真正的饑餓是被動的饑餓。被動的饑餓絕對破壞健康，主動的饑餓則是為了促進健康。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滄桑巨變，竟使食性相異，真是匪夷所思。
過一個革命化春節？又該過年了，咱們過一個革命化春節？這個倡議，恐被指為“極左”回潮，故而不自信，所以帶問號。且聽我慢慢道來，看讀者諸君以為然否。
先說吃。如今是改革的年代，表現在吃上，就是食品極大豐富。家家的餐桌，盤摞盤，碗摞碗，許多人懶得做了，把年夜飯的餐桌搬到了酒店裏。不管在家裏，還是在酒店裏，都吃完了嗎？沒有。可惜嗎？不可惜。誰若可惜，定會招來異樣的目光。“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祖孫三代都會背，卻對浪費熟視無睹。我因此而懷念革命的年代。那時候過年，反對鋪張浪費，誰若像今天這樣浪費，定會受到批判。實際上沒人浪費，沒人受批判，倒不是怕受批判而不敢浪費，而是窮得叮當響，沒東西可浪費。多麼正確的革命口號，在那個年代隻是喊喊而已，擱在現在該多好。所以，我提倡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讀者諸君若能響應，少做點，少吃點，不僅不浪費，還可減輕我們的脂肪肝，有利於健康。說到健康，現在和過去都值得憂慮。過去是營養不良影響我們的健康，現在是營養過剩影響我們的健康。人啊，人，窮也遭殃，富也遭殃。
再說玩。許多人出去旅遊，可是每個景點都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看到的是別人的後腦勺、屁股蛋和腳後跟，但畢竟為擴大內需作了貢獻，也邁動了雙腿，鍛煉了身體，值。還有許多人喜歡打麻將，平日裏夜以繼日，過年了，更要晝夜連軸轉。年頭到年尾，洗牌的聲響此起彼伏，大拇指、食指、中指三個指頭肚都磨出了老繭，時間就這樣消磨，生命就這樣消磨，盡管血壓上升，仍樂此不疲。我因此而懷念革命的年代。那時候過年，沒有旅遊這一說，工人的工資緊巴巴，農民的工分到年底又分不了紅，連新衣服都做不起，何談旅遊。市民大多沒出過本市，農民大多沒出過本縣。至於打麻將，那時候絕無僅有，青少年連見都沒見過。那時候的青少年，如今都成了中老年，大多都成了麻將迷。打麻將沒有不賭的，富人大賭，窮人小賭，從城市到鄉村，遍地賭徒。麻將風真該刹一刹了。所以我提倡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且不說為了別的，即便隻是為了我們的血壓，讀者諸君也要響應。
不鋪張浪費，不打麻將，就是我倡導的革命化春節。僅此而已，有“極左”回潮之嫌嗎？否。可是我仍然不自信，恐怕沒幾個人響應。因為虛榮心不顧脂肪肝，麻將癮不懼高血壓。盤摞盤，碗摞碗是看得見的虛榮，脂肪肝是看不見的隱患，餐桌上，任何人都隻顧眼前。而麻將一旦成癮，便是精神鴉片，過把癮就死，在所不惜，何懼高血壓。
雖然不自信，我還是要倡議，起碼我個人要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
蘇東坡之死
宋神宗元豐二年七月二十八，來自汴京的一名禦史，帶著兩名士兵，殺氣騰騰地走進湖州(今屬浙江)知州衙門。他們是來逮捕知州蘇東坡的。
蘇東坡是個資深州官，八年間曆任杭州通判(副知州)，密州(今山東諸城)知州，徐州知州，到湖州任職才四個月。禦史到來之前，蘇東坡已得到消息，隻等著束手就擒。通判說，此時您仍是朝廷命官，應以官場之禮相迎。蘇東坡這才身著官服，手持笏板，膽戰心驚地出來說：“臣知多方開罪朝廷，必屬死罪無疑，容臣歸與家人告別。”
家人已哭作一團。百姓見朝廷的官差像牽著一條狗一樣把他們愛戴的太守捕去，也都淚如雨下。
蘇東坡知道自己因文字獲罪。與他詩文酬唱、書信往來的人不少，此案定會牽連很多朋友。想想對不住朋友，不如一死百了。渡江之夜，月色皎潔，風大浪高，刑具在身的蘇東坡閉上眼睛，要跳下船舷……轉而又想，自己不作辯白，就這樣死掉，豈非認罪伏法？被牽連的朋友也都有口難辯。
蘇東坡受辱自殺的念頭，記錄在他上呈皇帝的奏章裏。
蘇東坡因什麼文字獲罪？
按常例，官員新上任，都要給皇帝上表謝恩。本來是應景文章，而蘇東坡卻寫得意味無窮。他到湖州後上的謝表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又說自己“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這樣的詞句必須結合當時的朝政才能看出其含義。當時正推行“王安石變法”，神宗皇帝支持變法，而多數朝臣是反對派，蘇東坡則是反對派的領袖之一。他說自己“愚不適時”，其實是深藏怨氣；“難以追陪新進”，其實是不願意追隨新上台的年輕的變法派官員；“老不生事”是說自己這個年紀(年齡44歲，官齡23年)不會生事擾民，言外之意是說那些新上台的年輕的變法派官員生事擾民。
這類公文一般要登在邸報上。邸報就是官邸之報，由朝廷印刷，發至各個官邸。研究新聞史的學者說這是中國古代的報紙。
變法派發現登在邸報上的蘇東坡的謝表存在著明顯的輿論導向問題，又收集蘇東坡的廣為流傳的詩文，也發現有反對變法的內容，就向皇帝彈劾他，強烈要求皇帝“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皇帝沒有誅殺蘇東坡，但為了安撫變法派，就將蘇東坡交禦史台審查。禦史台相當於今天的紀檢委。此案史稱“烏台詩案”。烏台即禦史台。西漢的禦史台院中柏樹成林，烏鴉數千棲其上，因稱烏台。
評價北宋政治人物，必與“王安石變法”聯係。“王安石變法”是一千年前的經濟體製改革，共十項，皆為理財之法，核心是賦役製度改革。在梁啟超之前的漫長年代，史學界認為“王安石變法”害民誤國；從梁啟超開始，史學界主流觀點逐漸肯定了“王安石變法”，但也承認它存在著明顯的副作用。反對派卻因變法的副作用而反對變法。一場翻天覆地的大改革，怎麼會純利而無弊呢？今天不也如此嗎？蘇東坡獲罪之時，王安石已辭相，但變法仍在宋神宗的主持下，在激烈的反對聲浪中繼續推行。在皇帝專製製度下竟有激烈的反對聲浪似乎難以理解。原來，北宋在專製製度下又給予士大夫極大的民主，所謂“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所以敢於和皇帝唱反調。反對派的領袖原為司馬光，因難以阻止變法，一氣之下退居洛陽編撰《資治通鑒》去了，再也不談朝政。率性而為的蘇東坡依然口無遮攔，變法派便對他進行無情打擊。這便有了“烏台詩案”。
蘇東坡的啟示：
“士可殺而不可辱”，這是曆代知識分子的氣節。可是，受辱而不自殺，卻是知識分子的氣量。倘若蘇東坡跳入長江，中國文學史將會缺少許多燦爛的篇章。堅信自己存在的價值，命運多舛而不自棄，這才是健康的心理素質。
刑具在身的蘇東坡，路上走了二十天，八月十八日拘押於禦史台。這似乎相當於現在的“雙規”，但卻不是因為貪汙受賄。
兒子緊跟著也來到汴京，每天給蘇東坡送飯。蘇東坡愛吃肉，流傳至今的“東坡肉”、“東坡肘子”應當不是假托蘇東坡之名。獄中，蘇東坡與兒子相約：日常送肉食，有壞消息送魚。忽一日，獄卒遞進熏魚，蘇東坡大驚失色，滿腔悲戚寫下訣別詩。不過，這是虛驚一場。原來，兒子這天外出借錢，托朋友代為送飯，朋友不知父子之約，純屬偶然地送了熏魚。
人在矮簷下，哪能不低頭。蘇東坡在供詞中承認：我為官多年，也沒怎麼被提拔，而朝廷用人多是青年，我與他們政見不同，便寫些詩賦文章加以譏諷，意圖眾人傳看，以我之所言為是。
蘇東坡詩文名震朝野，有許多大臣出於愛才，向皇帝上書為他求情，其中有兩個重量級人物。一個是司馬光，今人皆熟悉，不必介紹。還有一個叫張方平，曾官至副宰相，需要介紹一下。人們都認為是歐陽修發現了蘇東坡，其實蘇東坡是張方平推薦給歐陽修的。張方平主政蜀中，訪查民間飽學之士，親筆推薦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進京拜訪歐陽修。因歐陽修賞識，蘇氏父子三人名噪京師。蘇東坡的成名之作，是他參加禮部考試的一篇命題作文，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古人寫文章不加標點，我懷著崇敬的心情一字一字地數，隻有54７字，按現代語法加上標點，也隻有663字。這可是考進士的文章呀！也難怪，歐陽修年輕時和別人比賽寫文章，就是比誰寫得短。當今文風不古，奈何！扯遠了，打住。蘇東坡入獄時，歐陽修已經去世，若活著，也一定會上書求情的。張方平的上書，有理有據。他說，《詩經》是孔子刪訂的，保留了許多諷刺西周朝政的詩，而孔子是擁護西周製度的，邦有道，應允許詩人作刺。
其實，皇帝是不會殺蘇東坡的，因有太祖遺訓。太祖趙匡胤有三條遺訓：一曰不殺柴氏子孫（他從柴氏孤兒寡母手中奪得江山）；二曰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他要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三曰聽異論相攪，使各不敢為非。這第三條真是狡猾狡猾的，你們士大夫或因義理而爭，或為義氣而爭，爭吧，攪吧，論點相異，互相不服，互相監督，誰也不敢為非，而我權柄在握。《宋史》沒有記載太祖遺訓，南宋陸遊在《老學庵筆記》中說，太祖遺訓刻碑藏於太廟密室，隻供新皇帝拜謁，不示大臣。今天史學界公認太祖遺訓屬實，因為宋代確實不殺士大夫。在蘇東坡之後二十多年，惡貫滿盈如蔡京者，也隻是流放，因年過八旬，死在流放途中。不過北宋的大臣並不知道太祖遺訓，所以在黨爭中都想借皇帝的刀來殺人。
皇帝雖然不殺蘇東坡，但是處分是難免的。十二月二十八日，距逮捕日整整五個月，蘇東坡出獄，被貶到了黃州（今屬湖北）。
蘇東坡的啟示：
寫了訣別詩而沒有訣別，這說明他的心理素質比渡江之夜產生自殺念頭時更堅強了一些。希望之光往往出現於再堅持一下之中。
蘇東坡在黃州的職務是“團練副使”，如果硬套的話，相當於今武裝部副部長，但是無權參與公事，僅掛名而已，而且沒有俸祿，也不得離開黃州這塊地盤，這很像“文化大革命”中的下放幹部。
雖然沒有俸祿，但是蘇東坡一家的生活並不清苦。他給他的學生秦觀寫信說他“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錢)”。照此計算，他的積蓄“可支一年有餘”。
150錢能買多少東西呢？黃州在長江邊，運輸方便，米價一鬥才20錢。北宋一鬥米，約合今十三四斤，150錢可買七鬥半，合100斤左右。可見一天150錢買100斤米足以保證蘇東坡妻妾兒子傭人十來口的生活。
不過，這隻是平民生活水平。對於曾為知州的蘇東坡來說，這真可謂“痛自節儉”了。可是，若坐吃山空，總會斷炊的。但是，不必擔憂，他是大文豪，地方官無不敬而仰之，不僅時常宴請他，還劃給他40畝荒坡地(約合今30多畝)，由他自耕自食，不用納田賦。這塊荒坡地在黃州城之東，蘇東坡命之為“東坡”，亦自稱“東坡居士”。蘇東坡從這時起才叫蘇東坡的，此前叫蘇軾，字子瞻。在北宋，擁有幾十畝地，也算得上小康農民了。
蘇東坡在黃州住了4年，耕讀寫作生活很像東晉的陶淵明，他也因此喜歡上了陶淵明，和了好多首陶淵明的田園詩，不過都未能膾炙人口，而他在此期間寫下的“前、後赤壁賦”、“大江東去”的詞則成為千古名篇。可是我最喜歡的是他在黃州為他的侍妾生的兒子寫的一首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後世落魄文人常誦此詩以自慰。幸好，無才而為公卿的政敵沒有再興文字獄。可惜，他的這個兒子兩三歲時夭折了。
蘇東坡在黃州不談政事，一心養生。
他學佛，練坐禪；修道，練氣功。既然學佛、修道，就要求自己禁欲。可是，40多歲的男人要禁欲是很難的，他的侍妾還是生了一個孩子。
坐禪、練氣功好像也未見奇效，他還是得了風濕性關節炎，幾個月未出門。
這時，文名僅次於他的曾鞏在江寧(今南京)去世，消息沿著長江傳到黃州，見慣了蘇東坡醉後隨地而臥的人們忽然發現好久未看到他了，於是謠言不脛而走，說兩位大文豪相約一起升天了。
汴京，盛傳蘇東坡死訊，皇帝聽到消息時正在吃午飯，再也沒有食欲，歎道：“難得再有此等人才。”起身離桌而去。
蘇東坡的啟示：
一個俸祿豐厚的州官，淪為自食其力的農民，卻能泰然處之，而且注重保健養生，足見其心理之坦然。隨遇而安，本是智者的生活態度。
蘇東坡的死訊終被證實為謠傳，宋神宗轉悲為喜，想把他從黃州召回，卻遭變法派的阻撓。後來，皇帝出手劄說：人才難得，不忍終棄，可移汝州團練副使。變法派這才不再阻撓。雖然仍是團練副使，但汝州(今屬河南)離汴京比黃州近多了，這表示處分的減輕。
蘇東坡走的是水路。到南京，拜會了辭相八年的王安石。兩個持不同政見者原本是文壇好友，如今均不在其位，所以不談政事，隻敘友情。
蘇東坡還在途中，局勢驟變。38歲的宋神宗英年早逝，10歲的哲宗即位，神宗母親高太後臨朝聽政。高太後是變法的反對派，任用司馬光為相。蘇東坡也時來運轉，接到了登州(今山東蓬萊)知州的任命，到任才五天，又奉詔進京。入京後的八個月內，連升三級，官至翰林學士，相當於辦公廳主任。
司馬光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將新法逐條廢除。新法盡廢，王安石在南京抑鬱而終。
司馬光終遂其誌，半年後也走到生命的終點。
黨爭雙方的領袖去世，但黨爭並未停止。變法派下了台，仍伺機反攻。反對派內部又分裂為兩派，一派以蘇東坡為代表，一派以理學家程頤為代表。結果，程頤退居洛陽繼續研究理學，蘇東坡屢遭彈劾，也自請外任。
蘇東坡在朝中待了三年，此後的五年，曆任杭州知州、潁州(今安徽阜陽)知州、揚州知州、定州(今屬河北)知州。在定州任上，高太後去世，哲宗親政，任用變法派，貶黜反對派，蘇東坡首當其衝，被貶嶺南，指定他“惠州居住”。此前，他的妻子已去世，他把一大家人留在北方，隻讓兒子和侍妾陪他赴貶所。這年，他已59歲。
嶺南，即五嶺之南，屬珠江流域，北宋時屬煙瘴之地，北方人不服水土、氣候，容易患病。居惠州的第二年，蘇東坡的侍妾染病去世，年僅32歲。此後的歲月，一直由兒子陪伴著他。
像在黃州一樣，蘇東坡沒有俸祿，但生活無憂，因為地方官不斷關照他、接濟他。可是，凡關照過他的地方官，後來都受了處分。可見黨爭越來越殘酷。
居惠州的第三年，蘇東坡又被貶到了海南島的儋州。北宋不殺士大夫，處分文官以貶黜遠近論輕重，貶到海外，這是最重的處分了。蘇東坡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垂老投荒，無複生還之望，今到海南，首當做棺，次便做墓，死即葬於海外。”
蘇東坡初到儋州，應地方官之邀，住在官署，但是不久，按察嶺南的朝廷特使將他逐出官署。此後，蘇東坡主要靠當地百姓和陸上的友人接濟過活。當地百姓幫他在椰子林邊蓋了一座簡易草房，聊以安身。清晨，常有獵人叩門，贈以鹿肉。收獲季節，常有百姓送他瓜果糧食。這裏家家釀酒，常有人請他喝酒。他喝點酒就臉紅，兒童們以為他青春永駐，這有他的詩為證：“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哪知是酒紅。”喝醉酒常迷路，就尋著牛糞回家。“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複西。”陸上友人的接濟常因漲潮而中斷，他和兒子就挖野生木薯充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