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誌摩與德國之表現派
鄭壽麟譯
本刊頃承鄭壽麟君（北平文津街一號德國研究會）惠告，北京大學教授德人洪濤生君（V。Hundhausen）以德文譯編之《琵琶記》劇本，現經德國愛好藝術之人士，於本年一月十五日，在柏林Lyceum Club公演。按洪濤生君歆慕中國文化，致力文學作品之翻譯，成績甚偉。已譯成德文者，計有：《中國詩人》，《莊子》，《賣油郎獨占花魁》，《西廂記》（以上均一九二六年），《陶淵明》（一九二八年），《琵琶記》（一九三〇年），凡六種。前年春，洪君在北平天津親自導演《琵琶記》（德文）時，本刊曾有簡單之記述。又去年十二月六日（徐誌摩君追悼會）之日，洪君曾以德文撰紀念徐誌摩文，刊登天津德華日報。該文對徐誌摩君推崇備至，謂其以詩人之資格，領導中國新文化運動，推翻舊模型，新開辟道路，業已成功。篇末附錄徐君《雪花的快樂》一詩，並由洪君譯之為德文詩。洪君又謂徐誌摩君可比西方之浪漫派，而異於西方之時髦的表現家。但洪君此文篇首曾引德國表現派詩人施達德來兒（Ernst Stadler）之詩一首。此詩今由鄭君譯為中文，觀之可略知德國表現派之主張。鄭君所譯該詩如下：
模型與門閂必須破壞，
世界當穿過開通的管子，
模型是和平，愉快，樂天的滿足，
我偏要掘翻土塊。
模型要束縛我，壓製我，
我卻將我的存在驅到大千世界。
模型是明白而沒有慈善的，
我卻要追尋昏昧的人，貧乏的人
我要毫無限製的解放自身
使我充滿了生命。
（原載：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一一期）
我對於徐誌摩的認識
唐誠
“但是事實是咱們這年頭一口氣總是透不長！詩永遠是小詩，戲永遠是獨幕，小說永遠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亞的戲，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類作品，比方說，我就不由的感到氣餒，覺得我們即使有一些聲音，那聲音是微細得隨時可以用一個小拇指給掐死的。天呀！哪天我們才可以在創作裏看到使人起敬的東西？哪天我們這些細嗓子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臉的急漲的苦惱。”
——徐誌摩《猛虎集·序文》
“徐誌摩是僅有大詩人底浮光，而無大詩人底實質的……我們試看所稱為世界最偉大的詩人席勒，葛德，莎士比亞，莫裏哀，但丁的，哪個不是……才能得以達到他們那偉大的成就，偉大的人格呢？”
——楊丙辰大詩人——天才——徐誌摩——和他的朋友們
我在本刊第二百零九期中，讀了楊先生那篇論徐誌摩的文字之後，我就聯想起徐誌摩《猛虎集》的那段序文。誌摩不愧有自知之明，而楊先生也的確稱得起是誌摩的知己了。
一個作家的最後評定，原不是他同時代的人——更不是他的朋友們所能確定的。所以像什麼追悼會上的演說詞，什麼哀悼專號裏的紀念文，其意義原不過等於一副挽聯，一首挽詩，一篇祭文，一塊碑誌而已。從友誼的立場說起來，當然有它們的意義在著，可是若從文藝批評的觀點來看，那些文章，也不過是韓退之的諛墓文字一類而已，本來不甚靠得住的。楊先生這次竟認乎其真的定要推翻他們給誌摩的私諡——大詩人——天才，定要打倒誌摩的“詩聖”“詩哲”的招牌，似乎太過於認真了。其實幾十年幾百年後，世人對誌摩的批評，究竟怎樣，我們固然無從知道，就是當代的人，也沒有給誌摩一個公認的評價。就是誌摩本人，對於他自己的認識，也並沒有自視特高，想插足大詩人之列，這有《猛虎集序》文為證。就是他的朋友們也並沒有把誌摩算做莎士比亞葛德但丁同等的大詩人——天才。他們至多，隻不過拿他和雪萊相提並論而已。
然而誌摩畢竟是詩人，是天才，假如詩人和天才不一定必須莎士比亞葛德但丁那樣的人才配稱的話。李杜韓白固然是詩人，溫李冬郎也還是詩人；蘇辛周薑固然是詞家，溫韋正中也還是詞家。內容之雄渾深厚與輕新微妙，至多借以判別作者之大與不大，偉與不偉而已，卻不能賴以斷定作者是不是詩人。文藝欣賞本來主觀的成份居多，所以誌摩的作品，是不是好詩，不是旁人用文字說明可以擁護或打倒的。誌摩的三部詩集，才是最堅實的憑證。大家讀了他的詩，自會鑒定的，我現在憑記憶所及，隨便提出幾首來，我個人認為的確是詩，是好詩。散文詩如《嬰兒》、《毒藥》；土白詩如《一條金色的光痕》；歌謠體如《蓋上幾張油紙》、《海韻》；長篇如《康橋再會吧》；短章如《天國的消息》、《偶然》以及《一塊晦色的路碑》。
不過誌摩對於中國新文藝的將來，假如有相當的貢獻時，據我看，並不在他那些詩篇的本身，都在他那創造的精神和嚐試的工作上。誌摩的詩，我個人以為的確是新文學運動發生後十幾年來可貴的一宗收獲。但是絕非楊先生所要求的“對於人生有最深切的認識及最正當的了解”，“反映全時代的痛苦歡樂，全民族全人類的一切情感”，而“用最優美和諧的形式吹噓到了紙上頭去的”，“渾然天成圓潤精穎的一致的個體”的那種理想的作品。雖然我個人懷疑這種理想的作品曾否有過，然而誌摩的作品，不能算是“登峰造極”的作品，這是無庸疑議的。所以我說誌摩的詩之本身，對於新文藝之將來，其貢獻並不能算怎樣的大。可是誌摩他那種運用西洋詩的格律來創造新的詩體，居然有了相當的成功，這一點我認為是誌摩和他的朋友們的功績。有人說他們這種工作，隻是抄襲，隻是模仿，哪能算得創造？我覺得不然。中國詩的格律，無論怎樣的演變，終沒有跳出陰陽平仄的範圍，四言變而為五言，古體進而為近體，詩演為詞，詞化為曲，都離不了陰陽平仄。現在誌摩他們居然獨辟蹊徑，應用西洋詩的抑揚輕重的音尺到中國詩裏來。中西文字，根本不同，這能不說是一種創造嗎？現在他們這種試驗，距完成為期尚遠，（鄙意若望完成，恐怕非先體驗出一種新的讀法不可。此非題內之文，容另詳。）然而已經可以看出它的可能性了。將來倘使繼起有人，這便是劃分時代的一種運動。藝術的作品，無論怎樣總不能不憑借一種形式表現出來吧。否則，僅是一點意像，絕不是一件藝術品。就算最空虛縹緲的音樂吧，也得憑借音調節奏的形式，才能表現出來。不然，悲多汶縱有更多的音樂的意像，恐怕也不能使他成為偉大的音樂家了。詩歌是比較有實跡可尋的藝術，當然更免不了形式的限製。這一點，我知道楊先生是一定讚同的。不過他理想中之詩的質與形之關係，是“一點精妙和諧的內心為它（詩）整個的底盤，而一切表麵的精彩，譬如說聲調與形式，俱是要由這一點內心裏發露了出來，然後才能令人們覺得，它是渾然天成圓潤精穎的個一致的個體，一首好詩。”所以他主張“每一首詩都各有自己的一個形式。”換句話說，楊先生是反對“詩有定形”的。這種理想，當然極高，但是事實可能嗎？語言文字是這樣的圓滿無缺的表現工具嗎？我們極普通的意念，語言文字的表現力尚且有時而窮，何況極微妙的詩歌呢？任你多麼偉大的天才，恐怕也不能超越這種語言文字自身的限製吧。形式變化最自由的，莫過於散文了，然而散文也有散文的極限嗬。而意像呢，那是極富有變化的東西，所以楊先生的那種理想，恐怕不易實現。莎士比亞、葛德、席勒、莫理哀、但丁諸偉大詩人所寫的詩，不也是限於一定的形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