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四日，太戈爾從加爾各答來信說，要明年二月中或二月底方能動身到中國來。
六日，複趙景深函，介紹替晨報副刊譯小說。（趙曾編天津新民意報的文學附刊，後被裁撤，失業，寫信給先生，想譯稿為生。）原函雲：“……關於譯小說，能試譯哈代，最合我意。我大約月底方能到滬，泰氏（指太戈爾）如來，則十月初偕同北上，爾時當可會麵。”
八日，祖母回神。為訃聞上一個‘繼“字，議論紛紛，說若不加繼字，便是蔑視孫太夫人。（孫為元配，何為繼室。）先生曾寫信請教胡適等。
十八日，陳師曾（衡恪）卒於南京，年四十八歲。十月，北京開追悼會，並遺作展覽會。
按：先生家書（致伯父）雲：“陳師曾畫家的死，美術界很深惋惜……梁先生叫我寄一份目錄給你……他的畫與筆致，我覺得他是最有胸襟的一個畫家。”
二十五日（中秋），與堂弟繹莪遊西湖。遇康有為，未招呼。
二十六日，與繹莪經雷峰塔到煙霞洞訪胡適（胡時在煙霞洞養病），未遇。
二十九日，乘看潮專車往海寧觀潮。同行者有叔永（任鴻雋）、莎菲（陳衡哲）、朱經農、莎菲的先生Miss Ellery、精衛（汪兆銘）、馬君武、胡適、胡適的表妹曹佩聲、陶知行等十人。與江談了一路的詩。看過潮後，先生去杭州。
是年秋，蔡孑民（元培）辭北大校長，偕新夫人周峻赴歐度蜜月。
按：胡適曾為攝影於杭州，先生題雲：“蔡先生將赴歐。”
十月三日，與張君勱、瞿菊農等去常州，遊天寧寺。
五日，同裕卿到吳淞吊君革。與徐振飛（新六）談法國文學。
按：徐新六字振飛，一八九〇年生，一九三八年卒。先生說他是個風雅的生意人。
十一日，午間張東蓀借張君勱處請客，有胡適、朱經農、陳築山等。午後為胡適拉去滄州別墅閑談，《努力周報》已決定停版。瞿秋白來，時正患肺病。先生又同胡適、朱經農去民厚裏一二一號訪郭沫若，成仿吾亦在座，主客之間甚枯窘。晚任叔永夫婦請客，到有胡適、朱經農、唐擘黃、王雲五、高夢旦、馬君武、徐新六、張君勱等。馬君武大怪汪精衛從政，憂其必毀。
十二日，郭沫若回拜，說有人疑心西瀅就是先生。郭走後，先生作《灰色的人生》詩一首，後在二十七日《努力周報》七十五期增刊中發表。這是《努力》的最後一期。晚去胡適處長談，在張君勱、瞿菊農處沙發上宿。
十三日，郭沫若請吃飯，胡適、樓石庵列席。
十五日，與胡適回請郭沫若，有田漢夫婦、任叔永夫婦及徐新六等。散席後，與胡適去亞東書局，識陳獨秀。陳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縣人，光緒五年（一八七九）生，他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和實際領導者，但晚年他否定了他在共產黨中的一切，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病逝四川江津。
十六日，與胡適約各翻曼殊斐爾作品若幹篇，並邀陳西瀅合作，由泰東書局出版。
十七日，張幼儀自德來函，言歸國後，擬辦幼稚院，先從硤石入手。
二十日，自硤石到杭州，與胡適、朱經農同寓新新。
二十二日，與胡適、朱經農重遊西湖。
二十八日，西湖遊記結束。朱經農先走，先生和胡適遲兩天回上海。
十一月四日，梁啟超所創辦的鬆坡圖書館正式成立，館址在北京北海快雪堂，為大總統黎元洪所撥。民國五年蔡鍔病逝日本，梁氏即有籌建鬆坡圖書館之議，作為永久紀念。嗣因時事多故，集資不易，久而未成，僅在上海置鬆社，先搜購圖書以作準備。民國九年，梁啟超自歐返國，想在北京從事文化活動，所以就將鬆社售去，十一年將圖書運至北京，十二年將西單牌樓北的石虎胡同七號（清乾隆年間裘文達的賜第）改作鬆坡圖書館的第二館，複蒙黎元洪撥快雪堂為第一館館址，始告正式成立。先生遇難後，申如公將北京存書全部捐贈該館。當時鬆坡圖書館的謝函雲：
“申如先生閣下：前得百裏先生函，藉悉先生慨允將誌摩遺書全部捐贈敝館，敬謹拜嘉，頃已編目陳列，俾供眾覽，受貺良多，專此鳴謝，並頌道祺。”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二十九歲
與陸小曼在北京相識。時先生任北大教授，住鬆坡圖書館中。先生與陸小曼認識的經過，陸小曼在愛眉小劄的序文中說：
“在我們初次見麵的時候（說來也十年多了），我是早已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別人結婚了，雖然當時也癡長了十幾歲的年齡，可是性靈的迷糊竟和稚童一般。婚後一年多才稍懂人事，明白兩性的結合不是可以隨便聽憑別人安排的，在性情與思想上不能相謀而勉強結合是人間最痛苦的一件事。當時因為家庭間不能得著安慰，我就改變了常態，埋沒了自己的意誌，葬身在熱鬧生活中去忘記我內心的痛苦。又因我嬌慢的天性不允許我吐露真情，於是直著脖子在人麵前唱戲似的唱著，絕對不肯讓一個人知道我是一個失意者，是一個不快樂的人。這樣的生活一直到無意間認識了誌摩，叫他那雙放射神輝的眼睛照徹了我內心的肺腑，認明了我的隱痛，更用真摯的感情勸我不要再在騙人欺己中偷活，不要自己毀滅前程，他那種傾心相向的真情，才使我的生活轉換了方向，而同時也就跌入了戀愛了。於是煩惱與痛苦，也跟著一起來。”
四月十日，詩人拜倫百年祭。
十二日，印度詩哲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一八六一—一九四一）乘熱田丸來華抵滬，住滄洲飯店。先生代表北方學界前往歡迎。
太戈爾這次來華，係應北京講學社之聘。講學社為蔡元培、汪大燮（伯唐）、林長民（宗孟）等所發起，蔣方震任總幹事。杜威應北大聘來華，其後改為講學社所聘，由胡適翻譯。羅素來華，由趙元任翻譯。太戈爾來華，由先生翻譯。最後聘杜裏舒來華，由張君勱及瞿菊農翻譯。據楊允元徐誌摩與太戈爾訪華的韻事（傳記文學第九卷第二期）雲：
“太氏接到邀請後，似乎是為他所創立到此時還不過三年的國際大學做一點宣揚工夫，他剛好獲得一位印度資本家比爾拉（J。K。Birla）捐助旅費，就組成了他的大學訪問團，邀約了下麵的同行人員，國大教授梵文學者沈謨漢（Kshitimohan Sen），國大藝術學院院長，現代孟加拉畫派大畫家南達拉波斯（Nandalal Bose），國大鄉村建設指導英人愛爾姆赫斯特（L。K。Elmhirst），這位先生也就是訪問團的秘書，還有加爾各答史學教授納格（Kalidas Nag），再加上一位美籍社會工作者格莉恩女士（Greene），一行六人，因此詩人與隨行人員的陣容，擁有印度文學藝術與曆史的專家。顯然他們也有意對當日中國的政治文化藝術各方麵作一次全盤的考察。至於主人方麵，北京學術文化界人士與太氏交接的可真不少，就其中主要的知名人士說，有梁任公、蔡元培、胡適、蔣夢麟、梁漱溟、辜鴻銘、熊希齡、範源廉、張君勱等。”
至於太戈爾來華的目的，據他自己說：
“我此番到中國來，並非是旅行家的態度，為瞻仰風景而來，也並非是一個傳教者，帶些什麼福音，隻不過是為求道而來罷了，好像是一種進香人，來對中國文化行敬禮，所持的是敬愛數字。”（《小說月報》十五卷四期）
十三日，下午一時，太戈爾先在閘北寺中與印度詩人集會，三時至慕爾鳴路三十七號聚會，在蔣方震家與歡迎者攝影。
十四日，先生陪太戈爾遊西湖。一時詩興大發，竟在一處海棠花下做詩通宵。十六日，回上海。
十八日，上海文學研究會等各團體假商務印書館俱樂部開歡迎太戈爾演講會，並在俱樂部門首留影。然後沿津浦路北上，在南京、濟南各有一次講演。
二十三日，到北京，先後在北京學界歡迎大會，幾個大學學院，以至最後的歡送會，作六次公開演講。所有演講或談話，全由先生擔任翻譯。在天壇草坪上開歡迎會時，太戈爾登台演說，由林徽音攙扶，據吳詠《天壇史話》雲：
“林小姐人豔如花，和老詩人挾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麵，郊寒島瘦的徐誌摩，有如蒼鬆竹梅的一幅三友圖。徐氏在翻譯太戈爾的英語演說，用了中國語彙中最美的修辭，以硤石官話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詩，飛瀑流泉，琮琮可聽。”
五月八日，為慶祝太戈爾六十四歲誕辰，北京學術界人士為他舉行祝壽會，由胡適主席，送他的壽禮是十幾張名畫和一件名瓷，並舉行贈名典禮，由梁啟超主持，所贈的中國名字是竺震旦，頗饒意義，使太戈爾深受感動。祝壽會的次一節目是由梵文學者讀了一首梵文詩，印度曆史教授讀了太戈爾的一首新年詩。最後一項餘興節目，是演出太戈爾的短劇契（Chitra亦有譯作契忒拉或齊德拉的），由林徽音飾公主契，張歆海飾王子阿俊那（Arjuna），先生飾愛神。上演以前，太戈爾登台說明他創作契的經過，演出成績很好。
民國十五年六月七日，先生在《晨報》副刊之《劇刊始業》一文中說：“前年四月八日在協和演了一次泰穀爾的契。此處四月當為五月之誤。
二十日，太戈爾離北京到太原，勾留兩日，然後沿京漢路南下，二十五日過漢口，再乘船東下。二十九日離開上海，東去日本，先生隨往。在上海時，仍聚會於張園，太氏發表他最後的一次講演。
暑中自日返，曾至廬山，居半月。
按：先生寄崇弟函：“廬山名跡頃刻未可窮盡，然山之靈異，尤在雲霞，頗擬作新雲賦以詠之。此塔不知何名，遠山亦不知名，然意境古淡絕俗，到此惟聽鬆聲鳥語，忘機忘世矣！”
秋赴北平師大演說，有落葉演說辭。
九月，表兄沈叔薇病卒。叔薇和先生從小同學，高小中學（杭州一中）都是同班畢業。叔薇過繼的爹娘是先生的姑母，先生的前母是叔薇的姑母。他們倆除了自小同學外，還加上兩重的親戚關係。叔薇是先生一生最密切的一個人，他的死是先生一個不可補償的損失。十一月一日，先生在北京寓裏撰《悼沈叔薇》一文。（見《自剖文集》）
秋間齊（齊燮元）盧（盧永祥）戰事起，先生全家遷滬，先生仍居平，陰曆九月初一，其堂弟永和妻病故。同月六日，其伯母蓉初公夫人又病逝硤石。冬，戰事平，遂於十一月初八日全家返硤。（太夫人致張幼儀函）
十月十五日，俄大使加拉罕移居前俄使館，舉行升旗禮。先生前往參觀。
十二月三日，梁啟超發表集宋詞聯贈先生。
按：飲冰室詩話附錄雲：“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贈徐誌摩一聯，‘臨流可奈清臒，第四橋邊，呼棹過環碧。此意平生飛動，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吳夢窗[高陽台]，薑白石[點絳唇]，陳西農[秋霽]，辛稼軒[清平樂]，洪平齋[眼兒媚]，陳簡齋[臨江仙]）’此聯極能表出誌摩的性格，還帶著記他的故事，他曾陪太戈爾遊西湖，別有會心，又嚐在海棠花下做詩做個通宵。”這年中秋（九月十三日）梁氏李夫人喪，聯是在他夫人病榻旁，作以消遣的作品。
二十日，在《現代評論》一卷二期發表《這回連麵子都不顧了》。
按：是文與《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一文相互有關，都是針對當時英國處理庚子賠款事而發議論。先生的《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的序文上說：“……庚子賠款委員會裏麵他特聘在野的兩個名人，狄更生與羅素。這一點就夠得上交情。現在壞了，包首相容不得思想與理想……聽說他們已經定了兩種用途：一是揚子江流域的實業發展（鐵路等等）及實業教育，一是傳教。我們當然不勝感激之至！虧他們替我們設想得這樣周到！發展實業意思是飽暖我們的肉體，補助傳道意思是飽暖我們的靈魂……狄更生先生每回給我來信總有悲慘的話……狄更生先生替人類難受，我們替他難受。羅素何嚐不替人類難受，他也悲觀；但他比狄更生便宜些，他會冷笑，他的譏諷是他針砭人類的利器。這回他給我信上有一句冷話I am amused at the progres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基督教在中國的進步真快呀！下去更有希望了，英國教會有了賠款幫忙，教士們的煙士披裏純那得不益發的燦爛起來！別說基督將軍，基督總長，將來基督醬油基督麻油這樣基督那樣基督花樣多著哪，我們等著看吧。”
是年，蔣複璁在北大畢業，即由先生介紹於當時清華學校教務長張彭春（仲述），在清華教書兩年。
是年，新月社在北京成立。先生奔走最為熱心。據他在民國十五年六月十七日《劇刊始業》一文中說：
“我今天替劇刊鬧場，不由的不記起三年前初辦新月社時的熱心。最初是‘聚餐會’，從聚餐會產生新月社，又從新月社產生‘七號’的俱樂部，結果大約是‘俱不樂部’！”
新月社初為一聚餐會，大多為歐美回國留學生，自是年起乃在北京中街七號租一屋，有如俱樂部，可以吃飯及打彈子等，每人月繳費五元，每兩星期乃定期聚餐，時有遊藝等。先生自鬆坡圖書館遷往社內，主持其事。
梁實秋在憶《新月》一文中說：
“……北平原有一個新月社，‘新月’二字是套自印度太戈爾的一首詩新月集，太戈爾訪華時梁啟超出麵招待由誌摩任翻譯，所以他對新月二字特感興趣，後來就在北平成立了一個新月社，像是俱樂部的性質，其中份子包括了一些文人和開明的政治家與銀行家。我沒有參加過北平的新月社，那時候我尚在海外；一多是參加過的，但是他的印象不大好，因為一多是比較的富於‘拉丁區’趣味的文人，而新月社的紳士趣味重些。”（見《文學因緣》頁二九三—二九四）
民國十四年乙醜（一九二五）三十歲
三月三日，致陸小曼信，對其處境深表同情，勸她不能再犧牲下去。這時先生和小曼戀愛的事，在北京已鬧得滿城風雨，先生不得已決定去歐洲旅行，避避風頭，並答應做《現代評論》的特約通訊員。
四日，再致小曼信，希望她堅定信心和環境奮鬥到底，不可半途而廢。並要她天天寫信，當作日記來寫。小曼日記就是這封信催生的。
十日，又致小曼信，要她加倍奮鬥。啟程出國。
十二日，到哈爾濱。
十三日，過滿洲裏。
十四日，到赤塔。
十八日，到鄂木斯克。
十九日，次子德生（彼得）患腹膜炎殤於柏林。先生於二十六日到柏林，已不及見。六月三日作《我的彼得》一文，刊《現代評論》二卷三十六期，後收入《自剖文集》。這時張幼儀在柏林。
四月八日，到倫敦。
十一日，去意大利。
五月底，聞一多、趙太侔、餘上沅返國抵滬，六月到北京。
六月二十五日，先生在巴黎。
七月，在英國承狄更生介紹，晤大詩人湯麥士哈代（Thomas Hardy）。
陸小曼病，先生兼程返國。與蔣複璁同寓北京清裘文達賜第之好春軒。
按：先生這次到歐洲，完全是一次感情作用的旅行。一方麵是為與陸小曼的事，另一方麵是要去看看太戈爾。順便看看法國的羅曼羅蘭，意大利的丹農雪烏和英國的哈代，結果隻見到了一個哈代。所到之處遍謁名人墳墓。據先生《歐遊漫記》（《自剖文集》）雲：
“我這次到歐洲來倒像是專做清明來的，我不僅上知名的或與我有關係的墳（在莫斯科上契珂夫、克魯泡金的墳；在柏林上我自己兒子的墳；在楓丹薄羅上曼殊斐爾的墳；在巴黎上茶花女、哈哀內的墳；上菩特萊‘惡之花’的墳；上凡爾泰、盧騷、囂俄的墳；在羅馬上雪萊、基茨的墳；在翡翠上勃朗寧太太的墳，上密仡郎其羅、梅迪啟家的墳；日內瓦到Ravenna去還得上丹德的墳；到Assisi上法蘭西士的墳；到Mautua上浮吉爾Virgil的墳。）我每過不知的墓園也往往進去留連，那時情緒不定是傷悲，不定是感觸，有風聽風，在塊塊的墓碑間且自徘徊，等斜陽淡了再計較回家。”
八月六日，偕陸小曼與林宗孟（長民）同遊宮湖，林書東坡詩軸贈之。
按：林書跋雲：“適與小曼誌摩同遊瀛台宮湖歸寓，小曼索書，即以舊紙書贈之。乙醜六月十七月宗記。”
九日，先生開始寫日記，記載與陸小曼相戀的經過和心情，寫好了當信一樣拿給小曼看。先生遇難後，小曼予以出版。（見《愛眉小劄》）
他在日記一開頭就說：“‘幸福還不是不可能的’，這是我最近的發現。”
九月二日，劉叔和病逝北京。叔和名光一，一作光頤，字叔和，朋友們都叫他老老，南通人，北大法科畢業，在美國研究經濟學，他和先生同船去美國，又同船去英國。民國十二年秋天回國，曾任北大歐洲經濟史教授。十月十五日，先生作《吊劉叔和》，發表在同月十九日晨副。當叔和病故時，先生正南下。據陳西瀅劉叔和一文（民國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現代評論》二卷四十二期）雲：
“我們同醫院交涉叔和身後事完畢出院，在門口遇信差，有一信是誌摩給叔和的。我拆開一看，是誌摩南下時告辭的信，信裏說道‘盼兄耐心靜養，早日安複為慰。南中逗留約十至十五日，歸時再見。’今誌摩已歸，叔和卻永遠不能再見了。”
五日，到上海。時陸小曼去上海。
十三日，去杭州。
十月一日，應陳博生之邀接編《北京晨報·副鐫》。先生本想辦理想月刊與新月月刊，不成。晨副在孫伏園主編時，便已人材濟濟，這時先生又約了趙元任、梁啟超、張奚若、餘上沅、蕭友梅、聞一多、胡適、鬱達夫、張東蓀、趙太侔、劉海粟、翁文灝、任叔永、陳衡哲、陳西瀅、陶孟和、沈性仁、淩叔華等為該刊撰稿，真是極一時之選。
按：《晨報·副鐫》第四十九期學藝部啟：“本刊從十月一日起改訂今式，以期閱讀兩便。總目錄內容，分為講演，譯述，論著，文藝，詩歌，雜纂等，歸徐誌摩君主編。又《國際周刊》由淵泉君主編。《社會周刊》由勉己君主編。《家庭周刊》由德言君主編。”
他編晨副的態度，在我為什麼來辦我想怎樣辦一文中說得很明白：
“但我自問我決不是一個會投機的主筆，迎合群眾心理，我是不來的，諛附言論界的權威者我是不來的，取媚社會的愚暗與褊淺我是不來的；我來隻認識我自己，隻知對我自己負責任，我不願意說的話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說的，我要說的話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說的，我來就是個全權的記者，但這來為他們報紙營業著想卻是一個問題。”
五日，在晨副發表《迎上前去》一文，請讀者容許他，紹介他自己，解釋他自己，鼓勵他自己。這時陸小曼已經辦好離婚手續，從上海來到了北京，一時找不著先生，及看到此文，才知在《晨報》做事，即去找他，告訴他恢複自由的消息。（見《愛眉小劄》小曼序）
十日，在晨副發表《守舊與玩舊》一文，係針對《甲寅》周刊十七期孤桐（章士釗）的《再疏解輯義》而發，認為孤桐在思想上沒有基本信念。孤桐又在甲寅周刊十八期發表《答誌摩》來辯論。
十二日，在晨副發表《讀梁巨川先生遺集》。按巨川名梁濟，民國七年秋後在北京淨業湖中自殺，這時正是他的遺集由其子煥鼐和漱溟整理後出版。先生此文發表後，陶孟和陳衡哲皆有文和先生討論這個問題，兩文均收入《落葉集》中，題目改作《論自殺——讀桂林梁巨川先生遺書》。
十一月五日，梁啟超任國立京師圖書館館長，李四光為副館長，以北海公園慶霄樓等處為籌備處。
按：北京教育部與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商定合作，將京師圖書館改為合辦，由梁啟超任館長，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供給經費。北京教育部後以故推翻，乃由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獨北京圖書館於北海，十五年開館，蔣複璁由清華到該館服務。任可澄任北京政府教育部長，乃聘梁啟超任國立京師圖書館館長，仍謀與中華文化基金合作，與北京圖書館合並，事卒不成。北伐之後，兩館合並，由蔡元培任館長，國立北平圖書館乃產生焉。
二十二日，奉軍灤州第三軍團副團長郭鬆齡，電請張作霖息戰下野。
二十三日，郭鬆齡決定回師攻張作霖。
三十日，張作霖發表討伐郭鬆齡宣言。
十二月二十一日，郭鬆齡軍進占新民屯，與張作霖軍在大雪中激戰。
二十三日，郭鬆齡軍完全失敗。
二十四日，林長民於郭、張之役，慘死於新民屯，年五十歲。長民為清末民初間熱心中國憲政及國會製度之重要政治家，福建閩侯人，幼名則澤，字宗孟，自稱苣子，亦稱桂林一枝室主，晚年門栽雙栝，人亦或稱之為雙栝廬主人。十五年二月二日，先生《傷雙栝老人》（《自剖集》）雲：
“在你的精神裏我們看不見蒼蒼的鬢發，看不見五十年光陰的痕跡。……你依舊是二三十年前春痕故事裏的逸的風情——‘萬種風情無地著，’是你最得意的名句，誰料這下文竟命定是‘遼原白發葬華顛。’”
“最可憐是遠在海外的徽徽……如今說也可憐，一切都成了夢幻，隔著這萬裏途程，她那弱小的心靈，如何載得起這奇重的哀慘……”
是年，北京美術專門學校添設戲劇係，改名藝術專門學校，先生推薦聞一多任該校教務長。據梁實秋《談聞一多》雲：
“一多的職務是國立藝術專門學校教務長，這是由於徐誌摩的推轂，當時的藝專校長是劉百昭。劉是章士釗的部下，初接校篆，急需一批新人幫忙，所以經誌摩介紹一拍即合。戲劇係主任本擬聘餘上沅，後又因為安置趙太侔，上沅改任教授。他們加入藝專也是不得已，初回國門，難為擇木之鳥。一多是最不適於做行政工作的人，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膺選。”（頁六四—六五）
聞、趙、餘三人在藝專支持了一年，經常和先生討論有關戲劇問題，並在《晨報·副刊》創辦劇刊（見次年六月十七日條）。據餘上沅在十五年中秋日（九月二十一日）寫給張嘉鑄的信裏說：
“誰知我同太侔、一多剛剛跨入國門，便碰上五卅慘案……‘北京藝術劇院’的計畫，誌摩、叔存、通伯和新月社的朋友們，都願意幫忙。我們商量、籌畫、接洽、辯論，結果總算不差，在藝專開辦了一個戲劇係……我們勉強支持了一年。”（餘上沅編國劇運動頁二七六）
是年，先生的第一部詩集《誌摩的詩》出版，由蔣複璁代編，中華書局代印，用連史紙，仿宋字體，中式線裝，極為考究。後來曾在北新書局寄售，銷行極廣，現代評論社又列為現代社文藝叢書第二種，在北大第一院該社發賣。民國十七年八月，新月書店又予重印，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出至第六版，其受讀者歡迎，可想而知。惟新月書店重印本，係經先生刪改過，計全刪者十四首：1.《留別日本》2.《自然與人生》3.《地中海》4.《東山小曲》5.《一小幅的窮樂圖》6.《雷峰塔》7.《青年曲》8.《一家古怪的店鋪》9.《哀曼殊斐兒》10.《一個祈禱》11.《月下待杜鵑不來》12.《希望的埋葬》13.《塚中的歲月》14.《康橋再會吧》。此外還有部分刪節的，如沙揚娜拉一詩，初印本為十八首，新月本僅留其一。
蔣複璁在《石虎舊夢記》（《自由談》第十五卷第五期）一文中對這部詩集曾有簡單的記述：
“他第一部的白話詩集《誌摩的詩》，仿宋宣紙，由中華書局代印，是誌摩在鬆館將零篇交給我編的，次序是按著時間的。誌摩的作品，以在北平這幾年為最多，我與他住鬆館，所以詩的本事大體知道。書首有《康橋再會吧》一詩，這是誌摩留別劍橋的詩，是白話詩的處女作，文言氣息很重，他很不滿意，要想刪去，我硬為編入，想不到今天在書店裏東出一本《徐誌摩詩文選》，西出一本《徐誌摩詩選》，雖然雜亂無次，而這首詩總是冠諸卷首，豈是誌摩始料所及？《蓋上幾張油紙》一詩是記我的鄰居範家娘在雨天去買幾張油紙蓋在野裏她死去孩子的小棺上，是我問了她而又告訴了誌摩的。”
民國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三十一歲
是年春，在上海晤趙景深，二月二十六日（陰曆正月十四日）複趙信雲：
“太對不起你了！你信到後，我就想專誠去看你先不通知你，但新年來為私事在滬杭路屢次往複，不曾騰出空來，所以沒去成，也沒回信，請你原諒。明天（元宵）我上午到振鐸家裏，我叫他約你也去，不知便否，盼望你見麵。我聽說你快成家了，而且是蘇州親，先賀喜你，不是我俗套，因為遲早躲不了那一天。我自己也不在遠，說實話。詩集明天帶給你。”
先生這時在上海的情形，據趙景深《誌摩師哀辭》雲：
“我為了家貧無力完姻，隻得臨時趕譯了一篇柴霍甫的活財產出來，拿了譯稿去見徐師，想換一點錢用。那時徐師和他的父親以及兒子阿歡都住在旅館裏。時候是早晨，他們都剛起來。徐師的父親正在洗頭。他很胖，很誠樸，完全與徐師兩樣，既不瘦削，亦無翩翩的風致。阿歡大約十歲左右，倒很像他的父親，用一句舊小說上的話，生得‘眉清目秀’。徐師說：‘趙先生會講童話，你請他講給你聽吧。’阿歡便央著我講，我隻得講了一個安徒生的《大小克勞司》給他聽。我正在指手畫腳的時候，誌摩師彎著腰從門外騎著小腳踏車進來，呼喊說：‘你看爸爸騎你的車！’阿歡拍掌大笑。
“後來我又與誌摩師談詩，問他對於自己的詩所最喜歡的是哪一首。他說是無題，現在我已將這首選在我給《混合國語教科書》第二冊裏。
他收下了活財產，以備編晨副之用，預先給了我四十元的稿費。加以叔父資助我數百元，我便草草結了婚。”
三月十四日（陰曆二月初一日），姑丈蔣謹（欽項）病逝硤石，享年五十五歲。先生嚐問學於姑丈，蔣氏富藏書，齋名衍芬草堂，自其先人寅（光）始，曆太平天國以迄民國，論海寧藏書，當推蔣氏。《衍芬草堂鈔本書目》，即為姑丈所手編。《徐母何太夫人八旬誕壽啟》，亦出姑丈手筆。陳從周輯《誌摩雜記》雲：
“牙牌數有時殊神秘，餘姑丈蔣謹旃先生，嚐鄉試占之吉，有句雲：‘更欣依傍處，時與貴人俱。’發榜日，獨行上東山，及顛而見費景韓（諱寅，硤石人，孝廉，精版本）先生冉冉自塔下，互詰來意，相與噱。移時下山沽酒，複登，才上石除，費馳，蔣亦馳，費先生登，喘息於山亭，酌焉。因與論試事，費曰：‘昨夢馬創足。’蔣因賀必中，今日馳，君先登捷足之兆，應矣！
“憶牙牌詩言，貴人得毋費歟？猶冀可得副車，及發，費售而蔣竟黜。”
劉子庚（盤毓）為蔣作墓誌銘，謬誤百出。七月八日，先生自京發家書中，大發議論：
“劉子庚當初作墓誌銘，據雲大半根據覲圭（名錫韓，謹旃弟）與不廠（單不廠，覲圭妻舅）口述，則其謬誤更足奇怪，豈有九叔之親而不知四房尚有兩個年輕侄兒之理？訃文上果如何寫法，想總不至遺漏，劉文雲：‘……年三十初喪妻，義不再娶。居九年，以父命結婚，非君誌，蓋始終一倫紀中人也。終以所處不純，寢以不起。’豈非昏憒荒謬？第一，續弦時，父已不在，何來父命？第二，續娶何以遂非倫紀中人？末二句更該打，萬一姑丈是續娶後不久即死，那看文氣豈非妻有嫌疑？但事實是相處至十多年，子女生到六個之多。又文中述後裔：‘子燕詒，葉出；修蘭征女四，幼徐出；孫祖同、敦複，燕詒出。’遺漏亦奇，又其附案雲：‘……行誼略則不稱心，餘所知不廠所告，日記所書，哀啟所述，有不能不言，而又不便明言者。此亦韓退之為柳子厚作誌非受諛墓之金者可比，必如天鬥恰如分量，斯亦郭有道碑之無愧色焉。凡九閱月，十易稿，自以為可矣，再三觀之，尚有繁簡失當處，反複數日刪改，約百餘字，此十一易稿也。噫！我安得舉世盡易而為白話文，一返原人時代而後快哉！’真是什麼話？如此古文，難怪古文之必遭滅絕。末後一類突如其來，尤不知所之，此豈‘天鬥之恰如分量’耶？可笑可憐，這倒不管，現在應得查問的是墓誌已否刻石？如已刻，文字有更動否？如為文刊出，實太豈有此理。徐氏固商賈之家，沒有讀書人，不配讀古文式墓誌銘，但蔣氏詩禮傳家，豈盡屬草包，任一無聊文人顛倒瞎寫，連正字嗣續都給刪除。覲圭當然特別負責。我昨去不廠處，本想問及，但彼以病甚重，神誌未清，故未說話。此函請交大伯一看，即去蔣家一查，我頗覺生氣也。”
按：劉子庚，浙江江山人，工詞學；單不廠，浙江蕭山人，工宋元理學。是時皆在北大授課。
四月一日，《晨報·副鐫詩刊》創刊，每星期四刊出一次，由先生主編，聞一多編輯。參與其事的有：楊振聲、朱湘、饒孟侃、劉夢葦、於賡虞等。至六月十日第十一期停刊。這是詩友的第一次結合。先生在《詩刊弁言》中說明詩刊的起因及他個人對於新詩的意見，也是他代表他們新月社的一群人向世人所作的新詩運動的宣言：
“我們幾個朋友總想借副刊的地位，每星期發行一次詩刊，專載創作的新詩與關於詩或詩學的批評及研究文章……容我先說這詩刊的起因，再說我個人對於新詩的意見。我在早三兩天前才知道聞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詩人的樂窩，他們常常會麵，彼此互相批評作品，討論學理。上星期六我也去了。一多那三間畫室，布置的意味先就怪……有意識的安排，不論是一間屋，一身衣服，一瓶花，就有一種激發想像的暗示，就有一種特具的引力。難怪一多家裏見天有那些詩人去團聚——我羨慕他！我寫那幾間屋子因為它們不僅是一多自己習藝的背景，它們也就是我們這詩刊的背景。這搭題居然被我做上了。我期望我們將來不至辜負這製背景人的匠心……我們的大話是：要把創格的新詩當一件認真事情做。這話轉到了我個人對於新詩的淺見。……我這生轉上文學的路徑是極兀突的一件事。我的出發是單獨的，我的旅程是寂寞的，我的前途是蒙昧的。直到最近我才發現在這道上摸索的，不止我一個，旅伴實際上盡有，隻是彼此不會有機會攜手。這發見在我是一種不可言喻的快樂，欣慰。管得這道終究是通是絕，單這在患難中找得同情，已夠酬勞這顛沛的辛苦。管得前途有否天曉，單這在黑暗中叫應彼此訴說曾經的磨折，已夠暫時忘卻肢體的疲倦。再說具體一點，我們幾個人都共同著一點信心：我們信詩是表現人類創造力的一個工具，與音樂與美術是同等同性質的。我們信我們這民族這時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沒有一部像樣的詩式的表現是不完全的；我們信我們自身靈性裏以及周遭空氣裏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靈魂。我們的責任是替它們構造適當的軀殼，這就是詩文與各種美術的新格式與新音節的發見。我們信完美的形體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現。我們信文藝的生命是無形的靈感加上有意識的耐心與勤力的成績。最後我們信我們的新文藝，正如我們的民族本體，是有一個偉大美麗的將來的。”
自《詩刊》問世後，先生經常和朋友們討論新詩。據陳夢家《紀念誌摩》（《新月》月刊四卷五期）雲：
“十五年，誌摩在北平約一多、子離等聚起一個詩會，討論關於新詩形式的問題，他們在晨報有過十一期的詩刊。從那時起，他更用心試驗各種形式來寫詩，他自認……至少是技巧更進步了。”
又《猛虎集》自序雲：
“我的第一集詩……在這集子裏初期的洶湧性，雖已消滅，但大部分還是情感的無關連的泛濫，什麼詩的藝術或技巧都談不到，這問題一直到民國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群朋友在《晨報·副鐫》刊行詩刊時，方才討論到。一多不僅是詩人，他也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一個人。我想這五六年來，我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響。我的筆本是不受羈勒的一匹野馬，看到了一多的謹嚴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終不容我追隨一多他們在詩的理論方麵下過任何細密的工夫。”
六月十日，《詩刊》停刊。這個《詩刊》雖然隻出了十一期，但它的影響很大，尤其是聞一多、饒盂侃等所發表的討論詩歌的音節形式的論文，更引起世人的注意。他們所處心積慮建立起來的“格律詩”，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新月派”，當時成為風氣，不過也曾引起不少爭論，有人讚成，有人學習，也有人說他們所作的是舊詩，更有人說他們所作的詩是“豆腐幹塊”和“豆腐條”體的詩，還有人用諷刺的口吻說他們是“帶上鐐銬跳舞”。關於這些譏評，先生在是日《詩刊放假》一文裏作一總答複，他不承認“走錯了路”，詩刊雖然“放假”了，他們仍將由這條路子勇往直前。（文見《徐誌摩全集》第六卷）朱自清在民國二十四年編《中國新文學大係詩集》的導言中曾對這個詩刊有過很客觀而公平的介紹：
“他們要‘創格’，要發見‘新格式與新音節’。聞一多氏的理論最為詳明，他主張‘節的勻稱’，‘句的均齊’，主張‘音尺’，重音，韻腳。他說詩該具有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建築的美。音樂的美指音節，繪畫的美指詞藻，建築的美指章句。他們真研究，真試驗。每周有詩會，或討論，或誦讀。梁實秋氏說‘這是第一次一夥人聚集起來誠意的試驗作新詩’。雖然隻出了十一號，留下的影響卻很大——那時候大家都做格律詩。有些從前極不顧形式的，也上起規矩來了。‘方塊詩’，‘豆腐幹塊’等等名字，可看出這時期的風氣。
“詩鐫裏聞一多氏影響最大。徐誌摩氏雖在努力於‘體製的輸入與試驗’，卻隻顧了自家，沒有想到利用理論來領導別人。聞氏才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
四十年後，梁實秋在他的《談聞一多》一書裏，提到這個詩刊，也有很中肯的批評：“他（按：指聞一多）所標榜的‘形式’，確是新詩進展的一大步，但是也因此而贏得‘豆腐幹體’的譏嘲。新詩不可以長久留在‘自由詩’的階段，必需注重音節，而音節須要在整齊中有變化，在變化中有整齊。中國字為單音，在音節方麵宜於舊詩，如今以語體寫詩便不能以一個字為一單位，隻好以兩三個字為一組，一行中有幾個重音。《詩刊》就是朝著這個方向走的一個嚐試。”
十七日，《晨報·副刊劇刊》創刊。《劇刊》創刊的背景，趙聰曾敘述說：“在這前一年，留美專攻戲劇的餘上沅、趙太侔回國，使已停辦的國立藝專
複活，開辦了戲劇係，聞一多做了藝專的教務長。他們有了這樣一個戲劇教育機關，便想再創一個定期刊物作為他們的言論機關，於是劇刊便在誌摩主編的晨副上很容易出現了。他們抱有大誌，想在藝專的基礎上擴成北京藝術院，並再建設新型的劇場。這一運動的領袖和劇刊的主編，仍然是誌摩。可惜以後因為時局的動蕩不寧，經費毫無辦法，而且在奉係軍閥的淫威下，學人亦無法立足，以致他們的計劃全成了夢幻泡影，《劇刊》出到十五期，也於民國十五年秋天無疾而終。”
先生在《劇刊創刊號》發表《劇刊始業》一文，說明他們的目的和動機：
“我們想合起來做一點事。這回不光是‘寫’一兩個劇本，或是‘做’一兩次戲就算完事。我們的意思是要在最短的期內辦起一個‘小劇院’——記住，一個劇院。這是第一部工作。然後再從小劇院作起點，我們想集合我們大部分可能的精力與能耐從事戲劇的藝術。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小小的根據地，那就是藝專的戲劇科。我們現在借晨副地位發行每周的劇刊，再下去就盼望小劇院的實現。”（全文見《徐誌摩全集》第六卷）
六月底，先生散文集《落葉》由北新書局出版。內中有一半是講演稿，封麵是聞一多設計的。民國十六年九月再版。
八月十四日（陰曆七月七日），星期六，中午與陸小曼（眉）訂婚。小曼時年二十四歲，蘇州人，長文藝，善書畫。在北海董事會宴客，到梁實秋、葉公超、楊振聲、丁西林、任叔永、陳衡哲、陳西瀅、唐有壬，鄧以蟄等百餘人。（詳見梁實秋《談徐誌摩》頁六—七）
九月二十三日，《劇刊》出至第十五期，宣布停刊。劇刊名義上是由先生主編，但真正的執行編輯是餘上沅。此外趙太侔、聞一多和張嘉鑄等，也幫了不少忙。先生在是日《劇刊》終期一文中說：
“劇刊的地位本是由詩刊借得，原意暑假後交還，但如今不但詩刊無有影蹤，就劇刊自身也到了無可維持的地步……劇刊初起的成功全仗張君嘉鑄的熱心……上沅的功勞是不容淹沒的，這十幾期劇刊的編輯苦工，幾乎是他獨抗著的。”
《劇刊》停刊的原因，主要的還是人事問題。當初支持這個戲劇運動的“真正的行家”，如聞一多、趙太侔等，都忍不住北京八校欠薪以及藝專風潮迭起的壓迫而離散了，而先生這位主編，和陸小曼剛訂婚不久，又在忙著籌備結婚和南下，自然也無暇兼顧了，不僅無暇兼顧劇刊，甚至連那篇劇刊終期的文章也沒有寫完，留給了餘上沅去作結尾。餘上沅說：
“在人事亦是一般的憔悴的時候，誌摩已經找著了一條出路，碰上這天上地下都團圓的清夜，（編者按：天上指中秋節，地下指先生和小曼。）不免痛飲到了陶醉。剩下未盡之意，隻好由我來勉強續完了。”
《劇刊》停刊的另一原因，是他們的根據地——國立藝專戲劇係，一直就不很景氣，隻招了二十幾個學生，以後越來越少，及至主持者先後離校南下，交給熊佛西接辦，不久也因經費無著而停辦。至於他們想辦的小劇院，始終沒有辦成功。隻是在劇刊刊行期間，創辦了一個中國戲劇社，壽命也不長，似乎在劇刊停刊後，也就銷聲匿跡了。這個戲劇運動，雖然為時不久，但還是有他的影響的，至少他們是提出了他們對“國劇運動”的主張，而且對劇運總算是盡了推動的責任。劇刊上所發表的重要論文，後來餘上沅編成一本《國劇運動》，由新月書店出版。
十月三日（陰曆八月二十七日，孔誕日），與陸小曼在北海結婚，由梁啟超證婚，胡適作介紹人。梁在致證婚詞時，將新郎新娘大加訓斥。據梁啟超十月四日給孩子們書雲：
“我昨天做了一件極不願意做之事，去替徐誌摩證婚。他的新婦是王受慶夫人，與誌摩戀愛上，才和受慶離婚，實在是不道德之極。我屢次告誡誌摩而無效，胡適之、張彭春苦苦為他說情，到底以姑息誌摩之故，卒徇其請。我在禮堂演說一篇訓詞，大大教訓一番，新人及滿堂賓客無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聞之婚禮矣。”（丁文江撰《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下冊頁七一〇）
按：先生與小曼結婚，據雲其父母有三條件（一）婚費自籌，故儀式草草，僅茶點而已。（二）必須梁啟超證婚，故經胡適設法說服，卒由梁氏任之。（三）婚後必須南下，與翁姑同居硤石。故先生在硤特將原屋修蓋一新。
又按：梁啟超證婚詞未錄稿，交與先生，托蔣複璁裱成手卷，麵交先生。據蔣複璁稱，後晤申如公，於先生故後，由申如公收去，幼儀夫人及其公子積鍇均言不知，恐已在大陸遺失。先生結婚翌日，至清華園向梁啟超申謝，梁氏仍未假以顏色，時蔣複璁亦在座。
十五日，偕小曼離北京，南來寓上海新新旅館。
二十五日（陰曆九月十九日），小曼生日，在滬上度過。先生決定譯書還債。
十一月十六日（陰曆十月十二日），回硤石。先生致北京張幼儀（是年秋自德返國，任教於北京）函雲：
“我們在上海一無事情，現在好了，房子總算完了工，定十月十二（陰曆）回家，從此我想隱居起來，硤石至少有蟹和紅葉，足以助詩興，更不慕人間矣！”
十二月，孫傳芳戰事起，乘輪至滬，避兵福建路的通裕旅館，是時先生雙親去北京，幼儀迎養。（離硤時以父命無法支款，不得動身，由母舅沈佐宸（葆恩）借款方得成行。）據十二月十四日致幼儀函雲：
“爸爸來知道你們都好，尤其是歡進步得快，欣慰得很。你們那一小家庭，雖是新組織，聽來倒是熱鬧而且有精神，我們避難人聽了十分羨慕。你的信收到，萬分感謝你。幼儀，媽在你那裏各事都舒適……我們不瞞你說，早想回京，隻是走不動，沒有辦法。我們在上海的生活是無可說的……破客棧裏困守著，還有什麼生活可言。日內搬至宋春舫家，梅白格路六四三號，總可以舒泰些！阿歡的字，真有進步，他的自治力尤其可驚，我老子自愧不如也。”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三十二歲
一月一日日記：“新月決定辦。”（《眉軒瑣語》）
六日日記：“小病三日，拔牙一根，吃藥三煎。”（《眉軒瑣語》）
四月六日（清明），早車回硤石，下午去蔣姑母家。
七日，與小曼坐小船下鄉去沈家浜掃墓，下午回硤石老屋。
八日，早車去杭州，寓清華湖。午後與翁瑞午遊孤山，與小曼去三潭印月，走九曲橋。
是年春，與胡適、潘光旦、聞一多、饒子離等籌設新月書店於上海，由胡適任董事長，張禹九（嘉鑄）任經理，書局初設環龍路環龍別墅四號，後設總發行所於望平街，最後遷至四馬路中市九十五號。新月書店成立的經過，梁實秋在《談徐誌摩》一書中有很詳細的敘述：
“民國十六年春，國民革命軍北伐，占領南京，當時局勢很亂，我和季淑方在新婚，匆匆由南京逃到上海，偕行的是餘上沅夫婦。同時北平學界的朋友們因為環境的關係紛紛離開故都。上海成為比較最安定的地方，很多人都集中在這地方。新月書店便是在這情形下在上海成立的。新月社原是在北平創立的……上海的新月書店和北平新月社，沒有正式關聯。新月書店的成立，當然是誌摩奔走最力，邀集股本不過兩千元左右，大股一百元，小股五十元（現任台灣銀行董事長張滋
先生是一百元的大股東之一），在環龍路環龍別墅租下了一幢房屋。餘上沅夫婦正苦無處居住，便住在樓上，名義是新月書店經理，樓下營業發行。當時主要業務是發刊新月雜誌。參加業務的股東有胡適之先生、誌摩、上沅、丁西林、葉公超、潘光旦，劉英士、羅努生、聞一多、饒子離，張禹九和我。胡先生當然是新月的領袖，事實上誌摩是新月的靈魂。我們這一群人，並無嚴密組織，亦無任何野心，隻是一時際會，大家都多少有自由主義的傾向，不期然而然的聚集在一起而已。後來業務發展，便在四馬路租下了鋪麵，正式經營出版業務，以張禹九為經理，我任編輯。”
梁實秋又在《憶新月》一文中說：
“說到新月書店，也是很有趣的。我們一夥人如何會經營商店？起初是餘上沅負責，由他約請了一位謝先生主持店務，謝先生是書業內行，他包辦一切，後來上沅離滬，仍然實際上由謝先生主管，名義上由張禹九當經理，隻是遙領，蓋蓋圖章而已。書店設在鬧區之望平街，獨開間，進去是黑黝黝的一間屋子，可是生意不惡。這書店的成本隻有四千元，一百元一股，五十元半股，每人最多不能超過兩股，固然收了“節製資本”之效，可是大家誰也不願多負責了。我隻認了半股。雖然我是書店的總編輯，我不清楚書店的盈虧情形，隻是在股東會議聽取報告。新月月刊每期實銷多少我也從來不知道。不過我們出了不少書，有些書留下很清晰的印象。”（《文學因緣》頁二九九—三〇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