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病人，在我五歲的時候我和我的親弟弟親手被我的姑媽送來了櫻淵唯一的一家的福利院，我始終不敢稱那是孤兒院，我不敢相信自己是個孤兒。
我是個病人，我得了所有電視劇裏最常見的病，大夫說得這種病的概率隻有千分之三，那一年我23歲，抑鬱症。
記得父親和母親騙我和弟弟讓我們暫時住在姑媽家，說是下海經商，可是自己卻一去不複返，那一年我三歲，弟弟兩個月。
之後的兩年姑媽對我們表麵上和和氣氣，私下裏卻常常和姑父商量著想要擺脫我和弟弟兩個拖油瓶，這些都是夜晚我想母親時坐在客廳陽台的落地窗下一不小心偷聽到的，兩年後姑媽笑著開車送我們去櫻淵唯一的那家福利院，騙我和弟弟說這是幼兒園，再一次一去不複返。
我叫蔣莫知，這個名字是福利院老師給我的，姑媽送我們去福利院那天裝作不認得我和弟弟，辦好了手續就匆匆離去，我甚至不記得他們曾給過我名字，就像他們根本不想要我們一樣，像隨手丟棄的垃圾一樣，丟下了我和弟弟，隻留下了跟隨我多年的姓氏。
福利院的老師說：“既然你什麼都不知道，就叫莫知吧。”
於是我叫蔣莫知，將來怎樣，我不知，過去怎樣，我亦打算忘記。
我隻知道，我最親最愛的人，叫蔣莫言。
二十三歲，離開櫻淵福利院，我又被迫住進了霍齊給我安排的私人住宅裏，每天有專門照看我的保姆形影不離的跟著我，因為我，得了抑鬱症。
霍齊原本是我畫室的客戶，日複一日的買走我的一幅又一幅的畫作，接著我的許許多多的畫就出現在電視廣告背景、車站牌和街邊的小店門口。
我靠著我的油畫鉛筆畫水彩畫謀生，畫室坐落在櫻淵最幽靜的地方，那裏有成片成片的櫻花，我喜歡櫻花，小言也喜歡。在福利院的日子我和小言常常就坐在福利院唯一的一棵櫻花樹下，閉著眼，小言說以後一定要住在櫻花盛開的地方，我總是笑著摸摸他的頭發。
後來我們的願望實現了，可是小言卻不在了。
霍齊是一家廣告公司的創意總監，那家公司，就叫櫻淵。
第一次和霍齊見麵，是我帶著小言坐在櫻水公園的草地上寫生，畫的是櫻水對岸的櫻花林，小言默默在旁邊為我調著色，霍齊就那樣走過來，站在我身後看完我畫的一整幅畫，就那樣站著，一個下午，一動不動，那一年我17歲，剛剛走出福利院。那一年的霍齊大學剛剛畢業，24歲。
“我能買下你的這幅畫麼？”這是霍齊對我說的第一句話。
我回頭看著他，他的瞳孔是漆黑的，我喜歡瞳孔漆黑的男生，他笑起來的時候嘴角有一個若隱若現的酒窩，我看著他的酒窩不說話。
最後我把那幅畫送給了他，臨走的時候他留下了我的電話號碼。
後來他就經常來我的畫室來買我的畫，我們偶爾也會聊聊天，從那些支離破碎的言語片段中我得知，因為那幅櫻花，他成了公司裏的創意部經理，再後來，我們就成了朋友。
霍齊經常誇我的的畫是安靜的卻又富有生命力的，總是能夠讓人沉迷其中置身事外。我想這是霍齊給過我的最高的評價，從偶爾來買畫到每天接我吃飯再到我們漸漸可以放心的依靠著彼此坐在櫻花樹下共同聽著一首歌，度過了那段安靜的時光。
我問霍齊最多的是：“你為什麼堅持要買我的畫？”
霍齊總是閉著眼睛靠在背後的櫻花樹上長長的吸一口氣：“因為你的畫滿是櫻花的味道。”
從那天開始我就漸漸明白，原來有些人總有一些執著，執著著自己所鍾愛的一切，至死不渝。
十七歲那年我遇到霍齊，而小言因為未到法定年齡，福利院長不肯讓小言跟著我走出福利院。
偶爾的，我和霍齊也會接小言來公園采風，小言本是個快樂的孩子，自從福利院老師給了他莫言這個名字，他就真的變得像他的名字一樣，沉默寡言，或許是在福利院長大的孩子過早的成熟，或許是在明白自己失去家庭的那一刻所懂得拋棄的意義，小言總是安靜的對我笑，卻不愛說話。
他是個懂事的孩子，是我至親的弟弟，保護了小言十多年，舍不得他受一點委屈。
我明知道，小言是那種寧可自己受委屈也不願講出來的孩子，乖的讓人心疼。
霍齊很喜歡逗小言，可是小言總是默默地對他報以微笑，除此之外，沒有過多的語言交流。
我十八歲生日那天，霍齊開著一輛嶄新的車到我的畫室來接我，當時的我正在專心的畫畫，聽到窗外的喇叭聲，急急地拿著畫筆和顏料板走了出去，就看見霍齊坐在一輛深灰色的敞篷小跑裏摘下墨鏡對我招了招手，我吃驚地向著小跑的方向跑過去，說實話，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真正的敞篷小跑車，我怎麼也沒想到自己有一天也會坐在上麵疾馳在櫻淵的高架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