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神話流傳至今的雖然比較零散，但也有自己的特點，它從形象構成、敘事方式、文化精神等多方麵影響了小說的形式與發展，最直接的表現則是中國古代小說中，非現實形象構成始終是基本的藝術手法之一。早在魏晉時期就已形成了“誌人小說”和“誌怪小說”二水分流的局麵，至明代章回小說，又出現了“神魔小說”與“世情小說”雙峰並峙的格局。所謂神魔小說，就是以各種神仙道佛、妖魔鬼怪為描寫對象的小說。除了上古神話，後世的宗教神話對它也有廣泛的影響。不過，優秀的神魔小說隻是以神話為形式，在非現實的幻想中寄寓著對社會人生的認識。其中最傑出的代表是《西遊記》。這部小說描寫唐僧率領猴精孫悟空、豬怪豬八戒及沙和尚去西天取經，展開了一係列絢麗多彩的降妖伏魔故事，內涵豐厚，趣味橫生。
唐僧取經在曆史上確有其事。唐太宗貞觀年間，僧人玄奘為了窮究佛法，孤身一人，穿越戈壁雪山，跋涉萬裏，前往天竺（古印度）求經問法，曆時十幾年，帶回600多部佛教經典。由於玄奘的經曆富於傳奇色彩，加上他的門徒的誇張，取經故事遂在民間開始流傳，並逐漸脫離史實而有了越來越多的神異內容。有趣的是，玄奘本人由英雄退化為懦夫，取而代之成為取經故事主角的是一個神猴。南宋時已有“取經煩猴行者”的說法，《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更描寫了猴行者降妖伏怪的情節。在元代，出現了一部《西遊記平話》，據殘存片斷可以推測，它已初具今本《西遊記》的輪廓。此外，《西遊記雜劇》對於豐富取經題材也有貢獻。正是在這些傳說、話本和戲曲的基礎上，明中葉出現了一部藝術高超、思想深刻的長達100回的《西遊記》。據近人考證，它的作者是當時江蘇的文人吳承恩，但也有持懷疑態度的。
《西遊記》的結構可分成三大塊。第一回至第七回敘述孫悟空的出身故事，描寫他大鬧天宮而被壓在五行山下。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敘述取經緣起，為下文作鋪墊。第十三回至第一百回是全書的重點，敘述唐僧師徒曆經八十一難去西天取經的過程。作者充分發揮想象，為讀者展現了一個完整的、瑰麗的神話世界。人物，多半是騰雲駕霧的神佛、妖魔；環境，多半是虛無縹緲的天庭、地府、龍宮。不過，這些幻想並不是脫離現實社會的。恰恰相反，它在許多方麵都是現實社會的翻版和延伸。因此，那些神魔不僅具有神性、魔性和動物性（他們經常是動物的幻化），更具有人性。
與同時代的小說相比，《西遊記》更自覺地以人物為故事情節的中心。作者以幻想的形式描繪了一個具有悠久曆史的民族在漫長而曲折的過程中所顯示出的精神風貌。取經隊伍是作者經過精心提煉而建立的一個富有代表性的群體。孫悟空的機智勇敢、詼諧幽默象征著中華民族的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唐僧的堅定虔誠、軟弱無能則體現了封建社會知識分子誌行修謹、麵對瞬息萬變的現實卻缺乏應對能力；豬八戒的貪圖安逸、眼光如豆又反映出小生產者的保守心理；至於沙和尚的勤懇依順，也折射著中國人民樸實、善良的品性。能夠在一部作品中如此鮮明地概括民族性格的幾個重要類型，確實令人欽佩。
《西遊記》孫悟空像最突出的形象自然是孫悟空。《西遊記》徹底改變了孫悟空在以前取經題材作品中作為宗教信徒和神怪形象的性質，使之成為一個體現著社會願望的真正的英雄。他的“治國祛邪”的救世熱忱與本領，順應了明中葉亟盼英雄的時代召喚。不過，孫悟空的卓然不群不僅在於他具有非凡的英雄品格，還在於他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這種自我意識就是他對自由、自尊、自娛的追求。孫悟空天生地養，一開始就在精神上超越了宗法製社會對人的種種限製和約束。以後，也不斷地反抗神佛對他的羈縻，渴望保持“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的天性。與此相關，他還心高氣盛，傲不為禮，有一種“強者為尊該讓我，英雄隻此敢爭先”的氣魄。同時，他總是以降妖伏魔為遊戲，必要時連神聖的取經也要讓位於他的這種“耍耍”。因此，他雖然打的也是“誑上欺君”之徒，卻不甘願以臣仆自居，還要維護自己高傲的人格獨立性。他也像《水滸傳》中的英雄一樣，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專救人間災害”的鬥爭中去，也帶有除暴安良、見義勇為的江湖好漢特點，但與其說是為了“替天行道”或“建功立業”，毋寧說是出於一種樸素的正義感和他特有的在鬥爭中開拓人生，獲得無窮樂趣的心理特征。他既肩負著匡世濟民的偉大責任，又不斷追求著自我的價值，兩者在他身上得到了完善的結合。比較起來，後者更引人注目。而這與明中葉以後的個性解放思潮有著內在的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