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回小說中有一類作品突出描寫了各種英雄好漢，形成了一個獨特的係列，與曆史演義小說中的英雄相比，他們的虛構成分更多一點。《水滸傳》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它的主要內容是描寫北宋末年，宋江等所領導的民眾反抗鬥爭發生、發展直至失敗的過程。《水滸傳》版本甚多，120回本的《水滸全傳》約100萬字。
與《三國演義》一樣，《水滸傳》在成書之前，也經曆了長期的演變。宋元時期，宋江等人的事跡就已在民間廣泛流傳，一些說話藝人也開始講說他們的故事。《醉翁談錄》記有小說篇目《青麵獸》、《花和尚》、《武行者》，這當是說的楊誌、魯智深、武鬆的故事；此外，《石頭孫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滸故事。這是有關《水滸傳》話本的最早記載。現在看到的最早寫水滸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遺事》。它所記水滸故事，從楊誌賣刀殺人起，經智取生辰綱、宋江殺惜、九天玄女授天書，直到受招安平方臘止，順序和《水滸傳》基本一致。這時的水滸故事已由許多分散獨立的單篇，發展為係統連貫的整體。金元時期的戲劇家還創作了很多水滸戲，水滸故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內容細節上與《宣和遺事》頗有異同。而把這些簡單、零散的人物和故事彙集到一起，寫成規模宏大、內容豐富的長篇小說《水滸傳》，則是元末明初文學家施耐庵的功勞（也有羅貫中著和施、羅合著等說法）。有關施耐庵的生平、思想，缺乏詳實的材料予以說明。
《水滸傳》是第一部以民眾的反抗鬥爭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它以藝術的形式真實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的腐敗、黑暗，暴露了統治階級的罪惡，深刻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社會現實。全書以洪太尉誤放魔君為序曲，但這隻是為了呼應上天星宿之說，給小說籠罩上一層神秘主義的色彩，而實際上，作品卻是以高俅發跡為真實內容開篇的，表明了“亂自上作”的思想。由於宋徽宗荒淫無道、腐敗無能，一向被人厭棄的破落戶子弟高俅靠踢球被提拔到殿帥府太尉，此人與蔡京、童貫等權奸把持中央行政大權，又將其親朋黨羽安插全國，形成了一個可怕的關係網。這些人和地方上的土豪劣紳、貪官汙吏、流氓無賴狼狽為奸，殘害忠良，欺壓百姓，逼使無數英雄，紛紛落草，用樸刀杆棒來洗雪他們的仇和怨。魯智深、林衝、宋江、柴進、武鬆、解珍、解寶、楊誌、孫立等數十人，就是因為深受官府和邪惡勢力的擠壓，或不滿社會現實的黑暗，通過不同的反抗道路，彙聚水泊梁山。隨著起義軍規模的擴大、力量的加強，他們打破祝家莊、曾頭市，攻下唐州、青州、大名府，兩敗童貫，三挫高俅，使統治者為之震驚。但由於義軍領袖宋江無意反抗朝廷，終於使梁山英雄走上了被招安的道路。在古代，民眾的反抗鬥爭被誣為“盜”，梁山英雄的行為原也在“盜”之列。但這種“盜”又不同於當時人們通常理解的“盜”，用《水滸傳》的話說，就是“盜可盜，非常盜”。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作者在民眾的反抗鬥爭中，貫穿和交織了忠奸鬥爭。具體地說，作者讓忠奸鬥爭采取了民眾反抗鬥爭的方式進行，同時，又把民眾反抗鬥爭納入了忠奸的軌道。這就是《水滸傳》矛盾衝突的特點和全部內容的要旨。
招安之後，宋江等自願征遼，保衛邊土，以示效忠於宋室。這也反映了宋元以來漢族人民的民族愛國思想。然而，他們有功不受賞，反遭猜忌、陷害。以後又去平田虎、剿王慶、擒方臘，經過無數次血戰，他們雖為宋室立下汗馬功勞，卻傷亡殆盡。幸存者也或隱遁、或被害、或自殺，小說的結局充滿了悲劇氣氛，使作品“自古權奸害善良，不容忠義立家邦”的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揭示。
盡管如此，《水滸傳》謳歌的英雄主義仍然是作品最激動人心的地方，作者往往集中幾回重點刻畫一個或幾個主要英雄人物，如所謂“武十回”、“宋十回”、“林八回”、“魯七回”等。通過這些列傳式的描寫，展示了英雄人物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生活道路和性格特征。浪跡江湖的魯智深是作者描繪的一個正直、勇敢、急公好義的英雄，“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概括了他性格的基本特征。他從一個頗有地位的軍官到削發為僧，再到落草為寇，純粹是由於慷慨任俠、仗義勇為而難以存身的結果。林衝則是“官逼民反”最突出的典型。他原有優裕的生活和較高的社會地位，但他的隱忍退讓、委曲求全並沒有帶給他安寧。在無端的陷害麵前，他終於忍無可忍，憤怒和複仇之火，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顯示出與眾不同的英雄本色。武鬆也是作者極力歌頌的一個天神般的英雄，他一再聲稱：我從來隻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這種英雄性格經作者反複強調，雕刻般地凸現在讀者麵前，李逵雖然沒有武鬆、魯智深、林衝那樣集中的描寫，但自第三十八回登場起，就一直活躍在作品中。魯、林、武等固然也形象逼真，呼之欲出，一旦上山，他們的性格就被淹沒在人群之中，不如李逵，終《水滸》之篇，都沒有減弱其藝術的魅力。他的性格就像一陣掃蕩一切惡勢力的“黑旋風”。他把天下大事看得非常簡單，以為隻要有了兩把板斧，就可以殺盡天下不平之人。他主張“殺去東京，奪了鳥位”，是梁山英雄中反抗性最強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