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回小說中，曆史演義類小說特別發達。這類小說通常是以史實和傳說相結合的形式，敘寫某一特定曆史時期的重大社會政治矛盾與風雲人物，其開山之作當首推《三國演義》。這部小說120回，約75萬字，描寫了東漢靈帝建寧二年（169）至晉武帝太康元年（280）110餘年的曆史故事，尤其集中於魏、蜀、吳三國的鬥爭。作者羅貫中，是元末明初時的一位多產作家，生平事跡多不可考。
《三國演義》寫定於元末明初，但在此之前經曆過長期的演變。遠在魏晉時期，人們已開始傳說三國人物的一些奇聞逸事。到了唐代，三國故事已變成了說話藝術的重要素材，李商隱的《驕兒詩》就記述了其子模仿說話藝人形容張飛和鄧艾的神情、語態。北宋以後，說“三國”更為盛行，出現了專說“三分”（即三國）的行家。其“擁劉反曹”的傾向已極其鮮明和富於感染力。到了元代至治（1321～1323）年間，產生了一部《三國誌平話》，很可能就是說話藝人的一個底本。它長達8萬字，分成上、中、下三卷，然而還隻是個提綱。可見三國故事，此時已洋洋灑灑地說起來了。此書已具有《三國演義》的輪廓，隻是較為粗陋罷了。另外，在宋、金、元三代，三國故事還被大量搬上舞台，今天所知元雜劇“三國戲”的劇目就有近60種，內容豐富，幾乎涉及所有三國故事的重大情節和人物。這些民間傳說、講史話本和戲曲，構成了《三國演義》成書的雄厚基礎。當然，作者還廣泛借鑒了有關的曆史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西晉史學家陳壽的《三國誌》及裴鬆之的注。
作為曆史小說的《三國演義》是文學創作，而不是曆史記錄。因此，書中的故事與人物並不能完全等同於曆史上的真人真事。作品把劉蜀集團置於全書的中心，以劉蜀與曹魏兩大集團的矛盾鬥爭作為情節發展的主線；熱情表彰了劉備“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政治理想，頌揚了他寬仁愛民、敬賢禮士的政治品質；而對曹操“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極端利己主義和殘酷暴虐、狡詐專橫的惡德劣行，則予以深刻的揭露和鞭撻。這種曆史繼承下來的“擁劉反曹”傾向，不僅寄托著宋元時代處於深重的民族壓迫之下的漢族人民對曆史上的漢族政權的依戀，而且表現了整個封建社會中人民擁護“明君”、反對“暴君”的思想感情，具有鮮明的進步色彩。
元至治（1321-1323）
新刊《全相三國誌平語》曹劉鬥爭最後以魏勝蜀敗為結局，三國分裂而複歸於晉，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作為曆史小說，《三國演義》自然也不能違背這一基本框架。不過，藝術家的任務不隻是模仿現實，還需要認識現實。這部小說的價值，並不在於如實地反映出事件的本來進程和既定結局，而在於揭示了曆史運動的內在必然性和人物無法逃避的命運與歸宿。從這一角度來看，《三國演義》是一出震撼人心的悲劇。其實質則是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也就是說，劉蜀集團所追求和信守的某些傳統道德和理性原則，如寬仁愛民、忠誠信義等等，並不符合那個群雄角逐的社會條件。他們總是幻想以常理來對抗現存秩序，隻能給蜀漢事業一再帶來挫折。相反，曹操之所以能夠削平群雄，統一北方，鼎足天下，且又強於劉、孫，通過他的兒孫實現並吞蜀漢的夙願，主要原因就在於他是權詐的集中代表。正是這不可遏止的邪惡，粉碎了善良的人們企圖恢複傳統道德的夢想。
曆史是人創造的。《三國演義》為人們提供了一幅色彩斑斕的曆史人物群像。除了三國的領袖人物，明嘉靖元年（1522）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