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於大眾中說我當作佛聞如是法音疑悔悉已除初聞佛所說心中大驚疑將非魔所說惱亂我心耶但這也許看太奧了。我們承受西洋人生觀洗禮的，容易把做人看太積極，人世的要求太猛烈，太不肯退讓，把住這熱虎虎的一個身子一個心放進生活的軋床去，不叫他留存半點汁水回去；非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決不肯認輸，退後，收下旗幟，並且即使承認了絕望的表示，他往往直接向生存本體的取決，不來半不闌珊的收回了步子向後退；寧可自殺，幹脆的生命的斷絕，不來出家，那是生命的否認。不錯，西洋人也有出家做和尚做尼姑的，例如亞佩腦與愛洛綺絲，但在他們是情感方麵的轉變，原來對人的愛移作對上帝的愛，這知感的自體與它的活動依舊不含糊的在著，在東方人，這出家是求情感的消滅，皈依佛法或道法，目的在自我一切痕跡的解脫。再說，這出家或出世的觀念的老家，是印度不是中國，是跟著佛教來的；印度可以會發生這類思想，學者們自有種種哲理上乃至物理上的解釋，也盡有趣味的。中國何以能容留這類思想，並且在實際上出家做尼僧的今天不比以前少（我新近一個朋友差一點做了小和尚）！這問題正值得研究，因為這分明不僅僅是個知識乃至意識的淺深問題，也許這情形盡有極有趣味的解釋的可能，我見聞淺，不知值我們的學者怎樣想法，我願意領教。
論自殺前七年也是這秋葉初焦的日子，在城北積水潭邊一家臨湖的小閣上伏處著一個六十老人；到深夜裏鄰家還望得見他獨自挑著熒熒的燈火，在那小樓上伏案疾書。
有一天破曉時他獨自開門出去，投入淨業湖的波心裏淹死了。那位自殺的老先生就是桂林梁巨川先生，他的遺書新近由他的哲嗣煥鼐與漱冥兩先生印成六卷共四冊，分送各公共閱覽機關與他們的親友。
遺書第一卷是“遺筆彙存”，就是巨川先生成仁前分致親友的絕筆，共有十七緘，原跡現存彭冀仲先生別墅樓中（我想一部分應歸京師圖書館或將來國立古物院保存），這裏有影印的十五緘，遺書第二卷是先生少時自勉的日記（感句山房日記節鈔一卷）；第三卷侍疾日記是先生侍疾他的老太太時的筆錄；第四卷是辛亥年的奏疏與民國初年的公牘；第五卷“伏卵錄”是先生從學的劄記；末第六卷“別竹辭花記”是先生決心就義前在纓子胡同手建的本宅裏回念身世的雜記二十餘則，有以“而今不可得矣”句作束的多條。
梁巨川先生的自殺在當時就震動社會的注意。就是昌言打破偶像主義與打破禮教束縛的新青年，也表示對死者相當的敬意，不完全駁斥他的自殺行為。陳獨秀先生說他“總算是為救濟社會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在舊曆史上真是有數人物……言行一致的……身殉了他的主義”，陶孟和先生那篇《論自殺》是完全一個社會學者的看法；他的態度是嚴格批評的。陶先生分明是不讚成他自殺的；他說他“政治觀念不清，竟至誤送性命，夠怎樣的危險啊！”陶先生把性命看得很重。“自殺的結果是損失一個生命，並且使死者之親族陷於窮困……影響是及於社會的。”一個社會學家分明不能容許連累社會的自殺行為。“但是梁先生深信自殺可以喚起國民的愛國心；”“為喚醒國民的自殺，”陶先生那篇論文的結句說，“是藉著斷絕生命的手段做增加生命的事，豈能有效力嗎？”。“豈能有效力嗎”？巨川先生去世以來整整有七年了。我敢說我們都還記得曾經有這麼一回事。他為什麼要自殺？一般人的答話，我猜想，一定說他是盡忠清室，再沒有別的了。清室！什麼清室！今天故宮博物院展覽，你去了沒有？坤壽宮裏有溥儀太太的相片，長得真不錯，還有她的親筆英文，你都看了沒有？那老頭多傻！這二十世紀還來盡忠！白白的淹死了一條老命！
同時讓我們來聽聽巨川自表的話：——“我身值清朝之末，故雲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
“殉清又何言非本位？曰義者天地間不可歇絕之物，所以保全自身之人格，培補社會之元氣，當引為自身當行之事，非因外勢之牽迫為也……諸君試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敗壞至於此極。正由朝三暮四，反覆無常，既賣舊君，又賣良友，又賣主帥，背棄平時之要約，假托愛國之美名，受金錢收買，受私人嗾使，買刺客以壞長城，因個人而破大局，轉移無定，麵目硯然。由此推行，勢將全國人不知信義為何物，無一毫擁護公理之心，則人既不成為人，國焉能成為國……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勢難救，而捐此區區，聊為國性一線之存也。”
“……辛亥之役無捐軀者為曆史缺憾，數年默審於心，今更得正確理由，曰不實行共和愛民之政（口言平民主義之官僚錦衣玉食威福自雄視人民皆為奴隸民德墮落民生蹙窮南北分裂實在不成事體），辜負清廷禪讓之心。遂於戊午年十月初六夜或初七晨赴積水潭南岸大柳根一帶身死……”由這幾節裏，我們可以看出巨川先生的自殺，決不是單純的“盡忠”；即使是盡忠，也是盡忠於世道（他自己說）。換句話說，他老先生實在再也看不過革命以來實行的，也最流行的不要臉主義；他活著沒法子幫忙，所以決意犧牲自己的性命，給這時代一個警告，一個抗議。“所欲有甚於生者，”是他總結他的決心的一句話。
這裏麵有消息，巨川先生的學力、智力，在他的遺著裏可以看出，決不是尋常的；他的思想也絕對不能說。叫舊禮教的迷信束縛住了的。不，甚至他的政治觀念，雖則不怎樣精密，怎樣高深，卻不能說他（像陶先生說他）是“不清”，因而“誤送了命”。不；如其曾經有一個人分析他自己的情感與思路的究竟，得到不可避免自殺的結論，因而從容的死去，那個人就是梁巨川先生。他並不曾“誤送了”他的命。我們可以相信即使梁先生當時暫緩他的自殺，去進大學校的法科，理清他所有的政治觀念（我敢說梁先生就在老年，他的理智攝收力也決不比一個普通法科學生差；）——結果積水潭大柳根一帶還是他的葬身地。這因為他全體思想的背後還閃亮著一點不可錯誤的什麼——隨你叫他天理、“義”、信念、理想，或是康德的道德範疇——就是孟子說的“甚於生”的那一點，在無形中製定了他最後的慘死，這無形的一點什麼，決不是教科書知識所可淹沒，更不是尋常教育所能啟發的。前天我正在講起一民族的國民性，我說“到了非常的時候它的偉大的不滅的部分，就在少數或是甚至一二人的人格裏，要求最集中最不可錯誤的表現……因此在一個最無恥的時代裏往往挺生出一兩個最知恥的個人，例如宋末有文天祥，明未有黃梨洲一流人。在他們幾位先賢，不比當代看得見的一群遺老與新少，忠君愛國一類的觀念脫卸了膚淺字麵的意義，卻取得了一種永久的象征的意義……他們是為他們的民族爭人格，爭人之所以為人……在他們性靈的不朽裏呼吸著民族更大的性靈。”我寫那一段的時候並不曾想起梁巨川先生的烈跡，卻不意今天在他的言行裏找到了一個完全的現成的例證。因此我覺得我們不能不尊敬梁巨川自殺的那件事實，正因為我們尊敬的不是他的單純自殺行為的本體，而是那事實所表現的一點子精神。為喚醒國民的自殺，陶孟和先生說，是藉著斷絕生命的手段做增加生命的事；粗看這話似乎很對，但是話裏有語病，就是陶先生籠統的拿生命一個字代表截然不同的兩件事：他那話裏的第一個生命是指個人軀殼的生存，那是遲早有止境的，他的第二個生命是指民族或社會全體靈性的或精神的生命，那是沒有寄居的軀殼同時卻是永生不滅的。至於實際上有效力沒有效力，那是另外一件事又當別論的。但在社會學家科學的立場看來，他竟許根本否認有精神生命這回事，他批評一切行為的標準，隻是它影響社會肉眼看得見暫時的效果；我們不能不羨慕他的人生觀簡單、舒服、便利，同時卻不敢隨聲附和。當年錢牧齋也曾立定主意殉國，他雇了一隻小船，滿載著他的親友，搖到河身寬闊處死去，但當他走上船頭先用手探人河水的時候他忽然發明“水原來是這樣冷的”的一個真理，他就趕快縮回了溫暖的船艙，原船搖了回去。他的常識多充足，他的頭腦多清明！還有吳梅村也曾在梁上掛好上吊的繩子，自己爬上了一張桌子正要把脖子套進繩圈去的時候，他的妻子家人跪在地下的哭聲居然把他生生的救了下來。那時候吳老先生的念頭，我想竟許與陶先生那篇論文裏的一個見解完全吻合：“自殺的結果是損失一個生命，並且使死者的親屬陷於窮困之影響是及於社會的，”還是收拾起梁上的繩子好好伴太太吃飯去吧。這來社會學者的頭腦真的完全占了實際的勝利，不曾誤送人命哩！固然像錢吳一流人本來就沒有高尚的品格與獨立的思想，他們的行為也隻是陶先生所謂方式的，即使當時錢老先生沒有怪嫌水冷居然淹了進去，或是吳先生硬得過妻子們的哭聲，居然把他的脖子套進了繩圈去勒死了——他們的自殺也隻當得會殺，隻當得與殉夫殉貞節一例看，本身就沒有多大精神的價值，更說不上增加民族的精神的生命。但他們這要死又縮回來不死，可真成了笑話——不論它怎樣暗合現代社會學家合理的論斷。
順便我倒又想起一個近例。就比如蔡孑民先生在彭允彝時代宣言，並且實行他的不合作主義，退出了混濁的北京，到今天還淹留在外國，當初有人批評他那是消極的行為。胡適之先生就在《努力》上發表了一篇極為精彩的文章——《蔡元培是消極嗎？》——說明蔡先生的態度正是在那時情況下可能的積極態度，涵有進取的，抗議的精神，正是昏朦時代的一聲警鍾。就實際看，蔡先生這走的確並不曾發生怎樣看得見的效力；現在的政治能比彭允彝時期清明多少是問題，現在的大學能比蔡先生在時幹淨多少是問題。不，蔡先生的不合作行為並不曾發生什麼社會的效果。但是因此我們就能斷定蔡先生的出走，就比如梁巨川先生的自殺，是錯誤嗎？不，至少我一個人小這麼想。我當時也在《努力》上說了話，我說“蔡元培所以是個南邊人說的憨大，愚不可及的一個書呆子，卑汙苟且社會裏的一個最不合時宜的理想者。所以他的話是沒有人能懂的；他的行為隻有極少數人——如真有——敢表同情的；他的主張，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飛旺的炭火，大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呢？”小人知進而不知退，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苟安，不合作，為保持人格起見，生平僅知是非公道，從不以人為單位——這些話有多少人能懂，有多少人敢懂？這樣的一個理想主義者非失敗不可，因為理想主義者總是失敗的。若然理想勝利，那就是卑汙苟且的社會政治失敗——那是一個過於奢侈的希望了。
我先前這樣想，現在還是這樣想。歸根一句話，人的行為是不可以一概論的；有的，例如梁巨川先生的自殺，甚至蔡先生的不合作，是精神性的行為，它的起源與所能發生的效果，決不是我們常識所能測量，更不是什麼社會的或是科學的評價標準所能批判的。在我們一班信仰（你可以說迷信）精神生命的癡人，在我們還有寸土可守的日子，決不能讓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性靈的表現，更不能容忍某時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現代是科學）的黑影完全淹沒了宇宙間不變的價值。
關於女子蘇州！誰能想像第二個地名有同樣清脆的聲音，能喚起同樣美麗的聯想，除是南歐的威尼市或翡冷翠，那是遠在異邦，要不然我們就得追想到六朝時代的金陵廣陵或許可以仿佛？當然不是杭州，雖則蘇杭是常常聯著說到的；杭州即使有幾分美秀，不幸都教山水給占了去，更不幸就那一點兒也成了問題：你們不聽說雷峰塔已經叫什麼國術大力土給打個粉碎，西湖的一汪水也叫大什麼會的電燈給照幹了嗎？不，不是杭州；說到杭州我們不由的覺得舌尖上有些兒發鏽。所以隻剩了一個蘇州準許我們放膽的說出口，放心的拿上手。比是樂器中的笙簫，有的是嫋嫋的餘韻。比是青青的柏子，有的是沁人心脾的留香。在這裏，不比別的地處，人與地是相對無愧的；是交相輝映的；寒山寺的鍾聲與吳依的軟語一般的令人神往；虎邱的衰草與玄妙觀的香煙同樣的勾人留戀。
但是蘇州——說也慚愧，我這還是第二次到，初次來時隻匆匆的過了一宵，帶走的隻有采芝齋的幾罐糖果和一些模糊的印象。就這次來也不得容易。要不是陳淑先生相請的殷勤。——聰明的陳淑先生，她知道一個詩人的軟弱，她來信隻淡淡的說你再不來時天平山經霜的楓葉都要凋謝了——要不是她的相請的殷勤，我說，我真不知道幾時才得偷閑到此地來，雖則我這半年來因為往返滬寧間每星期得經過兩次，每星期都得感到可望而不可即的惆悵。為再到蘇州來我得感謝她。但陳先生的來信卻不單單提到天平山的霜楓，她的下文是我這半月來的憂愁：她要我來說話——到蘇州來向女同學們說話！我如何能不憂愁？當然不是愁見諸位同學，我愁的是我現在這相見，一個人孤伶伶的站在台上說話！我們這坐慣冷板凳日常說廢話的所謂教授們最厭煩的，不瞞諸位說，就是我們自己這無可奈何的職務——說話（我再不敢說講演，那樣粗蠢的字樣在蘇州地方是說不出口的）。
就說談話吧，再讓一步，說隨便談話吧，我不能想像更使人窘的事情！要你說話，可不指定要你說什麼，“隨便說些什麼都行，”那天陳先生在電話裏說。你拿豔麗的朝陽給一隻芙蓉或是一隻百靈，它就對你說一番極美麗動聽的話；即使它說過了你冒失的恭維它說你這講演真不錯，它也不會生氣，也不會慚愧，但不幸我不是芙蓉更不是百靈。我們鄉裏有一句俗話說寧願聽蘇州人吵架，不願聽杭州人談話。我的家鄉又不幸是在浙江，距著杭州近，離著蘇州遠的地處。隨便說話，隨你說什麼，果然我依了陳先生扯上我的鄉談，恐怕要不到三分鍾你們都得想念你們房間裏備著的八卦丹或是別的止頭痛的藥片了！
但陳先生非得逼我到，逼我獻醜，寫了信不夠，還親自到上海來邀。我不能不答應來。“但是我去說些什麼呢，蘇州，又是女同學們？”
那天我放下陳先生的電話心頭就開始躊躇。不要忙，我自己安慰自己說，在上海不得空閑，到南京去有一個下午可以想一想。那天在車上倒是有福氣看到鎮江以西，尤其是棲霞山一帶的霜葉。雖則那早上是霧茫茫的，但雪總是好東西，它蓋住地麵的不平和醜陋，它也拓開你心頭更清涼的境界，山變了銀山，樹成了玉樹，窗以外是徹骨的涼，徹骨的靜，不見一個生物，鳥雀們不知藏躲在那裏，雪花密團團的在半空裏轉。棲霞那一帶的大石獅子，雄踞在草田裏張著大口向著天的怪東西，在雪地裏更顯得白，更顯得壯；更見得精神。在那邊相近還有一座塔，建築雕刻，都是第一流的美術，最使人想見六朝的風流，六朝的閑暇；在那時政治上沒有統一的野心家，江以南，江以北，各自成家，漢也有，胡也有，各造各的文化。且不說龍門，且不說雲岡，就這棲霞的一些遺跡，就這雄踞在草田裏的大石獅，已夠使我們想見當時生活的從容，氣魄的偉大，情緒的俊秀。
我們在現代感到的隻是局促與匆忙。我們真是忙，誰都是忙。忙到倦，忙到厭。但忙的是什麼？為什麼忙？我們的子孫在一千年後，如其我們的民族再活得到一千年，回看我們的時代，他們能不能了解我們的匆忙？我們有什麼東西遺留給他們可以使他們驕傲，寶貴，值得他們保存，證見我們的存在，認識我們的價值，可以使他們永久停留他們愛慕的紀念——如同那一隻雄踞在草田裏的大石獅？我們的詩人文人貢獻了些什麼偉大的詩篇與文章？我們的建築與雕刻，且不說別的，有那樣可以留存到一百年乃至十年五年而還值得一看的？我們的畫家怎樣描寫宇宙的神奇？我們那一個音樂家是在解釋我們民族的性靈的奧妙？但這時候我眼望著的江邊的雪地已經戲幕似的變形成為北方赤地幾千裏的災區，黃沙天與黃土地的中間隻有慘淡的風雲，不見人煙的村莊以及這裏那裏枝條上不留一張枯葉的林木。我也望得見幾千萬已死的將死的未死的人民，在不可名狀的苦難中為造物主的地麵上留下永久的羞恥。在他們遲鈍的眼光中，他們分明說他們的心髒即使還在跳動他們已經失去感覺乃至知覺的能力，求生或將死的呼號早已逼死在他們枯竭的咽喉裏；他們分明說生活、生命，乃至單純的生存已經到了絕對的絕境，前途隻是沙漠似的浩瀚的虛無與寂滅，期待著他們，引誘著他們，如同春光，如同微笑，如同美。我也望見勾結在連環戰禍中的區域與民生；為了誰都不明白的高深的主義或什麼的相互的屠殺，我也望見那少數的妖魔，踞坐在蹕衛森嚴的魔窟中計較下一幕的布景與情節，為表現他們的貪，他們的毒，他們的野心，他們的威靈，他們手擎著全體民族的命運當作一擲的孤注。我也望見這時代的煩悶毒氣似的在半空裏沒遮欄的往下蓋，被犧牲的是無量數春花似的青年。這憧憬中的種種都指點著一個歸宿，一個結局——沙漠似的浩瀚的虛無與寂滅，不分疆界永不見光明的死。
我方才不還在眷戀著文化的消沉嗎？文化，文化，這呼聲在這可怖的憧憬前，正如災民苦痛的呼聲，早已逼死在枯竭的咽喉裏，再也透不出聲響。但就這無聲的叫喊已經在我的周圍引起怪異的回響，像是哭，像是笑，像是鴟梟，像是鬼……但這聲響來源是我坐位鄰近一位肥胖的旅伴的雄偉的嗬欠。在這嗬欠聲中消失了我重疊的幻夢似的憧憬，我又見到了窗外的雪，聽到車輪的響動。下關的車站已經到了。
我能把我這一路的感想拉雜來充當我去蘇州的談話資料嗎，我在從下關進城時心裏計較。秀麗的蘇州，天真的女同學們，能容受這類荒傖，即使不至怪誕的思想嗎？她們許因為我是教文學的想從我聽一些文學掌故或文學常識。但教書是無可奈何，我最厭煩的是說本行話，他們又許因為我曾經寫過一些詩是在期望一個詩人的談話，那就得滿綴著明月和明星的光彩，透著鮮花與鮮草的聲香，要不然她們竟許期待著雪萊的雲雀或是濟慈的夜鶯。我的倒像是鴟梟的夜啼，不是太煞盡了風景？這，我又轉念，或許是我的過慮，他們等著我去談話正如他們每月或每星期等著別人去談話一樣，無非想聽幾句可樂的插科與詼諧，（如其有的話，那是算是好的），一篇，長或是短，勉勵或訓誨的陳腐（那是你們打嗬欠乃至瞌睡的機會），或是關於某項專門知識的講解（那你們先生們示意你們應得掏出鉛筆在小本子上記下的）寫了幾句自己謙讓道歉不曾預備得好的話，在這末尾與他鞠躬下台時你們多少間酬報他一些鼓掌，就算完事一宗，但事實上他講的話，正如講的人，不能希望（他自己也不希望）在你們的腦筋裏留有僅僅隔夜的印象，某人不是到你們這裏來講過的嗎，隔幾天許有人問，嗄，不錯是有的，他講些什麼了？誰知道他講什麼來了，我一句也沒有聽進去，不是你提起，我忘都忘了我聽過他講哪！
這是一班到處應酬講演人的下場頭。他們事實上也隻配得這樣的下場頭。窮、窘、枯、幹，同學們，是現代人們的生活。幹、枯、窘、窮，同學們，是現代人們的思想。不要把上年紀的人們，占有名氣或地位的人們看太高了，他們的苦衷隻有他們自家得知，這年頭的荒歉是一般的。
也不知怎的我想起來說些關於女子的雜話。不是女子問題。我不懂得科學，沒有方法來解剖“女子”這個不可思議的現象。我也不是一個社會學家，搬弄著一套現成的名詞來清理戀愛，改良婚姻或家庭。我也沒有一個道學家的權威，來督責女子們去做良妻賢母，或獎勵她們去做不良的妻不賢的母。我沒有任何解決或解答的能力。我自己所知道的隻是我的意識的流動，就那個我也沒有支配的力量。就比是隔著雨霧望遠山的景物，你隻能辨認一個大概。也不知是那裏來的光照亮了我意識的一角，給我一個辨認的機會，我的困難是在想用粗笨的語文來傳達原來極微纖的印象，像是想用粗笨的鐵針來線描細致的圖案。我今天所要查考的，所以，不是女子，更不是什麼女子問題，而是我自己的意識的一個片段。
我說也不知怎的我的思想轉上了關於女子的一路。最顯淺的原由，我想，當然是為我到一個女子學校裏來說話。但此外也還有別的給我暗示的機會。有一天我在一家書店門首見著某某女士的一本新書的廣告，書名是《蠹魚生活》。這倒是新鮮，我想，這年頭有甘心做書蟲的女子。三百年來女子中多的是良妻賢母，多的是詩人詞人，但出名的書蟲不就是一位郝夫人王照圓女士嗎？這是一件事，再有是我看到一篇文章英國一位名小說家做的她說婦女們想從事著述至少得有兩個條件：一是她得有她自己的一間屋子，這她隨時有關上或鎖上的自由；二是她得有五百一年（那合華銀有六千元）的進益。她說的是外國情形，當然和我們的相差得遠，但原則還不一樣是相通的？你們或許要說外國女人當然比我們強，我們怎好跟她們比；她們的環境要比我們的好多少，她們的自由要比我們的大多少；好，外國女人，先讓我們的男人比上了外國的男人再說女人口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