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許多外國人或“海龜”來中國，麵對從南到北、氣勢如虹地擴城、造城運動（不久前看到一個統計數字，說是2003年全世界生產的水泥有一大半傾倒了在中國），無不驚歎，無不震撼，這為一些過上了好日子的國人因當下擁有的“太平盛世”撐足了麵子。尤其是在北京，上海，人們感覺——與北京相比，紐約都顯得老態龍鍾了，與上海相比，東京都成了美人遲暮。
去其他城市看看，也觸目皆是——蜂起的萬丈高樓，陽光照得白花花的廣場，原汁原味或是串了味的MALL，以及人造痕跡明顯或是不那麼明顯的各式美景……大都處於一種在膨脹、要爆發的態勢。倘若再按GDP衡量，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位居環球第一，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宛如一鳳一凰，在東方的地平線上金光閃閃，飛舞鳴歌，令舉世矚目！
這是一種看問題的角度。
還有一種角度，那就是不是比誰的GDP高，誰的高樓多、廣場大，也不是比誰的夜景美麗。而是比誰的老百姓富裕，誰的人民享有廣泛而真實的權利，誰的政府不打折扣地受製於納稅人，不但為政清廉，而且原先章魚般伸向社會生活各層麵的手逐漸萎縮，由強勢轉為弱勢。
倘若換後一種角度看中國，不要說與歐美比，就是和眼皮底下的香港地區比，亦存在相當的差距。
按前一種角度看，現今不少的中國人可以為“與國際接軌”乃至“與國際潮流同步”的時尚時髦而沾沾自喜。為此，太多的鏡頭在捕捉美倫美奐的場景，太多的文字在展示成功者的瀟灑與風度。商界大鱷、企業英雄、知識精英占穩了時代的聚光燈下，各類明星的飲食起居、緋聞逸事構成了大量報刊上“社會生活”的基本內容。影視圈的飛黃騰達更為絕塵，有人概括雲：“往來皆大款，出入無寒丁；滿眼萬歲爺，平民消影蹤”。雖然也有目光投向社會底層，為百姓做了些好事，搞了些實在或不那麼實在的“工程”，但對某些為政者而言，更多的出於“穩定”考慮，或者為著展示一副“親民”的姿態；對某些精英而言，與廉價的同情相比，臉上更多流露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
換後一種角度看，中國正處於一場社會劇烈的轉型過程中。吾輩晚矣，但從大量的曆史文獻中似可發現，在某種程度上，當今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所感受到的矛盾、艱難與憂患，並不亞於上世紀初的“五四運動”前後。隻不過那時更多地係於民族的興亡，而時下則更多地體現在階層與個體利益的消長。隻是是在安徽這塊土地上走了走，陳桂棣、春桃這對夫妻作家便在長篇報告文學《中國農村調查》裏說：“我們看到了你們想象不到的貧窮，想象不到的罪惡，想象不到的苦難，想象不到的無奈，想象不到的抗爭，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動和想象不到的悲壯……”
還有孫誌剛事件，孫大午事件。還有安徽拆遷戶在天安門前的自焚，南京拆遷戶抱著公務人員一起赴死；還有劉湧黑社會案在強大社會輿論壓力下重審，呼爾浩特市政府為蓋豪華辦公大樓拖欠千餘民工工資三千萬元，已經長達二年半，另五千萬元竟以國有土地衝抵（見《北京青年報》1月10日）……
在2003年，中國成了一口熱油鍋，從來沒有如此多地彈射出社會各層麵種種質疑的“豆子”：諸如為什麼國家經濟增長迅猛，卻有那麼多的人貧困不堪？為什麼物質文明常表現得結實顯赫，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卻總顯得滯後，或者說有幾分空洞？
歐美國家曆史上也曾有劇烈的轉型，有過資本積累時期異常殘酷的一麵。但是因其有著以基督教為主的宗教文化背景，以深刻的人文精神為基礎的文藝複興運動的曆史承傳，資本主義進程最終得以順利完成。盡管也有窮人與富人，犯罪與醜聞，以及時不時的罷工、集會、遊行與騷動，但在上帝似乎格外青睞的這片青蔥與蔚藍交融的土地上，總體上社會各階層和諧相處，進退有據。正如托克維爾在其名著《美國的民主》裏所分析的，如果美國沒有那麼多公益性的維權組織和多如牛毛的慈善機構，那麼，這個金錢至上的社會早被利益和資本的瘋狂追逐所擊垮。在法國亦如此，在巴黎幾乎與鮮花一樣密致的咖啡店裏，經常能看到捧著一本書一看就是半天的市民。如今的法國人細語呢喃，性情溫和，很難想象這曾經是一個斷頭台上鮮血噴濺似噴泉的國家……
在歐美，國家的發展並不主要體現在CDP的高速增長，它們往往一年隻有二、三個點的增長；更多地體現在富人與窮人的差距總調處在合理的恩格爾指數之內，而且，包括富人、窮人在內的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安居樂業，擁有收入穩定增長的預期。城市的魅力亦不在於大興土木與無休止地追趕，相反地在於精心地保留曆史，以及生活擁有黎明時果園般的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