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走進明朝之一
胡平：這兩年多次走馬湘、鄂、皖、豫、晉五省，與各地學者、專家談下來，有一個印象給我非常強烈——他們都指出官本位意識的嚴重是本省過去經濟發展相對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此多的“嚴重”，能說明的便是官本位的普遍性及其存在的必然性了。
倘若不是從政做官對於社會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官員在國家或地方的政治生活和命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從政做官對人們自身也有著難以消弭的吸引力；那麽，在好萊塢拍一部片子總有上千萬美元滾滾而來的施瓦辛格，就不必去競選他任職後將表示一分錢薪酬不取的加州州長。普京也不會額頭上多長了一隻眼睛，百倍警惕已掌握巨大財富的俄羅斯經濟寡頭們總企圖染指政治權力，他要從奶牛身上擠奶，但決不允許奶牛瘋了衝進果園……
但是，從政做官與官本位不能混為一談。在有著擔當意識外也抱有利己動機的人，與對做官趨之若騖、而且以此為人生“華山一條道”者，也不是一回事。官本位更多地帶有中國長期的封建專製社會的價值觀念、政治色彩，它是我們民族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今天，它之所以還被有識之士們半是不屑一顧又半是憂心忡忡地提起，正說明當代生活在某種程度上仍是活著的曆史。
我一直對明朝懷有強烈的興趣。倘若我們能走進明朝，我們就會明白官本位的產生起碼在贛地是如何地水到渠成，它又是如何成為那個年代的社會土壤上一朵沁人肺腑、導引風氣的妖冶的罌素花？
我們能走進明朝，首先得感謝方誌遠先生，他是學界著名的明史專家。未曾謀麵前，寫作《千年沉重》時，我就在他的有關文章裏獲益不少。此次訪談，更讓我眼界大開。我愈加相信——零碎、片斷的曆史常常令人們沉醉、疑惑或是迷茫；唯有站在主峰之上，縱眼山勢層層迭迭，曲曲折折，陰陰陽陽，人們才能走出曆史，在如洗的藍天下抒寫我們自己的時代。
凡是通過武力建立的國家，往往容易形成獨裁和中央集權，中央集權、獨裁則一定需要形成個人權威，如果沒有個人權威，官本位無法形成。官本位意識的產生當然也與經濟利益聯係在一起。
方誌遠（曆史學碩士、文學博士。現為江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與旅遊學院院長、曆史學教授，中國明史學會副秘書長，江西省高校學科帶頭人，江西省人大常委。）：
官本位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中部的問題，而是一個世界範圍的的問題。隻要有國家政權存在，隻要人們通過官位能夠獲得經濟財富、社會名譽和地位，官本位現象就永遠不會消除。但是從總體來講，西方國家的官本位意識比中國淡薄一些，中國東部地區比中部又要淡薄一些，這就需要我們從曆史和地理位置來思考這個問題。我覺得現在對官本位最大的衝擊就是資本競爭、經濟多元化，與此相反，曆史上隻要是經濟、政治一統化，則必然導致官本位現象，而且必然是嚴重的現象。我們甚至可以這樣看，隻要哪個地方的官本位現象嚴重，這個地方的經濟、政治一定是一統化。
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孔夫子開始就推出一個“士為知己者死”，實際上就是為用我的人而死。還有“學得文武術，貨予帝王家”，這都是往政治上靠的典型說法。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政治有不解之緣，並不是從近幾百年開始，而是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就有這種傳統。中國的國家形成方式與西方現代國家的形成方式不一樣，像英國、法國、意大利等西方國家，最初都是一些公國，後來逐漸通過一些協議而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像美國一開始是十三個州，後來達成協議成為一個擁有五十個州的國家。中國則從來都是通過武力統一國家，而凡是通過武力建立的國家，往往容易形成獨裁和中央集權，中央集權、獨裁則一定需要形成個人權威，官本位與個人權威是密切相聯的，如果沒有個人權威，官本位無法形成。
封建專製的曆史條件下，就是一個官本位的時代，官員領導一切，秦始皇甚至以吏為師。我以為可用一句話叫“風尚所至，賢者難免”，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脫離這種風氣，在這樣一種官本位的風氣之下，讀書人進入官場是一條普遍的道路，可以說所有中國的讀書人都想進入官場。像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沒有得到理睬，以後才起來鬧革命。洪秀全沒有考上秀才，所以砸掉孔夫子的牌位，以宗教的形式發動了太平天國運動……隻不過有的走上了，有的走不上，走上了官場之後有成功與不成功的區別。
官本位意識的產生當然也與經濟利益聯係在一起。美國學者巴林頓·摩爾在八十年代寫過一本書《民主與專製的社會起源》，其中談到德國、法國、中國、俄羅斯等幾個國家對官員都是實行低薪製，因為這些國家當時沒有建立個人所得稅體係，國家稅收少，發給官員的薪水自然也少。為解決低薪製問題，俄羅斯是賜給官員大片的莊園，因為該國地廣人多。中國在兩宋以前也這樣做過。但到了宋明清以後，人多田少，沒辦法再這麼幹。此後的中國和法國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默認官員的收賄和貪汙，他指出，國民黨時代有實權的官員的實際收入相當於公開收入的四至十九倍，甚至最高的可能達到三十六倍。那些權力不大、不太會弄錢的，或者不忍心吸取民脂民膏的可能在四倍左右，而那些昧著良心幹的厲害角色可能達到三十六倍。
這裏還有一些數字可以說明問題，明朝和清朝都是實行官員低俸製，以知縣為例，明朝知縣一年的俸祿是39兩白銀，清知縣一年的俸祿是39—40兩白銀。而且這些年薪還不一定能發給現金，也難按時得到，中央政府往往通過折算成稻米的辦法來支付，有時甚至把其他國家進貢的蘇木、香料、胡椒折合為年薪，這些東西既不能吃又不能穿，官員隻好把這些東西拿去賣掉，換錢養家糊口。像永豐縣有一個很有名的進士叫羅倫，他中了狀元以後，上書抨擊大學士，結果被貶到福建當市舶司（相當於現在的海關）。明朝隻有三個海關，一在浙江寧波，隻接待日本客商，而且限製進出口的數量；二在廣州，所有南洋和西洋的客商都到這裏繳稅，這裏的市舶司自然有錢。三在福建泉州，隻接待琉球客商，就是現在的台灣，此地的海關很少有人來。所以羅倫隻好上街賣字畫以養家糊口，可見當時官員的工資低到了何種程度。直到清朝雍正時期實行養廉銀製度以後，官俸才有大幅度提高，一個知縣的年薪達到600—1200兩白銀，比過去多了15—20倍，我們可以折算一下，雍正年間，江西的大米是七八錢銀子一斤，600兩白銀可以折算成800石大米左右，一石大米是120斤，折合成人民幣大概年薪是十萬塊錢。但需指出的是，這個養廉銀裏麵包括對皇帝的進貢和官場來往的接待費用。我在省政協會議上有發言，也建議對官員實行經費包幹製，把交通、接待費等費用全部打進工資裏。像我到香港去講學，接待我的是香港大學中文係主任，他月薪16萬港幣，內含接待費6萬港幣，學校根本不管派車、請客一類的事情，也無需發票報銷，所有的接待事項都是他自己負責，由他發給我車馬費、勞務費。
金庸在《鹿鼎記》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話，“千裏做官隻為財”。我曾經看過一份材料，寫道有一個文人借了2000兩白銀謀得一個知縣，當了知縣以後，他就問手下的小吏，這個官應該怎麼做？小吏知道他問的是什麼意思，於是回答說：“一年清，二年濁，三年貪”，意思是說第一年要做清官，第二年開始混混濁濁，第三年便徹頭徹尾做貪官。沒想到這個家夥聽到這種回答以後很失望，認為這個速度太慢了，於是第一年就開始伸手，結果被抓住革了職，借的錢也無法償還，被老婆罵得要命。
我讀《王陽明全集》的時候，其中有一篇文章，寫一個書生吏帶著自己的兒子和仆人，千裏迢迢遠赴貴州做一個小官，到任以後臉上顯出的情緒非常愁苦。結果第二天兒子死了，第三天仆人死了，再過一天自己也死了。王陽明為他寫了一篇祭文，其中寫道：你為什麼千裏迢迢來貴州？如果你在家鄉種幾畝薄地不照樣可以維持生計嗎？你來貴州不就是為了發財嗎？你既然來了就要高高興興，不能這麼愁苦滿懷，而你這麼百般愁苦，我就斷定你活不長。王陽明這個說法還不如金庸一語中的，他認為種地也照樣可以維持生計，但他沒有想到種地和做官完全是兩種不同的生存方式，後者處在社會的上層，發財是地位的伴生物，農民處在社會下層，種地必然與發財無緣。
湘潭縣有一句民謠，叫做“不貪不濫，一年三萬”，這與“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意思一樣。湘潭縣當時是屬於壯縣，就像現在一些民營企業發達、經濟實力比較強的縣一樣，在這樣的地方做官，不貪不濫一年也有三萬。還有一句官諺：“命運低，得三西”，意思即官運比較差的人，往往派到山西、陝西、江西三個地方去當官。山西、陝西是因為自然條件、生存條件不好，比較貧苦，油水不多。江西則是因為訟風特別厲害，告官的人多，當官不容易。
江西的官本位發達與江西的經濟有關，與本土一定程度的閉塞也有關係。
江西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這個地方與中部許多地方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有人曾問我江西怎麼樣，我說江西是一個不錯的地方，自然條件還可以，物產還過得去，一般餓不死人，通過自己一年的辛苦勞動，可以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所以願意出去的老百姓不多。而且，江西這塊地方一般遠離戰爭，除了近代有幾次戰爭在江西境內，古代幾乎沒有什麼大戰在江西發生，這就使得中原地區和淮河兩岸一有戰事發生的時候，大量的讀書人和有聲望的家族都遷到江西來避難。江西離政治中心不遠也不近，進退方便，江西的大家族都是那時候移民過來的。於是江西人曆史上給外地人以凝重之感，如浙江人所說——江西人有愁苦之思。江西也有不好的方麵，混飽肚子容易，但在這塊土地上發不了大財，做大生意的江西人一般都走去了外麵。
明朝有一個著名學者王士性寫了一本書叫《廣誌繹》，介紹各地的風俗，其中談到河南，說當地老百姓生活困窘，反正無法積累財富，所以有一個吃一個。宋朝王安石變法搞“青苗法”時，蘇東坡路經河南，亦記下當地老百姓每當發青苗錢就像過節，他們一年辛苦到頭卻喝不到一餐酒，吃不到一頓肉，所以政府一放貸款，他們立即借錢，借到了錢先吃一餐再說，一到這時候，鎮上所有的酒館都爆滿。等到官府要他們還錢時，他們卻是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但是江西人一般不這樣。據王士性等學者介紹，江西人一到豐收的時候，把家裏所有的壇壇罐罐全部存上稻米，冬閑時男人又出去做小生意，女人留在家裏養豬織布。江西人會板著指頭盤算怎麼過日子，對自己的勞動果實看得很重，轉而對自己的名譽、名聲都非常看重，容易使外地人對江西人產生一種斤斤計較的印象。
胡平：若說贛人滿足於“薯絲飯，穀殼火，神仙不如我”的小農經濟的日子，那也是因為“地產窄而生齒繁”的環境使然。自然也有衣錦鼎食人家，但多數人家居貧處窮，茹寒嚼苦，關於贛地民俗的儉樸，時有記載：民間歲時之宴酒菜不多，“杯飲豆肉”，眾多的食客卻可以吃得很執著，很綿長，“日暮盡歡乃散”。無論大人、孩子，有一身體麵的衣服、一雙好點的鞋子殊為不易，親朋間往來走動，孩子去上學，一般都是等進門前才穿上……
方誌遠：我感覺這種盤算過日子的習慣與江西人好爭是非、論曲直的特點的確有某種聯係。《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寫道，西門慶宴請蔡禦史和宋禦史，花了1000多兩銀子準備了一桌飯，但宋禦史隻坐了一會兒就走了，既不肯吃飯也不肯收禮物。等他走後，西門慶對蔡禦史說，這個人肯定是江西人，為人有些蹊蹺（就是作怪、古怪的意思）。蔡禦史回答，此人雖然是南昌人，但並不很蹊蹺。由此可見作者對江西人的看法。另外一本書寫得也頗有意思，這是明朝的沈德符寫的《萬曆野坡篇》，他寫到有朋友請他到北京聽口技，口技表演者用口技演繹了一個故事，說一個賣薑的客商與店鋪的老板娘發生了不正當關係，後來奸情暴露了，兵馬司與巡城禦史一道來處理這個案子。口技者是用京語（北京口音）學店鋪老板，用徽語（安徽口音）學賣薑的客商，用閩語（福建口音）學巡城兵馬司（相對於現在的特巡警支隊長），巡城禦史則是用江西口音學的。這實際上表現了當時職業的地域特點，那時候經商最著名的是徽商，當地老板肯定是用北京口音，兵馬司也需要進士出身。當時考科舉在全國名列前茅的是江西、浙江、福建三省，連口技者都知道江西的進士特別多，所有的禦史都必須是進士出身，所以用江西口音表現禦史。這就像現在的笑星演小品，表演老板一般是用廣東口音，表演打工仔、打工妹一般用四川口音，表演缺乏陽剛之氣的男人一般用上海口音，表演豪爽之士一般用東北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