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糖尿病，也完全是天命。我在飲食上的偏愛，完全隨母親。她是蘇州人，喜歡吃蘇州陸皋薦的醬汁肉，除了“甜”、“肥”，還可以再加上一個“糯”。50年代在北京吃到蘇州的醬汁肉，那是親友帶過來的，平時在北京很難買到。父親是山東人，口味上隨便，不怎麼喜歡甜食。於是，家裏飲食上就做了中和——保姆黃媽，北方人，長於燉紅燒肉和蒸白麵饅頭。於是我們家每星期就做上兩三次。可以說，自我上小學之後，去飯館就少了，吃家裏的紅燒肉，再“就”著大個兒的白麵饅頭倒是經常。這吃食在當時的北京要屬中上水準。直到三年困難時期，我們家短不了上高級飯館，專買油水大的菜，先把菜撥進飯盒，再用饅頭把盤子上的油擦幹淨——這就算打牙祭了。跑高級飯館的事，通常是母親和我來做，自覺地把盤子抹淨。抹淨盤子也成為家族培養我厲行節約的一項習慣。父親從不去高級飯館，除非是外地文友來北京，比如老《大公報》的老同事陸詒、唐振常來了，父親才一清早帶著小板凳去全聚德門前排隊拿號。在等候的時間裏，他手上拿著書，經常還是馬列原著，就坐在小板凳上埋頭啃。我從父親處繼承的習慣就是節約時間和做事認真。我小時沒趕上父親的“發達”，幾十年後整理他的《圍城日記》時才曉得，1948年圍城時期，國民黨軍政首腦時常采取這樣的新聞發布方式：請父親到他們那兒吃工作午餐，真小氣，隻請父親一個人，其實是把需要發表的消息通過《大公報》發布出來，而且同意用《大公報》自己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理解。想一想，當時經常是北平傅作義手下的二號人物找我爸一個人實行這樣的公務，吃飯變成了陪襯。這和後來我爸坐著小板凳排隊拿號形成了多大的反差！這種感受，當然是我幾十年後才體會到的。我當時對父親的善於忍耐，總是有些不服。作為對比，母親那種外表無所謂、骨子裏卻很硬的脾氣，則對我深有影響。我那時有些心髒病，“也需要吃好些”，至少母親是這樣認為的。
還說吃。1965年我隻身去了新疆，主要搞文字工作，也象征性參加了一點體力勞動。真是奇怪，心髒病就莫名其妙地不見了。但嘴巴上受了苦，連隊是集體夥食，得是團級幹部才能吃小灶。團部商店中偶然有些熟肉罐頭，質量也不好，而且是蘭州、西安產的。我買了把氣槍，星期日到附近一塊呈三角狀的荒地裏打鳥，還真打下過幾隻叫不出名的鳥；別人借我這隻氣槍，去“三角地”打了不少兔子。我後來也學著逮兔子，是采取下夾子的辦法。兔子有個讓自己倒黴的習慣：出去走一條路，等回去還走這條路，這就被獵手利用了，就在它已經離去的路上下了“夾子”，等它回來時就陷入了人為的陷阱。總之，在連隊鍛煉時確實是“苦”了我一下，後來長期浮在團部，農閑搞宣傳隊，農忙給團領導當臭參謀爛幹事，吃上才隨意了些。有時還借調到師文工團幫忙，有上有下，位置浮動，經常和幾個從兵團下放到團裏的文藝幹部泡在一起，精神上的愉悅遠遠抵消了物質上的不足。“文革”後期，那幾位下放的文藝幹部，先一步調離了新疆，分別去到內地的文藝部門。這啟發了我，幾番嚐試，終於調到北京南邊的一個小縣——河北的固安，一蹲七年。在農村比新疆兵團苦，首先是精神上不開放。新疆是社會主義大農業，河北是傳統的小農業。新疆是五湖四海，固安是清一色的農民，冬天是一片黑棉襖，我簡直分不出張三李四。這時我想起浩然，他是我在北京時接觸的作家群中非常獨特的一個：居然能從清一色的黑棉襖中分清誰是誰。在吃上，我也入鄉隨俗，先學會把爛木頭疙瘩劈成柴，再用它升火點爐子，然後用豬油炒菜——它可實在香！最初在固安文化館搞過一段創作，後來發現沒法幹，就當教師去了，在公社的初中幹過，在縣城的高中幹過，在村子的小學也幹過。為什麼要在村子裏教書呢？因為這村子緊鄰著中央商業部的幹校，我可以乘幹校的班車回北京，同時有時可以去幹校裏打飯，省了自己的事，而且口味上還比較“合”城市人的習慣！我呢，往來於河北和北京之間，經常給固安的基層幹部帶北京的幹黃醬。這是種什麼東西呢？幹千的，鹹鹹的，粗粗的，其中還有渣子！但，我們的農民就以它來調味！解放幾十年了，這一點上變化不大！我和他們比，簡直在天上；但要拿我的此時和當初比，又不知低落了多少！再說我的將來，難道就在幹黃醬中終老麼？幸好粉碎了“四人幫”，國家出現轉機，我的命運也隨之出現轉機。我寫了一個反映新疆“文革”的京劇劇本，寄到北京的中國京劇院，被文化部看中，把我調回了首都。這“一步登天”的調動，實在出乎我的意料，不妨看成是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