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出生就有垂老，任何人最後都免不了死亡；其間的得病，是必然的過程。其實，人類往往還有另外一種呈虛幻狀態的“病”，它往往能夠治療身體真實存在的病。
十多年前在西城三不老胡同住著的時候，曾有不認識的讀者找到家裏，說過一番佩服的話，就直奔主題，說我的某本書他們“跑遍京城也沒買到”，問我手頭是否還有？如果有的話，能否原價“讓”給他們一本？看見這陣勢，什麼話也別說了，隻能送一本吧——還得簽名、蓋章。事後，妻子嘀咕說：這些人“有病。”
不假，來人是有“病”；其實，我也同樣有“病”，而且早就有了。它究竟是什麼？——是從高中時期萌發出的對京劇（以及其他傳統文化）的愛。我在沒得這“病”之前，就先有了身體的病：心髒病。北京阜外醫院下過“心門漏血”這嚇人的判斷，雖不太厲害，卻從此不讓我上體育課了。那一陣，同學們跑到操場做各種活動時，我總是悶坐教室中，很難受也很寂寞。我得尋找轉移情緒的東西。結果找來找去找到了京劇。我跑到北海公園吊嗓子，我買了許多京劇唱本（即《戲考》）去玩味唱腔，我甚至對著收音機去聽京劇演出的實況，聽到劇場中給某個演員喊“好兒”的時候，也隨手在唱本的相應位置上批一個“Good”。馬連良在中山公園唱戲，散戲我到後門等，等著看他便裝出門回家。等他回家走了，我才去公園前門取自行車，結果存車的把車鎖進觀禮台下的空房子裏，害得我第二天還得再來取車。我有個低班同學是老畫家陳半丁最小的兒子，我經常去他們家看陳半老的藏畫和石頭圖章，有許多雞血石的，價值連城。我隔著窗玻璃看半老臨摹任伯年的原畫——臨完他離開畫案去休息，我進去比照原畫，覺得他“臨”得不“像”。很奇怪，覺得即使讓我“臨”，在“抓形兒”上也比他強。後來過了很久很久，才懂得半老根本沒去“抓形兒”，他是以自己的“筆墨”去再現任伯年的“筆意”。當然，如果不是業已出名的畫家，這麼做肯定是“反類其犬”。當時，我曾把自己的習字請我這位低班同學拿給陳半老，他看了一眼，叫兒子轉告我：“他鋼筆字的間架不錯，如果不打算幹職業書法，就不必改他鋼筆字的結構。今後主要是好好練一練筆道就行了。”多年之後，我又看到啟功老人關於少年練字的談話，他說毛筆字的基本構架的內涵，往往不是小孩子能夠體會到的。所以小孩子苦練半天（甚至長達幾年），最後對一生的用處不大。這話在寫字也可以算考分的時候，是不太受聽的，尤其是家長，都願意讓孩子從課外愛好上多有些“加分”，哪怕是多一兩分也好。我在大躍進時學著寫民歌，接著從民歌發展到舊詩，再後來私自迷上了京劇，並且知道了京劇有自己的“十三轍”，於是就拿“十三轍”和“一冬二東”比較，最後決定就用“十三轍”去寫舊詩，隻要韻母相同就可以壓韻；但平仄上要依從古時的規定……
以上不過是我當年的一些“發昏行為”，當年心中確有一大批文化偶像。就京劇而言，北京京劇院的馬、譚、張、裘，中國京劇院的李、袁、葉、杜，以及梨園內外的四位京劇編劇翁（偶虹）、範（鈞宏）、吳（祖光）、汪（曾祺），國畫圈子裏的陳半丁、王友石，文化圈的葉聖陶、沈從文、聶紺弩、趙樸初、常任俠，翻譯界的張友鬆……人才比比皆是，他們雜亂地和我們家有著這樣那樣的關係。他們為我組成了一道又一道厚厚的文化風景線，總是在很高的地方指導著我。他們還在我最困難的時候鼓勵我，在我得意的時候警戒我，我這一輩子似乎沒有哪天能夠脫離他們和他們的指導……還包括我書櫃中收藏的一些小玩意兒。比如這個木頭的小貓，是程硯秋30年代訪問歐洲帶回北京來的。我父母與程先生夫婦熟識，“文革”後母親帶著我女兒去程家串門，程夫人隨手送給了我女兒。女兒帶回家，玩了兩天就不新鮮了。可我覺得它珍貴，於是代替女兒珍藏到今天。再比如兩隻小老虎與兩隻小鹿。前者是在中央電視台做節目時，那年是虎年，最後作為小禮物，天雨散花般散落進觀眾席。我覺得好玩，就帶回了家。隨後去日本，訪問奈良的東大寺，那裏有鹿玩具出售，我看著又覺得好玩，就“請”（仿侯寶林語）了這一對。回家發現它們四個大小合適，就請它們在書櫃中彼此做伴了。如今，我在寫作累了的時候，望著它們四個出神，覺得很神往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