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過是花瓣上一滴露珠，不過是江河中的一滴水，不過是從天而降的一片雪花。如果隻有“我”，好像什麼都是，其實什麼都不是。隻有“我們”，才能彙成江河，才能合成一種力量，才能形成一種氣候。所以，每個人都依賴他人的存在而存在，如果沒有他人，個體的存在幾乎毫無意義。
做人最有智慧的一條：培養“我們”意識。
有的人“我”字當頭，凡事以自我為中心，隻想我如何成功、我如何得到幸福。事實上，一個人的成功是不存在的，一個人的幸福也是不存在的。你隻有找到讓“我”有效融入到“我們”中的方法，舍棄“小我”而成就“大我”，才找到了通往成功與幸福的路徑。
舍棄“小我”最重要的一條：不要對別人的痛苦幸災樂禍。
有一個寓言故事：
從前，有人養了一頭驢和一匹馬。馬受到偏愛而驢子則地位低下。每天驢子都馱著沉重的貨物，馬馱的分量則少得多。
有一次，驢子氣喘籲籲地請求馬的幫助：“請你幫我馱一點東西吧。對你來說，這不算什麼；可對我來說，卻可以減輕不少負擔。”
馬不高興地拒絕了它：“你憑什麼讓我幫你馱東西，我樂得輕鬆呢！”它暗自為自己的工作輕鬆而慶幸，還經常在心裏罵蠢驢就應該多幹活。
不久，驢累死了。主人隻好將驢背上的所有貨物全加在馬背上，這時，馬懊悔不已。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是，別人的困苦不一定隻是別人的困苦，當別人遭完罪後，下一個就可能輪到自己。
世間的壞事，都像病毒一樣，若是不加遏止，一定會不斷蔓延，決不會自行停下來。當別人染上病後，你用不著沾沾自喜，因為你根本想象不到哪一天會輪到你倒黴。
舉一個例子：
秦始皇實施暴政，為禍比病毒還要厲害。從表麵看，秦始皇的暴政，走的是“依法治國”的路子，貌似公平。例如，征發徭役時，首先征發罪人，因為他們應該贖罪。其次征發閭右及商人子，因為他們的承受力較強。當時家境殷實的人家住在村鎮的右邊，所以稱閭右。最後征發閭左，因為窮人承受力弱，盡量不要征發。這看上去是不是比較公平？
但是，當秦始皇征發所謂“罪人”時，無罪的人且慢高興，因為窮兵黷武、極端奢侈，又是建長城，又是修阿房宮，又是開發南疆，所需人力無限，而人們犯罪的速度太慢。怎麼辦呢？隻好擴大打擊範圍。比方說，三五個朋友聚在一起喝酒，那就犯了法，要抓起來服徭、兵役；路上相遇，交談數語，就可能受到誹謗朝政的指控。所以，你今天沒有犯法，難保明天不會犯法。當別人無端成為罪人時，那些“潔身自好”、隻顧自己過小康日子，善於夾起尾巴做人者也別高興得太早，因為“罪人”的數量終究無法滿足秦始皇的貪欲，終於有一天，開始征發“閭右”了。這時候，那些貧民也別炫耀“越窮越光榮”，終於有一天，開始征發“閭左”了。陳勝、吳廣舉行首義的那支900多人的隊伍，就由貧民組成。作為掌握國家機器的皇帝、政府官員，也別以為“病毒”不會蔓延到自己身上。最後的結果是，天下打個稀巴爛，秦始皇的子孫被殺個精光，政府官員大半被殺，天下人口死亡過半。
有人說：“一個人的不幸是一個民族的不幸。”此言堪稱至理。任何不幸都是一種病毒，防止不幸臨身的最好辦法是消除“病毒”。不明此理，看見別人的不幸，還躲在一邊幸災樂禍，這樣的人未免太愚蠢了。
成就“大我”最重要的一條：樂於助人，多行善事。
不僅“惡”可以像病毒一樣蔓延，“善”也可以通過某種奇妙的方式彼此傳遞，好比水蒸氣，漸漸升騰，最後化為甘霖，遍施人間。
真正的智者，往往已經將精神提升到將“小我”和“大我”融為一體的境界。1979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德蘭修女曾說：“我不是天使，不是聖人，不懂長生，不能預知未來；不能使人死而複活，不能讓你們永遠不累、不渴、不餓；不能阻擋罪惡。隻是，我不嫉妒、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較人的惡，不喜歡不義，隻喜歡真理，我隻知道——愛。愛，讓我們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