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曾經預言：“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新中國的建設事業，是在舊中國的廢墟上艱難起步的。麵對著滿目瘡痍的祖國大地，毛澤東堅定地向全國人民響亮地提出：“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他以馬克思主義的創造精神，領導各族人民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發展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毛澤東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改革和經濟建設發展的奠基人，是探索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拓者。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傑出貢獻，無疑是毛澤東的偉業和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人民極可寶貴的財富。
毋庸諱言，毛澤東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在工作指導方針上曾經偏離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科學軌道，發生了“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致使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遭受重大的挫折。這種情況，是同毛澤東和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盲目性相聯係的。然而，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在當代中國經濟曲折發展的過程中，鄧小平堅持毛澤東倡導的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把毛澤東開始探索走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形成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開辟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確道路，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
42年來，中國人民在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代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指引下，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中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實現了毛澤東的偉大預言。現在，中國各族人民正滿懷信心，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步伐，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勝利邁進。新中國成立後，如何改組經濟和恢複發展經濟？這是擺在解放戰爭取得了戰略決戰勝利後的黨中央議事日程上的重大問題。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基本矛盾理論和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理論，結合我國的具體實際，吸取了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等的重要思想觀點和東北根據地的實踐經驗，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正確地提出了新中國經濟方針政策。科學地闡明其基本出發點。
第一，毛澤東指出：“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範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占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這是帝國主義製度和封建製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產生了我黨一係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這個基本出發點，是我黨和毛澤東對中國國情的科學論斷，這是一個具有深遠指導意義的曆史唯物主義的論斷。這個基本出發點，就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它說明了舊中國的經濟結構、社會性質、階級狀況、生產力水平等基本情況。這不僅是我黨製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我黨製定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戰略的基本出發點；而且還是我黨製定新中國經濟方針政策乃至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出發點。離開它，就會犯“左”或“右”的錯誤。
第二，毛澤東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明確地規定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總任務。它包含了兩個方麵：一是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二是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是我們準備用和平方式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前者著重於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變落後的農業國為先進的工業國；後者著重於變革舊的生產關係，建立新的生產關係，使中國穩步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毛澤東正確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辯證統一的原理，結合我國實際，提出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總任務。為實現這個總任務，毛澤東特別強調：“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複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以至於占領一個城市好幾個月，生產建設的工作還沒有上軌道，甚至許多工業陷於停頓狀態，引起工人失業，工人生活降低，不滿意共產黨。這種狀態是完全不能容許的。”“隻有將城市的生產恢複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毛澤東著重說明了發展生產建設與人民生活同鞏固新生人民政權極端密切的關係，他指出：“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