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的一個初春，在眾多鄉親的熱烈簇擁下，我像大姑娘出嫁那樣胸前佩帶一朵大紅花，乘坐著村裏唯一的豪華型交通工具——大青騾子，激動而顛簸地離開了六盤山區那個生我養我的小村，做了一名光榮的人民解放軍戰士。那年，我十六歲。
離開小村的路，走得那麼興奮，走得那麼豪情滿懷而又略帶一絲傷感。這是十六年來第一次離開故土。母親生下小妹剛剛滿月，她拖著疲憊的身軀流著微笑的淚，送了一程又一程。母親仿佛有許多話要說，可終究隻是重複著一句：“到了就寫信。”從小村到鄉政府的十裏路，我不知走過多少回。我就是在鄉上的中心小學裏念的書，每天二十華裏，來來回回地走，從未覺得路遠。可這次騎著騾子走，反倒覺得路程竟是那麼漫長。
騎過大青騾子，又轉乘一輛軍用卡車，整整奔波了三天，才算到達了目的地——甘肅臨夏。其實，不過千餘裏路罷了。而我感覺，像到了天邊上一樣遙遠。
“到了就寫信。”一路上，我時時刻刻聽見母親的囑咐。到一了駐地，還沒等完全安定下來，便趕緊給家裏寫信。然而，誰知就是這封信足足走了三個月，才轉悠到了父母的手裏。
三個月，春天已經過渡到了夏天。
三個月，毋親該流了多少淚啊！她的眼睛從此視力大減，五米以外不辨你我。
三個月後，我從家裏的回信中得知：那天母親送我參軍時，睡在熱炕上的剛剛滿月的小妹，因無人照看，一隻腳後跟竟被烙得血肉模糊。那可真是“家書抵萬金”啊！我徘徊在淡淡的月光下，手中捏著父親沉沉的書信，心裏陣陣作痛。
也許，居住在現代化的大都市裏的人，踏著寬廣、平坦的伯油馬路，怎麼也想象不出那些年六盤山區農民的行路之難。
十六歲之前，我僅去過兩次縣城。大約80華裏羊腸小道，翻山越嶺，曲曲彎彎，來回得整整走兩天。不要說坐班車，能在縣城裏碰巧看一眼過路的老“解放”，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假如縣城裏的什麼親戚朋友，偶爾有事寫封信來，十有八九都是“過期作廢”。長期的封閉，使山裏人聽不到外界的聲音，看不到外界的變化，甚至不知道中國還有專門給老百姓乘坐的公共汽車和為老百姓修建的車站。
70年代中期，一陣銼鏘的錘音，終於敲醒了沉睡過無數個世紀的大山。從蘭州至宜川的公路，經過建設者兒年的苫戰，建成通車了。一條黑色的錦帶，飄蕩在西海固的黃土高坡上，飄蕩在山裏人的心頭。我的可親可敬的父老鄉親們總算從這條路上體會到了現代文明的滋味，嚐到了生活的甜頭。當父親把這個消息寫信告訴我的時候，我激動得流下了眼淚。在千裏之外，我是那樣深情地思念著我的故鄉。它貧窮，卻又不甘於貧窮。它的每一次小小的變化，都強烈地牽動著我的心。
1980年，我從甘南草原調到了固原工作。離家近了，交通方便了，一年總要抽空回去看看老人，而每次從這條路上走過，都有一種新的感受。
一天，小弟慌慌忙忙來找我，說他買了一台拖拉機，問我能不能幫他辦個執照。我一下真不知該怎麼回話在我的印象中，小弟是個成天用袖子擦鼻涕的頑皮孩子，怎麼會幹出這等事業呢。我簡直以為我的耳朵出了毛病，聽錯了話呢，可嶄新的“東方紅”實實在在地停在門口，再看看小弟那身汕汙的工作服，我又不能不相信這是真的。
小弟說，他是自籌了一部分款，信用社又給貸了一部分款，才買的拖拉機。小弟還詳紹地介紹了他的大幹計劃，我聽後感到非常振奮。有了璐，就有了速度，有了希望啊！
這些年，雖說我回家的次數多了，可總是忙裏偷閑，問去也隻能呆個一大半天的，顧不得走親訪友，家鄉的許多情況我並不了解。自打小弟開上了拖拉機，常來常往，捎帶了許多鄉親，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有曾和我一起磨爬滾打過的朋友，也有我叫不上名字的年輕後生。從他們嘴裏，我聽到了不少新奇故事。
故事之一：說河南王家的小女子轉轉，跟著河南王去了一趟洛陽老家，回來之後就在鄉政府門前租了三問房子，辦了個“轉轉刺繡廠”，招收了十幾個中學畢業生，專門刺繡襪墊子、鞋幫子、肚兜子、護襟子、挾挾子等等的民間土玩藝兒，還兼做老人壽衣，生意搞得很紅火。他們加工的產品，不僅在本鄉本地深受歡迎，而且還打入了西安、洛陽市場，受到了外國遊客的青睞，賺了不少外彙呢。轉轉也因此有了名聲，東一趟西一趟地跑個不停。從外麵回來，她還時不時地來兩句“咕嘟冒呢”、“咕嘟拜”之類的洋話，聽著叫人怪那個的。我知道，河南王是討飯到這地方落戶的。他的大兒子三十好兒時，還連個寡婦都娶不上。可現在轉轉這女子條件高得很，聽說幾個縣城裏工作的小夥子都在追她，她還嫌人家沒文憑，看不上。難怪，城裏人罵“土包子”洋開了糊裏糊塗地洋哩，那可是真格的。
故事之二：說趙老七發財又升官，當了礦長。山溝裏的人雖缺錢花，但對真正有錢的人並不怎麼敬重，倒是對有個一官半職的大小帶上什麼“長”字的，一概另眼相看。趙老七是不是真的當了礦長，究竟算什麼級別的，誰也沒去調查，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