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七年五月，袁枚終於背起行囊，收斂了勃勃雄心和滿腹牢騷，告別了依依不舍的京城和學友，踏上征程，奔赴江南溧水就任他的知縣去了。
袁枚任溧水知縣不足兩個月的時間。由於第一次任知縣之職，有諸多不習慣，一方麵人地兩生，舉目無親，另一方麵官道上的應酬周旋，還很生疏。但因為他博學多聞，“敏而能斷”，很快就贏得當地百姓的好感。上任不久，袁枚想接父親來溧水一住，以盡孝心。袁枚的父親此時正在廣西桂林，他得知袁枚已任知縣，擔心袁枚年輕才薄，難以勝任官職，便隱姓埋名，身著布衣，頭戴草冠，裝作過路的普通老者，悄悄來到溧水縣，遍訪鄉民百姓，了解大家對袁枚的看法，聽到的卻都是“你是說少年袁知縣嗎？此人斷案敏捷、公正，為人善良、厚道，真是個大好官啊！”袁枚的父親聽了這些話，才如同一塊石頭落地，心裏頓時踏實多了。於是，他既沒有更換服裝，也不通知袁枚，便直闖入袁枚的住所。看到父親的突然到來，袁枚十分驚慌，總以為因有失遠迎，定會遭到父親的責備，急忙跪伏請罪，然而，出乎意外的是，父親不但不怪罪於他，反而異常興奮地極言兒子的廉吏風範。
袁枚在溧水就任知縣期間，有一位名叫李名世的外縣秀才，偶爾到溧水聽了袁枚斷案，十分佩服袁枚的才幹，特意遷居溧水，每次專聽袁枚辦案，回家後便向眾人宣傳袁枚辦案的敏捷和公道，聽者無不稱道。在溧水任職時間雖短，袁枚卻頗有政績。正因為如此，當他改任江浦離開溧水時，溧水百姓含淚為他送行，並將繡有全城百姓姓名的“萬民衣”披在他身上，以表達對他的一片真情，這是當時老百姓所給父母官的最高禮遇。袁枚在他的一首詩中這樣描繪當時的情境：
任延才學種甘棠，不料民情如許長。
一路壺漿擎父老，萬家兒女繡衣裳。
早知花縣此間樂，何必玉堂天上望。
更喜雙親同出境，白頭含笑說兒強。
（《隨園詩話補遺》卷十）
袁枚於京城失落的心境在這裏重新找到了慰藉，百姓的認同，父母的稱道，使他暫時忘卻了京城失意的煩惱，對仕途的希望之火又重新燃燒起來。
這年夏秋之交，袁枚離開溧水，改任江浦知縣，並一直幹到年底。第二年，他又被調任沭陽知縣。
沭陽位於江蘇東北部平原，有新沂河、薔薇河流經本縣，原本是一個物產豐富、經濟富裕的地區。可袁枚到沭陽時，正逢沭陽連續數年遭受自然災害，旱澇交加，蝗蟲肆虐，糧田荒蕪，民不聊生，一片慘敗景象：
沭陽八年災，往歲猶為酷。我適蒞此邦，一望徒陵穀。田廬化為沼，春燕巢林木。泛濫有魚頭，澎亨無豕腹。百死猶可忍，餓死苦不速。野狗銜髑髏，骨瘦亦無肉。……
（《小倉山房詩集》卷三《苦災行》）
如此惡劣的境況，並沒有將袁枚嚇倒，反而給他提供了施展才幹的機會。一到沭陽，他就將災情上報朝廷，請求獲準免征沭陽八年的農業稅，並及時開倉放糧賑濟災民，這一舉措確實起到了穩定民心的作用；緊接著，他又緊急動員全縣百姓捕捉蝗蟲，組織青壯年修築防洪堤壩，與自然災害做鬥爭；與此同時，他大力扶持蠶桑業，全力以赴恢複和發展生產。在處理獄案方麵，盡力做到及時公允，鑒於當時百姓深受自然災害之苦，袁枚在斷案時靈活掌握尺度，酌情量刑，適度定罪，以防止造成冤案，袁枚這一做法在當時是很得人心的。一位淮安呂姓秀才，在沭陽姓吳的家裏做家庭教師，剛好趕上吳家子弟應童子試，呂秀才便代他去參加考試，被袁枚查獲，這種案子在當時本應治罪，但袁枚念其生活窘迫且很有才氣，不但沒有處罰他，反而招他作了自己的幕友。在袁枚的感召下，當時的沭陽社會安寧，人心穩定，百姓在嚴酷的自然災害麵前，“寧死不為寇”。在沭陽任職期間，袁枚以他的才幹和勤奮，深得老百姓的擁戴。正因為他的清正廉明，當他離開沭陽時，才會再次出現百姓齊相送，“五步一杯酒，十步一折柳；使君乘車行，吏民攀車走”的感人場麵；也正因為袁枚是當地百姓心目中父母官的形象，他所種植的那株紫藤至今仍根深葉茂地生長在沭陽的土地上。
這期間，袁枚在認認真真地當好知縣這七品芝麻官的同時，以他豐富的生活體驗，潛心於詩歌創作，寫下了在他所有詩作中最為輝煌的詩篇：《沭陽雜興》、《苦災行》、《征漕歎》、《捕蝗曲》等，這些作品都深刻地反映了現實生活，表達了作者對民眾疾苦的關心與同情；這些詩歌也正如他所親手栽下的那株紫藤一樣，深深地植根於沭陽百姓的土壤之中。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的早春時節，三十歲的袁枚改任江寧（今屬南京）知縣。江寧是個大縣，是古代水陸交通的要鎮，居住和來往人員較雜，曆來較難治理。三月初七深夜，突然刮起大風，水西門附近一戶人家起火，剛剛上任的袁枚就率領部下奔赴現場撲救。這位新任江寧知縣所處理的第一樁公務居然是救火，盡管在任期間，袁枚未必就能時時救民眾於“水火”之中，但這一舉動的確給人們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在這裏，袁枚一幹就是四年，這是他為官以來時間最長、政績也最為卓著的一次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