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後來經常提起的，是一九二七年初在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調查和上井岡山後在永新、寧岡兩縣所作的調查。這是他親手從農村中係統收集材料的開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光輝著作就是在湖南五縣調查的基礎上寫成的。但五縣調查的原始材料，馬日事變後損失了。井岡山兩縣調查，也在一九二九年國民黨占領井岡山時丟掉了。上井岡山和成立紅軍第四軍以後，毛澤東不僅自己抓緊作戰和行軍的空隙作社會調查，而且提倡和組織紅四軍的幹部作社會調查，以此作為確定土地革命政策和策略的基礎。
由於在毛澤東的倡導下，紅四軍逐漸養成了做社會情況調查的傳統，所以一九二九年九月陳毅向中央作關於紅四軍的曆史及其狀況的報告時，特地將“調查工作”列為紅四軍群眾工作的第一項工作。陳毅的報告中說：“遊擊部隊到達某地以後，第一步必須做調查工作，由軍官及黨代表負責。”“必須經過調查工作以後，才能開會決定該地工作”，“若不調查則一切決定不能切合當地群眾需要”。“關於調查的內容，由政治部製定一個極詳細的調查表，內分群眾鬥爭狀況，反動派情況，當地經濟生活工價物價等，當地土地分配情況如地主、富農、中農、貧農等比較及土地百分比之分配，以及當地特殊產品等”。調查工作的好處是“可以使紅軍不會不顧環境而隻憑主觀決定自己的政策”。周恩來根據陳毅報告主持起草的中央給紅四軍的信（九月來信），也特別提到：“關於調查工作應切實去做。”“這個工作做得好，對於了解中國農村實際生活及幫助土地革命策略之決定有重大意義。”《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頁。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澤東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精神為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起草的決議（古田會議決議），把對調查工作的意義的認識和闡述，提到了新的思想高度和政治高度，即肅清唯心觀念（後來一般稱之為“主觀主義”）以實現對革命的正確指導這樣的高度。決議中說：政治上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唯心的指導，其必然伴隨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糾正的方法：（一）教育黨員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二）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鬥爭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誌們知道離了實際調查，便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92頁。
古田會議決議的這兩條，前一條說的是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後一條說的是調查和研究中國實際情況，可以說，是後來明確地規範為“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的先導。在這裏，實際上已經提出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提出了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是解決政治路線問題的基礎的思想，雖然還沒有用這樣的語言，還沒有充分地展開論述。古田會議決議的這些思想，反映了黨、紅軍及其許多領導人的集體智慧和共同經驗，而又由毛澤東把它們集中和提高起來。
古田會議以後，毛澤東一方麵繼續深入作社會調查，其中包括一九三〇年五月的尋烏調查尋烏調查是毛澤東做的規模最大的一次調查。調查報告長達八萬餘字，詳細地記載和分析了尋烏的商業、尋烏的舊有土地關係和尋烏的土地鬥爭，有許多重要的觀察和精辟的論斷，是一部很有價值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著作。和十月的興國調查這兩個重要調查，一方麵進一步向黨內和紅軍內的同誌們解釋調查工作的重要意義和科學方法。《調查工作》這篇文章，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寫的。據毛澤東回憶，他“先寫了一篇短文，題名《反對本本主義》，是在江西尋烏寫的。後來覺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說服同誌，又改寫了這篇長文，內容基本一樣，不過有所發揮罷了”。根據這個情況，還根據這篇文章第三部分的小標題原來就是“反對本本主義”，一九六四年公開發表這篇文章時，作者將原題《調查工作》改為《反對本本主義》。
這是一篇戰鬥的作品，筆鋒犀利、潑辣，思想內容十分深刻。它不僅鮮明地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個後來在我們黨內成為馬克思主義起碼常識但在當時卻使人耳目一新的口號，不僅充分地闡明了提出這個口號的理由和批評了調查工作中的不正確方法，而且在我們黨的曆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共產黨人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麵的思想路線”），毛澤東1929年6月14日寫的一封長信中用了“曆史上一種錯誤的思想路線”這個提法。但是這封信中的思想路線一詞，還屬於一般的用法，意思是指曆史上一種錯誤的思想認識、一種錯誤的路線。隻是在《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中，聯係到反對本本主義，聯係到論述正確認識的來源，提出“思想路線”的問題，才賦予“思想路線”一詞以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含義。闡明了“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這一偉大真理。完全有理由這樣說：這篇文章初步地提出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點（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雛形，是毛澤東哲學思想開始形成的重要標誌。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的名義向紅軍各政治部和地方各級政府發出一個通知。這個通知現已收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通知的末尾有一個重要提法：
“我們的口號是：
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
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在油印的通知的封麵上，特別印上了這兩句口號。這是對“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這一口號的補充和發展，使這一口號更加完備了。這個補充，同《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毛澤東對一些錯誤的調查方法的批評和必須用階級分析方法作社會經濟調查的論述，是一脈相承的。從《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和總政治部這個通知中可以看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個口號，毛澤東是把它作為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和工作方法的基本口號，在黨內反複加以宣傳和闡發的。
可惜的是，這個口號和它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和工作方法，當時沒有為黨的中央所接受。不但沒有被接受，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召開的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上，這個口號連同毛澤東在紅軍和在蘇區土地革命中製定和執行的許多正確政策，都遭到了錯誤的批評。所謂“否認理論否認政治的狹隘的經驗論的落後思想”這是贛南會議決議中的話。中共江西蘇區省委擴大會的決議（1931年12月）中，也談到要“肅清黨內濃厚的農民意識……和狹隘經驗論等一切不正確的傾向”。江西蘇區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中還說：“蘇區黨大會在反對狹隘經驗（論）的火力下，同時揭發了家長製和事務主義的錯誤，使江西蘇區黨開始了解了狹隘經驗（論）和事務主義的錯誤。”的指責，就是這樣提出來的。這是四中全會以後王明的教條主義統治中央並在中央蘇區貫徹執行的結果。“欽差大臣”下車伊始哇啦哇啦地發出的這些議論和指責，給中國革命帶來了災難。曆史已經最雄辯地判明了這場關於“狹隘經驗論”的爭論的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