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關於《實踐論》的最初發表給友人書
某某同誌：
好久不見了。不斷讀到你的紮實的、有見解的論著，很是欽羨，時增愧感。近日讀了你發表在《毛澤東思想論壇》今年第三期上的文章：《從（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看“兩論”的形成》。你的文章中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編印的《六大以來》收錄了《實踐論》、《矛盾論》。”我願意告訴你，這個敘述是不符合實際的。
關於《實踐論》和《矛盾論》的寫作、流傳和發表，我寫過一篇文章，你當然看過，因為你的文章中提到了它。我在文章中確認“全國解放以前多種版本的毛選和黨的文件集未收這兩篇文章”。你顯然認為這個斷語不確，認為我的考察有疏漏。現在我也還不敢說我的考察不會有疏漏。但《六大以來》是最重要的“黨的文件集”，我的考察不可能漏掉這本集子。事實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六大以來》文件集中，沒有收錄《實踐論》、《矛盾論》這兩篇文章。
我猜想，你可能沒有條件查閱一九四一年版《六大以來》的原書，而是相信了某些第二手材料的介紹。如《延安時期的毛澤東哲學思想》（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就說過：“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中共中央書記處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編印的《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收錄了《實踐論》、《矛盾論》。”這部書也引用了我的那篇文章，大約因為發現了我的重要“疏漏”，所以覺得“特別值得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這部七卷的巨著，其第六卷中也有同樣的錯誤記述。
這部書的作者為什麼會得出這一“發現”呢？我想，他們一定沒有看到一九四一年版的《六大以來》的原書，卻誤信了一九五二年（及一九八〇年）版“出版說明”中的不確切的“說明”。一九五二年版的《六大以來》，按“出版說明”的交代，“在內容上作了如下變動：一、毛澤東同誌的著作和他所起草的文件，凡已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正文不再編入，隻將題名列入目錄；二、增加六屆三中全會的文件”。
這個版本的《六大以來》的目錄中，的確列入了《實踐論》、《矛盾論》。
誤解顯然由這個目錄及“出版說明”而來。查對一下新舊兩種版本的《六大以來》，涉及毛澤東同誌的著作和他所起草的文件的，有三種變動：
1、原選入一九四一年版《六大以來》的毛澤東著作和他所起草的文件，凡已編入全國解放後正式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了的，目錄上的題目均改為“毛選”中改定的題目，同時注明在“毛選”中的頁碼，正文不再編入。
2、一九五二年（及一九八〇年）版《六大以來》的目錄中，新增了一批原來未選而現已編入《毛選》中的重要篇目，注明其在《毛選》中的頁碼，正文也不編入。總共新增二十九篇，除《實踐論》、《矛盾論》兩篇外，還有二十七篇。
3、還刪去了一九四一年版原選入的兩篇：《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講演提綱》（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毛澤東同誌在延安幹部大會上演講）。
“出版說明”沒有將這三種情況講清楚，隻講了第一種情況，以致使人誤解為一九五二年版新增的二十九篇毛澤東著作都是一九四一年版中原已選入的。
由此就產生了《實踐論》、《矛盾論》最先於一九四一年在《六大以來》中正式發表這一其實不曾存在的“事實”。
一九四一年版《六大以來》，研究工作者們不易查到。一九五二年（及一九八〇年）版《六大以來》較易查到，卻對新舊版本的變動交代得不夠詳細和準確。這是很令人遺憾的，說明黨的文獻的編輯出版工作確有許多應當改進之處。
“兩論”是否在《六大以來》中發表過，並不是大事。對我們做研究工作的人來說，當然還是要把事實弄準確，何況在“兩論”發表、修改的問題上，中外作者曾經聚訟紛紜，想必你樂於知道事實，所以寫這封信給你。
順便說說：刪去“同其光的談話”一篇，顯然是因為這個談話並沒有經過毛，而是王明主持長江局時，在武漢用毛的名義發表的，後來受到毛的批評。《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講演提綱》，後來的“毛選”未收，其理由，當與《六大以來》將它刪去同。這個講演提綱，全國解放前的幾種版本的“毛選”中倒都收了。這些版本的“毛選”，研究者們是比較熟悉的。如果一九四一年版的《六大以來》果然收了“兩論”，那麼，全國解放前的各種版本的“毛選”，怎麼會不收這兩篇文章呢？你想想，是不是？
二《實踐論》和我黨曆史上關於“狹隘經驗論”的爭論
有一種觀點，認為《實踐論》反映出“狹隘經驗論”的傾向。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在理論上和曆史上都是沒有根據的。但是，在國外，在國內，都出現過這種觀點，頗值得注意。
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在十年內戰的後期，曾經發生過一場關於“狹隘經驗論”的爭論，毛澤東曾經被指責為“狹隘經驗論”者。《實踐論》的寫作，是與這場爭論有曆史聯係的。從一種意義上可以說，《實踐論》是對這場爭論的一個總結，是爭論的這一方對另一方從理論上所作的係統答辯和批評。
毛澤東一九四一年在《農村調查》的序言中曾經談到過這場爭論。他說，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則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斯大林的話說得對：‘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係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頁。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個發人深省的口號，最先出現在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澤東寫的《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原題為《調查工作》）中。有些同誌對這篇文章寫作時間的判定表示懷疑，認為可能要更晚一些，可能在1931年1月四中全會以後，甚至在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以後。事實不是這樣。毛澤東1961年3月11日在批示印發這篇文章供黨內同誌參考時曾經說過，“寫作時間大約在1930年春季”。1964年這篇文章收入《毛澤東著作選讀》時，毛澤東進一步判定寫作時間為1930年5月。這篇文章當時在紅四軍中有油印本流傳。這種油印本現在還沒有收集到。現在收集到的最早版本，是石印的單行本。這種石印本末尾注明：“特委1930-8-21翻印”。據此可以明確判斷：它不可能是1931年的作品。這個口號的提出，是為了反對當時黨內和紅軍內的一種錯誤的思想路線，同時也是毛澤東自己從事和倡導調查工作的實踐體會的生動概括，代表了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把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運用於黨的實際工作的思想路線。
毛澤東曆來重視對中國實際情況、特別是中國農村情況的調查。早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裏就曾經發揮了這樣的思想：作為中國人，關於“中國”這個地盤內的情形，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給章世釗的信》（1920年3月14日），《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第一集。在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後，更是把這種調查和研究當作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結合的中心環節來牢牢抓住並且努力實行。他最早的光輝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如果沒有對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農村的親身的細致入微的觀察和調查，是不可能寫得這樣實在、深刻和準確的。一九二六年他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工作，指導農講所學生們分別組成各省農民問題研究會，進行從租率、田賦到民歌、成語共三十六個項目的調查，這些調查項目是：1、租率。2、主佃的關係。3、抗租減租平糶等風潮。4、利率。5、拖欠逼賬及爛賬等情形。6、田賦。7、抗糧情況。8、厘金雜稅雜捐及臨時捐。9、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雇農數目之比較。10、地主之來源。11、貨物價格與農產價格之比較。12、工價。13、失業情況。14、祠堂組織及宗族情況。15、地方公會組織及財產狀況。16、地方政治組織。17、地方政治情形。18、會黨及土匪。19、團防情形。20、教育狀況。21、銷售何種洋貨影響如何。22、兵禍及其影響。23、天災及其影響。24、貪官汙吏及影響。25、煙賭偷搶各種情形。26、出產什麼及其銷售地。27、婦女的地位。28、農民的觀念及感想。29、從前與現在地價之比較。30、從前與現在農產品價格之比較。31、農村組織情況。32、地質之肥瘠。33、宗教之信仰狀況。34、度量衡。35、民歌。36、成語。見1926年11月《中國農民》第九期關於第六屆農講所辦理經過的介紹。並編印了一部《農民問題叢刊》，計劃出五十餘種，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這些學生所作的各省農村狀況調查。他在《農民問題叢刊》的序言中說：這些調查“所述隻屬大略”，“我們應該拿了這一點大略在不久的時期內從各地的實際工作實際考察中引出一個詳細的具體的全國的調查來。”《國民革命與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叢刊）序言》，1926年9月1日。他自己寫的《中國佃農生活舉例》，作為《農民運動講習所叢書》的一種印行了單行本，這是現在保存下來的毛澤東最早的一篇農村調查。這是一篇別具一格的農村調查，是毛澤東1926年在湖南湘潭西鄉同佃農張連初君會談的結果。他們的會談，從假定一戶典型佃農的人口、土地、勞作情況出發，詳細計算了支出和收入的各項賬目，得出了關於中國佃農生活情況的一般結論，指出：“這種小部分靠正業大部分靠副業，計算起來每年虧折一長項之佃農生活，在中國現時重租製度之下，是極其普遍的。”這篇《中國佃農生活舉例》1927年3月作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叢書之一出版，現已收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中。原題注明是舉例（一）。看來還應該有（二）、（三）……可惜現在都沒有收集到，也許當時就沒有來得及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