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大提出了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武裝和統一全黨思想的戰略任務，在論述這個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時，指出了三條：一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曆史條件下，一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過程中，一是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挫折的曆史經驗並借鑒其他國家社會主義興衰成敗曆史經驗的基礎上。
“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挫折的曆史經驗”，可以說是“溫故”。了解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可以說是“知新”。知新，需要研究新的曆史條件，研究新的實踐經驗，不能隻靠溫故；但溫故有助於知新，不溫故，知新難以有曆史的深度。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薄一波同誌新著的出版，對於我們學習和研究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了解它的曆史淵源和曆史由來，有重要的幫助。
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勇於開拓創新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非常重視理論，因而非常重視總結曆史經驗。
延安整風，在黨的領導層，中心主題就是討論和總結黨的六大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曆史經驗和教訓，結果就是《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形成，就是黨的七大的勝利召開，以及由此而來的對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全黨共識。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撥亂反正，從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進到分清曆史是非的撥亂反正，在黨的領導層進行了對建國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曆史經驗教訓的廣泛深刻的討論，結果就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形成，就是黨的十二大的勝利召開。新的曆史決議和十二大，標誌著黨的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基本完成。在總結曆史經驗的基礎上，決議概括了“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的十個主要點，十二大小平同誌的開幕詞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中心口號。
十四大報告的第一部分對“十四年的偉大實踐”作了“曆史的回顧”和“鄭重的結論”。這可以說是又一個曆史決議，關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十四年曆史的決議。在這個曆史回顧和鄭重結論的基礎上，十四大確認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毛澤東思想在新時期的繼承和發展，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並且對這個理論的主要內容和曆史地位進行了新的概括和論述。經過十四大，對堅持黨的這個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不動搖，取得了全黨共識。
薄老的新著，站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和十四大的曆史結論的高度，站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高度，回顧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這一段曲折複雜的曆史。貫串全書的一條紅線，就是用這段時間的曆史經驗教訓，來論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理論和路線的正確。這不但表現為全書立論的基本著眼點，而且幾乎在每個章節的總結性論述中都有著力的發揮。比如：在關於反右派鬥爭的論述中（第622頁），關於八大以後修改對主要矛盾的論斷的論述中（第632頁），關於“大躍進”的論述中（第656頁），關於改進經濟管理體製的嚐試的論述中（第805頁），關於廬山會議的論述中（第874頁），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論述中（第1012頁），關於七千人大會和反“左”反右問題的論述中（第1043頁），都有這類的精彩議論。真是比比皆是，不勝枚舉。僅舉一例，在論述廬山會議的悲劇時，書中寫道：“悲劇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也就給人們留下最深沉的反思，因而往往成為新思想、新事物孕育的重要契機。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進行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等一係列馬克思主義的新政策，從此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開了新局麵，不正是從廬山會議到十年‘文化大革命’這類嚴重的曆史悲劇之中吸取了很多教益嗎？”
在黨史著作中，遵循黨的曆史決議和十四大的曆史結論，體現了黨性和科學性的統一。因為，這個決議和十四大結論，是科學的結論，而不是主觀的結論，是在重新恢複和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科學精神之後，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總結曆史，經過集體的反複討論，所作出的結論。它們既具有組織的權威，又具有科學的權威，是由科學的權威來支持的組織的權威。遵循曆史決議，當然要求人們遵循決議關於重大曆史和理論是非的基本結論；遵循曆史決議，同時或者說首先要求人們遵循曆史決議所遵循的思想路線和科學精神。黨性本身就要求嚴格的科學性。科學的黨史著作，不是以曆史決議為出發點做簡單的演繹，而是以曆史事實為出發點，從中引出合乎實際的曆史結論來。所以，這是一項繁重的科學研究工作，要詳盡地占有材料，進行周密的分析，而這正是薄老新著的一個顯著的特點。這部著作搜集了毛澤東的大量著作、批語和在各種場合的講話、談話，有的講話（如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關於研究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新問題“是一種科學”的講話），引用的是原始記錄，為如實地研究思想史的原貌提供了可靠的材料。這部著作還搜集了毛澤東以外的其他領導人（從劉少奇、周恩來，到李富春、陸定一等許多同誌）的論述和談話。尤其值得稱道的是，這部著作不僅注意搜集代表中央決策的許多決議和文獻，而且注意搜集中央決策所根據的當時對實際情況的了解和執行中央決策出現的實際結果。這些地方，也比比皆是，不勝枚舉。僅舉兩例，一是書中關於人民公社的醞釀，“共產”風的興起以及刮這股風的指導理論和具體手段的記述（第728~766頁），一是書中關於六十年代初“包產到戶”的興起，幾位省委書記和幾位中央機關負責人在這個問題上的主張和見解，以及中央常委們各自對這個問題的態度的記述（第1078~1090頁）。我認為，在不少曆史環節上，這部著作材料的豐富，脈絡的清晰，論述的深刻，是其他許多著作不能相比的。這就見出了這部著作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