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老新著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史與論的結合，從總結曆史中對我們黨過去的一些理論觀點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對我們黨現在在這些問題上的理論觀點進行了科學的論證。這集中地見於全書最後一章十年經驗教訓的總結中，也分散地見於書中其他許多章的論述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關於防止“和平演變”那一章。其中詳細記述了從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毛澤東關注和試圖解決這個問題的整個曆史過程，從中得出結論：“三十年前，毛主席針對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同社會主義國家鬥爭的戰略策略的轉換，及時地提出這個問題，並教育全黨同誌長期保持應有的警覺，這是很必要的，充分表現了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的深謀遠慮。然而，曆史也表明，毛主席和黨中央當年關於防止‘和平演變’的認識和實踐，在許多方麵顯然是過了頭了，捕風捉影的色彩甚多，因而不符合實際情況，是錯誤的，這就不能不付出很大的代價，留下了沉痛而深刻的教訓。”薄老指出了這樣幾點教訓：“首先，對當時形勢的估計發生了嚴重的偏差”，“其次，對於什麼是修正主義，認識並不明確，甚至把很多本來是正確的東西也當作所謂修正主義、‘和平演變’來加以反對”，“再次，當時防止‘和平演變’所采取的措施，有許多是不正確的。”總之，防止“和平演變”要正確地進行必要的教育和鬥爭，同時，“正反兩方麵的曆史經驗說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站得住，會不會垮，關鍵在於自己的經濟建設搞得好不好，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是不是強大，人民生活是不是不斷得到改善。如果這方麵工作搞得好，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誰要‘演變’也演變不了。”（第1152~1157頁）這些論述，對於我們理解鄧小平一九九二年視察南方談話和現在黨中央關於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思想，澄清一些模糊認識，無疑是很有益處的。
薄老是一個老共產黨員，是黨的許多重大事件的親曆者和黨的許多重大決策的參與者。他抱著老共產黨員的滿腔熱情和對人民事業、人民利益的高度責任感，來回顧黨的曆史，為我們黨在艱難困苦和艱辛探索中取得的偉大成就而歡欣，為我們黨在複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下發生的重大失誤而痛心，要求我們通過研究曆史的經驗教訓，避免重犯曆史上的錯誤，更加自覺地堅持黨的正確的理論和路線不動搖。我們從事黨的曆史和黨的理論研究的後輩，身份同薄老這樣的領導人不同，但是薄老這些同誌研究黨史所堅持的黨的立場、人民的立場，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的。共產黨員、黨史工作者，站在人民立場的中國現代史研究者，在研究黨史和人民曆史的時候，要置身黨和人民的事業之中，而不能“置身事外”，像研究古代和外國曆史故事那樣去研究黨史，更不能用搜奇獵異的低級趣味去研究黨史。黨性要求嚴格的科學性，也包含要把黨史研究當作嚴肅的科學工作來從事這一層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