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十世紀是中華民族曆史發生偉大轉變的世紀。在這個世紀中，領導中華民族奮起鬥爭、走向振興的，有三個領袖人物：一個是孫中山；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鄧小平。
毛澤東對孫中山作了崇高的曆史評價。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先行者的評價。
鄧小平對毛澤東作了崇高的曆史評價。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對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的評價。
後繼者對先行者、後一代對前一代的科學的評價，為我們正確地理解曆史，繼承前人開創的偉業，並把它推向前進，提供了科學的指南。
2、孫中山是在中華民族衰落到穀底的十九世紀末走上中國的政治舞台的。麵對著“虎視鷹瞵”、“瓜分豆剖”的民族危亡局勢，孫中山把他建立的革命團體叫做“興中會”。從此，“振興中華”這個口號，在整個二十世紀中成為喚起、激勵、凝聚中華民族的一個中心口號。
孫中山的偉業，一是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製，這是二十世紀中國第一個偉大的曆史變革；二是實行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推動了國共合作的反對北洋軍閥反動統治的新的革命鬥爭。由於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背叛了三大政策，對共產黨和革命人民實行血腥屠殺，在國共十年內戰期間，共產黨人對國民黨反動派拿著當招牌的孫中山沒有多少好評。這有當時的曆史條件，也反映了那時共產黨領導人的“左”的思想和狹隘情緒。是毛澤東，克服了黨內的這種思想和情緒，充分地、高度地評價了孫中山的曆史地位和孫中山新三民主義這份政治思想遺產的寶貴價值。毛澤東對孫中山的科學評價，寫在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寫在他的七大報告中。毛澤東在對七大報告作口頭解釋時說，我在報告裏盡量把孫中山的好東西抓出來了。“這是我們應該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們死了，還要交給我們的兒子、孫子。”“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麵旗幟。”其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講曆史辯證法的。”《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頁。
中國共產黨對它的對手國民黨的締造者作這樣崇高的評價，表現了毛澤東作為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的極其寬闊的政治胸懷和極其高明的政治智慧。
毛澤東對孫中山的這種態度，不僅在國共合作時期、在民主革命時期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進入社會主義以後仍然如此。他的《紀念孫中山先生》和作為《毛澤東著作選讀》終卷篇的《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就表明了這一點。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寫的收入終卷篇的一段文章中，毛澤東說：“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這裏毛澤東對“大躍進”作了不同於一九五八年的新解，即把它解釋為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內從落後趕上先進的振興和躍進。同時也說明，毛澤東始終是從為振興中華民族而奮鬥的曆史接力運動的意義上，把自己、把中國共產黨人看做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頁。的。
3、毛澤東是在辛亥革命十年之後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之一而走上中國的政治舞台的。他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尋找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的創造性努力，長時期內沒有為中國共產黨的教條主義領導所理解和接受，反而遭到排斥和打擊。紅軍被迫長征，證明了這種領導的破產。一九三五年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正如鄧小平說的：“在曆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頁。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
由於領導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由於打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局麵，由於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立場並在抗日戰爭中使黨得到了迅速發展，特別是由於延安整風和《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正確路線的代表”，“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之統一的思想”，變成了全黨的共識。在這個基礎上，一九四五年召開了黨的七大，毛澤東思想被確認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
很快，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九四九年取得了人民大革命的全國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這是繼辛亥革命之後二十世紀中國又一次更加偉大的、翻天覆地的曆史變革。毛澤東因此而成為全中國人民公認的領袖，毛澤東思想成為全中國人民共同學習的指導思想。一九五六年召開的黨的八大，總結了民主革命的全國勝利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勝利。這些勝利使新中國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在這種情況下，對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的認識，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中已經不成為問題。
然而，在這以後我們的事業經曆了嚴重的曲折和失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使我們黨和我國人民遭受到巨大的災難。可是，在這十年中，“文化大革命”卻被強調地宣傳為毛澤東最偉大的貢獻，“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被宣傳為毛澤東思想最重大的發展。對這些實踐和思想的懷疑和抵觸，被當作“反毛澤東思想”而受到鬥爭和打擊。從而造成了政治思想上極度的混亂和困惑。
這樣，在毛澤東逝世後，如何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就成為關係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極其重大的政治和理論問題。
4、鄧小平正是在這樣的曆史關鍵時刻走到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上來的。
鄧小平說過：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他把自己擺在這一代人之中。他曾經三次被打倒，都同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堅持科學地評價毛澤東思想有關。
第一次是在江西中央蘇區。那時毛澤東受排斥和打擊，鄧小平也曾被視為“毛派”而受到批判和處理。“毛派”這樣的派別是不存在的，但是，被視為一派，說明那時在思想和政策上鄧小平接受毛澤東的影響，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抗日戰爭時期，鄧小平作為一個大解放區的領導人，在全黨整風和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過程中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他的《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就是確定地使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強調其指導意義並給以高度評價的最早的文獻之一。從黨的八大前後開始，鄧小平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他在八大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他在七千人大會上所作的講話，為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作出了重要貢獻。
六十年代上半葉，林彪以高度評價毛澤東為名竭力製造個人崇拜，鄧小平同羅榮桓等一起，對那時出現的庸俗化和割裂毛澤東思想的傾向進行了鬥爭。“文化大革命”開始，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加給他的罪名很多，這成為其中的一項。
“文化大革命”後期，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複出，一九七五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實行全麵整頓。“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頁。。整頓中，鄧小平特別指出：“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怎樣宣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頁。，並且重新提起林彪割裂毛澤東思想的教訓，這是針對“四人幫”的。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四人幫”加給他的罪名很多，這又是其中的一項。
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但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又提出“兩個凡是”的方針，繼續維護毛澤東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從而出現了在前進中徘徊的局麵。這樣，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功過，如何科學地認識和評價毛澤東思想，成為決定我們能否從危機和徘徊中走出來，開創新的局麵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