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黨全國人民的切盼中，鄧小平把解決這個關鍵問題的曆史重任擔當起來了。
5、鄧小平是怎樣來解決這個關鍵問題的呢？問題的根源在思想路線，解決問題的著手處就在於重新確立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路線，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然後根據實踐檢驗的結果，把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的正確總結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劃分開來，區別開來。
能不能、會不會作這樣的劃分和區別，至關緊要。
如果不能、不會作這樣的劃分和區別，那就兩者必居其一：要麼是不敢正視“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認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會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因而在強調必須堅持毛澤東思想、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的時候，卻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也包括在內，以至於其實際意義就是繼續維護這種錯誤，沒有魄力糾正這種錯誤。“兩個凡是”的指導方針的一個重要由來就在這裏。
要麼是在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的時候，認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是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因而對於要不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要不要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發生懷疑和動搖。全盤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思潮的一個重要由來就在這裏。
鄧小平的巨大的政治勇氣、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駕馭局勢的能力，就表現在作出這種劃分，把握這種劃分，反對來自“左”右兩個方麵的錯誤思潮，從而做到了在區別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的基礎上，既實事求是地、態度鮮明地批評和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實事求是地、理直氣壯地肯定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堅持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如果沒有前一個方麵的實事求是，我們就不能走出在“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中徘徊的困境；如果沒有後一個方麵的實事求是，我們就會否定中國革命的曆史，喪失自己的基本立足點。隻有堅持包含這兩個方麵的實事求是，我們的事業才能前進，才會有今天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和新局麵。
6、實現這個曆史轉折，經過了兩個重大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打破“兩個凡是”的思想牢籠，把一切指示和決策都拿到實踐中來檢驗。這就使根據曆史實踐的結果，來檢查、承認和糾正過去指示和決策中的錯誤，成為可能。而打破這個牢籠所用的思想武器，正是毛澤東從《反對本本主義》，到《實踐論》，到延安整風，到一九六一年重提調查研究，所堅持的這樣一條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鄧小平說得好：“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會承認‘兩個凡是’，因為那不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頁。毛澤東之所以成為毛澤東，不就是因為他不以“凡是”的態度對待馬恩列斯的本本，對待共產國際的指示，而是堅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創造性地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嗎？
第二個步驟是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教訓，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在鄧小平的領導和主持下製定的這個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導致這個錯誤的由來，作出了曆史的結論。同時，對建黨以來和建國以來我們取得的偉大的曆史成就，作出了充分的估價，維護了毛澤東在我們黨和我們國家曆史上的崇高地位，肯定了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對於指導我們事業的重大意義。如果說，一九四五年的第一個曆史決議，是我們黨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作出的，確立毛澤東在我們黨內的地位，確立毛澤東思想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曆史性決議，那麼，一九八一年的第二個曆史決議，則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這個新曆史條件，包括毛澤東領導的事業和毛澤東思想經過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設有了新的重大發展，又包括毛澤東晚年發生失誤，中國的建設遭到重大挫折，這樣的複雜情況），由我們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作出的，重新科學地評價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曆史性決議。
第二個曆史決議的作出，標誌著從批評“兩個凡是”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基本完成。撥亂反正，按鄧小平的概括就是：“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頁。
7、鄧小平指導製定曆史決議，牢牢地把握住這樣幾個環節：
第一，擺正毛澤東的曆史功績和他晚年的錯誤這兩者的位置。前者是首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後者也是重要的，但畢竟是第二位的。
第二，毛澤東犯了錯誤，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
第三，毛澤東晚年錯誤是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範圍背離毛澤東思想所造成的，糾正這個錯誤，正是要靠毛澤東思想，正是要把握這個契機更好地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第四，總結曆史，指出曆史上的錯誤，不應該著重個人的責任，而應該著重分析曆史的複雜背景，分析錯誤的內容和原因，吸取錯誤的教訓，明確糾正錯誤和避免重犯錯誤的方法。這也正是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為我們黨確立的研究曆史經驗應取的態度。
第五，總結曆史，主要不是為了評判個人功過，而是為了開辟未來。過去的成功是我們的財富，過去的錯誤也是我們的財富。
第六，至於錯誤的責任，鄧小平一直強調，不能歸之於毛澤東一個人。中央有責任，中央許多負責同誌也有錯誤。“毛澤東同誌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頁。這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實事求是精神和道德人格力量。
鄧小平說：
“毛澤東同誌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勳是永遠不可磨滅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頁。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5頁。
“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頁。“對毛澤東同誌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誌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曆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頁。
“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頁。
這樣一些指導方針和關鍵環節，都反映在《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和《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卷的其他許多文章中。
8、作出曆史決議，是一件大事；在以後的曆史進程中，在國內國外發生的風風雨雨中，堅持曆史決議的立場不動搖，繼續反對來自“左”右兩個方麵的錯誤思潮，仍然是一件大事。
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鄧小平經常講到我們黨的曆史，講到曆史決議和它所作出的曆史結論。他還用了許多簡潔的、鮮明的、一針見血因而給人以深刻印象的語言，對這些結論作了新的概括和表達。
“我為什麼講這個曆史？”他自己回答說：“因為我們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的經驗、失敗時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後製定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