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次是在前麵提到的同卡達爾的談話中。小平同誌說：“說到改革，其實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一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務工作。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複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幫’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人民懷念周總理，支持我的也不少。這證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願望。粉碎‘四人幫’以後，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確定了以發展生產力為全黨全國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發動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55頁。
曆史決議對小平同誌一九七五年主持的全麵整頓有極高的評價。決議在講到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時，是這樣說的：“這個運動實際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誌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
我想，這裏指的就是小平同誌一九七五年主持全麵整頓所體現的黨的正確領導。
《鄧選》第三卷中關於一九七五年的這兩段論述，有兩個方麵的重重內容：一個是整頓同“文化大革命”的關係，一個是整頓同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關係。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整頓當然不可能公開提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它是針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壞性後果來進行的，而且發展下去必然要導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小平同誌說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文化大革命”還是那時被確認的正調、主調，整頓是同它唱反調。毛澤東同誌不能容忍鄧小平同誌係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所以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整頓實際上是撥亂反正的開始，是改革的試驗，這是一個新概括。這個概括幫助我們更深地去理解一九七五年全麵整頓的意義，也幫助我們更深地去理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撥亂反正、全麵改革路線的曆史淵源。雖然後來的撥亂反正、全麵改革比起一九七五年的整頓來，要深刻得多了，廣泛得多了，完全不能等量齊觀，但是追溯它的曆史淵源，的確應該追溯到一九七五年。
八“兩年徘徊”和“三大轉變”
從一九七五年改革的試驗被打斷到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的重新發動，中間經曆了一個“批鄧反右”，一個“兩個凡是”。“兩個凡是”導致兩年徘徊。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當然是曆史的前進。順應曆史的前進，黨內外同誌越來越強烈地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這種要求卻受到“兩個凡是”的嚴重阻礙，曆史的前進出現徘徊。這種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麵，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告結束。
在《鄧選》第三卷中，小平同誌回顧這段曆史的時候，有扼要而透徹的敘說。我指的是十二大後不久小平同誌陪同金日成訪問四川時在火車上談話所作的敘說。
“粉碎‘四人幫’後，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同誌堅持‘左’的政治路線，又提出了錯誤的思想路線，叫做‘兩個凡是’。我說過，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會承認‘兩個凡是’，因為那不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按照‘兩個凡是’，我就不能出來工作，更不用談別的問題了。我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九個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來工作的，到那時我才能參加中央的會議。我出來以後，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從此開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當時有一些人抵製這個討論。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了一篇話。以後我從你們那裏訪問回來，在東北三省沿途又講這個思想路線問題。經過差不多一年的討論，到一九七八年底我們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批評了‘兩個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的口號，提倡理論聯係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隻有解決好思想路線問題，才能提出新的正確政策，首先是工作重點的轉移，還有農村政策、對外關係政策，以及相應的一整套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9~10頁。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的曆史經曆了偉大的轉變。對這一偉大的曆史轉變，曆史決議總結到一九八一年，十四大報告進一步總結到一九九二年。《鄧選》第三卷中的一些文獻在回顧和敘說這段曆史的時候，也有一些精辟概括。
比如，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曆史轉變內容的概括，即“三大轉變”：“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從封閉轉到開放，從固守成規轉到各方麵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69頁。有時也概括為“兩大轉變”：“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四化建設為中心，從停滯封閉轉到改革開放”《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83頁。這樣的概括，同對過去錯誤的“三句話”的概括，同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概括，是相互溝通的。
比如，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總的曆史進程的概括，即“兩件事”：“一是撥亂反正，二是全麵改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41頁。這兩件事，當然都是圍繞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比如，對撥亂反正進程的曆史和邏輯相統一的概括，即從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開始，這是前提，由此而發展到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再發展到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再發展到分清曆史是非的撥亂反正，至此基本完成撥亂反正的曆史任務。
比如，對改革進程的曆史和邏輯相統一的概括，即從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開始，這是啟動，由此而發展到以城市為中心的全麵經濟體製改革，再發展到科技體製和教育體製改革，再發展到政治體製改革，至此基本展開包括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全麵改革。
說曆史和邏輯相統一的概括，因為曆史的基本進程，是有它的根據的，是有它的邏輯的，是有它的規律的。通過曆史可以認識規律。小平同誌多次向外國同誌和友人介紹中國改革開放的思想是怎麼一步一步產生的，實踐是怎麼一步一步發展的，他把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同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邏輯統一起來敘說，用不多的語言就勾畫了這場新的革命的全貌。至於《鄧選》第三卷全書，更是從整體上充分反映了這個曆史和邏輯的統一，就不再也不必分別摘錄和引用了。
九中蘇論戰的曆史是非
前麵幾段介紹了《鄧選》第三卷中從整體上講我們黨建國以來曆史一些論述，這一段介紹《結束過去，開辟未來》這篇同當時蘇聯黨領導人的談話。“結束過去”，就要對中蘇關係（以至中俄關係）中的重大問題表明中國人、中國黨的看法，作一個交待。其中就涉及中蘇兩黨從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開始的那場激烈爭論，這是我們黨曆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
這篇談話中有這樣幾段話很引人注意，就是：“多年來，存在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91頁。
這些話是針對什麼情況說的，是從哪個話題引起的？從過去的簡要報道和摘錄中，這一點是看不出來的。讀《鄧選》中提供的文本，這一點就清楚了，是從中蘇論戰講起的。小平同誌說：“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91頁。
就我們黨這一方來說，當時是怎樣批評對方的呢？大家知道，我們編了幾套材料，一套是馬恩列怎麼說的，一套是老修正主義怎麼說的，一套是“現代修正主義”怎麼說的。當時我們許多同誌認為，隻要把這些材料拿來一對照，現代修正主義的麵貌就清楚了。現在回過頭來，這種對照，自然也是必要的，也是一種曆史的研究嘛，但是單靠過去書本的對照，能搞清楚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了的情況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嗎？當然不能。所以說了許多空話。
但是，理論論戰隻是中蘇爭論的一個方麵。中蘇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還不在這裏。小平同誌說：“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麵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94~295頁。當時的蘇聯搞“老子黨”，搞霸權主義，企圖對中國發號施令，而且對中國進行威脅。小平同誌在另一次同東歐黨領導人的談話中說：“我們反對‘老子黨’，這一點我們是反對得對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37頁。
這是對中蘇兩黨爭論曆史的重要分析。大家知道，曆史決議沒有正麵涉及中蘇兩黨那場爭論。但曆史決議對我們國內方針上“左”的錯誤所作的深入分析，已經為我們重新判斷那場爭論中我們自己的許多觀點的是非，做好了準備。從批判蘇聯赫魯曉夫到批判“中國的赫魯曉夫”，表明了那場爭論中我們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形成的若幹觀點同“文化大革命”之間的曆史聯係。《鄧選》第三卷中對那場爭論的兩個方麵及其基本是非所作的分析和判斷，是對曆史決議的一個補充和發展。《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胡繩主編）一書敘述這段曆史，就是以小平同誌這些論述為指導的。
十用曆史來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最後，說到《鄧選》第三卷對黨史研究的意義，我們不能隻限於去領會書中對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一些論述和概括，還應該著重去領會書中反複強調的要用曆史來教育青年、教育人民這個總的命題。
小平同誌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那篇重要講話中說：“我對外國人講，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裏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對於艱苦創業，對於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將要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種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06頁。
從曆史上說，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第一，中國是一個在近百年中受盡帝國主義侵略和欺淩的國家。中國是在八國聯軍占領中國首都北京的恥辱中迎來二十世紀的。中國人誰也不應該忘記這個恥辱。小平同誌在同一位華裔人士談話時說過：“我是一個中國人，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曆史。當我聽到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決定要製裁中國，馬上就聯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曆史。七國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國再加上沙俄和奧地利就是當年組織聯軍的八個國家。要懂得些中國曆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57~358頁。
把學習曆史的重要性提到中國發展的精神動力這樣的高度，這是我們應該認真領會的一個重要思想。
第二，中國是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長期鬥爭才取得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推翻反動階級統治的勝利的國家。小平同誌反複強調，資本主義不能救中國，隻有堅持走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人民才站起來了。他說：“讓我們看看曆史吧。國民黨搞了二十幾年，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的毛澤東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把中國革命搞成功了。如果我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自己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國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國現在還會是四分五裂，沒有獨立，也沒有統一。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一種精神動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2~63頁。
《鄧選》第三卷中兩次講到精神動力，都是同講曆史聯係在一起。
第三，中國是進行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取得了成就也經曆了曲折，在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找到了適合中國情況和時代要求的自己的道路，正在向本世紀末實現小康、下世紀中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勝利前進的國家。我們分析建國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曲折曆史，分析我們的失誤及其後果，絕不是要否定我們已經取得的社會主義成就，更不是要否定我們一直堅持的社會主義方向，而是要從研究曆史教訓中，更清醒地理解實現曆史轉折的必要，更深刻地認識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曆史由來，更自覺地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一百年不動搖。
中國將要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指引下，經過中國人民的長期奮鬥，中國將要變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