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胡繩主編）提出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間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有兩個發展趨向的論點，這個論點是根據曆史決議的分析而得出的。書中把一九五六年八大一次會議前後一年多的探索、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以前八九個月的探索和一九六〇年冬天以後五年調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積極成果，列入這十年中黨的指導思想發展的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趨向。不能忽視這個趨向。說這十年“成績是主要的”，根本上即是就這個發展趨向而言的。
除了上述這兩點，我體會還有另外兩點：一、“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些年的“左”的錯誤，雖然有幾段時間受到一定的糾正，卻一直沒有從根本上得到糾正；二、那些年的“左”雖然同“文化大革命”的極左，在程度和性質上有相當大的不同，但卻構成這個期間我們黨的指導思想上的另一個發展趨向，“左”的錯誤趨向，它的發展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這就是說，“文化大革命”同在它之前的“左”傾錯誤有聯係。不能忽視這種聯係。說“左”的錯誤“二十年”，根本上即是就這個曆史聯係而言的。
所以，在追溯“文化大革命”的由來的時候，在提起人們注意社會主義時期我們黨曆史上“左”的錯誤延續的時間很長、造成的危害很大、遺留的影響很深的時候，就作出了“‘左’的錯誤二十年”這個概括。
四對“左”傾錯誤內容和後果的新概括
怎樣來概括“左”的錯誤的主要內容？
曆史決議對此作了詳細的分析，也作了簡潔的歸結。小平同誌的概括則更加扼要而鮮明。他概括為三句話：“總的來說，就是對外封閉，對內以階級鬥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製定的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69頁。
我國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這個論斷是在曆史決議中提出來的，但是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和概括過去的錯誤，則是對曆史決議的發揮和發展。
怎樣來概括“左”的錯誤造成的後果？
小平同誌說：“在這二十年中我們並不是什麼好事都沒有做，我們做了許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彈、氫彈、導彈等。但就整個政治局麵來說，是一個混亂狀態；就整個經濟情況來說，實際上是處於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64頁。
這裏既肯定了二十年中的許多工作和成績，這是不能否認的曆史事實，又概括出了兩個“狀態”，這也是不能否認的曆史事實。
類似的意見，小平同誌在別的談話中多次講過。如說：“‘左’的結果是社會經濟發展很慢。”《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5頁。“從一九五七年起，我們生產力的發展非常緩慢。”《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7頁。“總的來說，很長時間處於緩慢發展和停滯的狀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3頁。這些也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鄧小平同誌重要談話》兩本小冊子中早已正式發表過的。
以上所列都是對“二十年”說的。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情況，小平同誌還說過：“‘四人幫’荒謬的理論導致中國處於貧困、停滯的狀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8頁。“人民心情沉悶，甚至可以說是在憂慮之中，整個社會處於停滯狀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32頁。
我在前一節和這一節裏不惜篇幅，引用這麼多處原話，是為了說明：這不是小平同誌偶爾一次的說法，而是他十分確定的看法。
這兩個“狀態”，反映到人民生活上，就是二十年間改善很少。這個意見，小平同誌也多次講過。如說：“我們幹革命幾十年，搞社會主義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資隻有四五十元，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仍處於貧困狀態。這叫什麼社會主義優越性？因此，我強調提出，要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0~11頁。
當然，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即頭八年，由於改革土地製度，恢複國民經濟，開展大規模建設，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明顯的。小平同誌強調的是“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裏，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5頁。，強調在這段時間裏“人民的生活還是貧困”《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3頁。強調“雖然有一些地區的農民生活比較寬裕，但是多數地區的農民還處在貧困狀態。當然，同舊中國相比，還是進步了。如果按照社會主義的標準來要求，這是很不夠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8頁。。一個政治局麵的混亂狀態，一個經濟發展的緩慢狀態，一個人民生活的貧困狀態，這幾個“狀態”的尖銳概括，是令人痛心的概括，也是發人深省的概括。
五用什麼做參照來衡量二十年的經濟發展
對政治局麵的混亂狀態這個概括，該怎麼看呢？
“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中政治局麵的混亂狀態達到極點，這想必是大家都同意的看法。“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況，該怎麼看？我看，拿“反右傾”運動來說，黨內從中央到基層，那麼多幹部受到錯誤的批判和處理，許多政治是非搞亂了，黨內政治生活搞亂了，不能不說是某種“混亂狀態”吧。再拿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來說，那麼多黨外黨內知識分子受到不公正的政治批判和處理，說是某種“混亂狀態”也不算過分吧。當然，這時的情況同“文化大革命”時政治局麵的混亂狀態，不可等量齊觀，但終歸是在政治生活中搞得相當混亂，而且正是這時的政治混亂，積累起來，發展下去，導致“文化大革命”中達到極端的政治局麵的混亂狀態，這是曆史的事實。
對經濟情況的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這個概括，該怎麼看呢？
我看，“大躍進”造成的經濟破壞，使我們經過好多年才在糧食和農業生產方麵恢複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鋼鐵生產的恢複也用了好多年，且不講這中間造成的巨大損失，單從經濟發展的統計數字說，多少年才恢複到原來已經達到的水平，這不是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嗎？“文化大革命”中，好幾個年份由於政治混亂而出現生產下降或者沒有增長，這不是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嗎？
至於其他年份，至於二十年總計，從經濟統計數字來說，當然還是有發展的。問題在於如何分析這些數字，如何考察經濟實績，如何看待慢與不慢。這就要有一個比較快慢的參照。拿什麼做參照來衡量呢？
一個是以“頭八年”發展得很好的時期做參照。用這個參照一量，就不能不承認，這二十年經濟發展是緩慢的。
一個是以世界新科學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做參照，以我國周邊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做參照。用這個參照一量，就不能不承認，問題是很尖銳的了。
小平同誌在同“九十年代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與會者談話的時候說：“我們從一九五七年以後，耽誤了二十年，而這二十年又是世界蓬勃發展的時期，這是非常可惜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66頁。
在同捷克斯洛伐克胡薩克談話的時候說：“拿中國來說，五十年代在技術方麵與日本差距也不是那麼大。但是我們封閉了二十年，沒有把國際市場競爭擺在議事日程上，而日本卻在這個期間變成了經濟大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74頁。
在一九九一年八月同中央幾位負責同誌談話的時候，說：“人們都在說‘亞洲太平洋世紀’，我們站的是什麼位置？過去我們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現在比下也有問題了。東南亞一些國家興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們前麵。”《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9頁。
這次談話是麵對當前現實談問題，不是講曆史，但是包含有曆史。從比下有餘變為比下也有問題，這中間就不能不記住二十年耽誤的曆史。
在學習《鄧選》第三卷的一個研討班上，我聽到山東的同誌介紹，拿山東同韓國比，五十年代中期山東的國內生產總值比韓國高，幾十年下來，韓國超過了山東好幾倍。
可見在當今開放的世界上，在國際經濟的激烈競爭中，看經濟發展的快慢，不能隻是關起門來看自己，還必須同國際作比較。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清醒地看清形勢，認真地警醒起來，發憤圖強。
六“文化大革命”的“功勞”
“左”的錯誤，以“文化大革命”十年為最。對“文化大革命”怎麼評價？曆史決議已經作出了明確的結論。這是曆史決議對建國以來最重大曆史事件的最重要曆史結論。對曆史決議的結論不動搖、不淡漠，一個重要的內涵就在對“文化大革命”的結論不動搖、不淡漠。
小平同誌說：曆史決議最核心的一條是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曆史決議要解決的中心問題之一是毛澤東同誌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還是錯誤是第一位的。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呢？就是因為對“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結論，從根本上否定了毛澤東一生中做的這一件大事。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意味著要否定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對此，小平同誌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他毫不含糊地從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又堅定不移地維護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肯定毛澤東同誌一生功績是第一位的，在指出和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的同時，堅持和發展作為科學原理的毛澤東思想。
小平同誌在《鄧選》第三卷中，則從反麵的意義上，從物極必反、教訓變財富、壞事變好事的意義上，講“文化大革命”的“功勞”。他說：
“那件事，看起來是壞事，但歸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裏。毛主席經常講壞事轉化為好事。善於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提出一些改革措施，從政治上、經濟上改變我們的麵貌，這樣壞事就變成了好事。為什麼我們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現行的一係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2頁。
“過去耽誤太多，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己找麻煩，自己遭災，不過教訓總結起來很有益處。現在的方針政策，就是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總結的結果。”《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3頁。
“我們改革的內容為什麼那麼廣泛深刻呢？因為我們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為什麼大家意見比較一致呢？“這一點要歸‘功’於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個災難的教訓太深刻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64、265頁。
“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不改革不行，不製定新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政策不行。十一屆三中全會製定了這樣的一係列方針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66頁。
“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麵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製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係列政策。三中全會確定將工作重點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建設四個現代化為中心，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較，‘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我們的財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72頁。
這些論述，歸結為一句話：沒有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錯誤和實際災難引起的全黨反思和覺醒，就沒有改革開放和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曆史新時期。在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為什麼會出現改革這樣一場新的革命？不是哪一個人或哪一些人聰明、高明，提出要改革，而是曆史的發展，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災難，迫使我們重新思考，重新探索，迫使我們走上改革的新路。
這些論述在《鄧選》第三卷中反複出現，正好說明了它的極端重要性。它是對曆史決議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結論的重申，又把曆史決議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結論進一步深化、強烈化了。
七全麵整頓是撥亂反正和改革的預演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特別值得研究的曆史，就是一九七五年的全麵整頓。
《鄧選》第三卷兩次比較展開地說到一九七五年的全麵整頓。
一次是在《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這篇談話中。小平同誌說：“其實。撥亂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開始了。那時我主持中央黨政工作，提出了一係列整頓措施，每整頓一項就立即見效，非常見效。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化革命’唱反調……”《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