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曆史經驗看當前路線學習《鄧小平文選》（以下簡稱《鄧選》）第三卷，對於我們學習和研究黨史，學習和研究我國的近代史、現代史、當代史，有極其密切的關係。為什麼這樣說呢？
第一是因為這卷書彙集了小平同誌這十年的著作，本身就反映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這十年的曆史。
我們大家過去不是都有一條經驗嗎？學習和研究中國革命史，讀了《毛澤東選集》（以下簡稱《毛選》）四卷，總的輪廓，總的思路，總的過程，都有了。當然，研究中國革命的曆史，要從廣闊的曆史背景，從眾多的曆史事實，從各方麵的曆史活動，去進行研究，不能僅限於讀《毛選》，否則，就會把曆史搞得太狹窄、太單調了。但是，無論如何，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曆史，它的靈魂，它的基本線索，恐怕隻有讀《毛選》四卷才能掌握。同樣，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曆史，它的靈魂，它的基本線索，也隻有讀《鄧小平文選》二、三兩卷才能掌握。
第二是因為這卷書不單反映了這十年的曆史，而且書中還有不少地方講到這十年之前的曆史。
小平同誌的講話，很多內容是回溯過去的曆史。讀《鄧選》第三卷，我有一個強烈的印象，就是小平同誌講問題，經常從曆史經驗講起。我看這是他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方法和論述方法，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的方法。用這樣的方法講問題，講清楚曆史的由來，凝結著曆史的經驗。對此，他自己作過說明：“我為什麼講這個曆史？因為我們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的經驗、失敗時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後製定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頁。
比如，他講我們為什麼要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轉變，為什麼要集中力量搞建設，為什麼要下決心改革開放，為什麼要打開一條新路，都是從曆史的經驗教訓講起。這樣講，就講出了轉變、改革的曆史必要性和必然性，使大家明白，我們的確非轉變不可，非改革不可，不轉變、不改革就沒有出路。
又比如，他講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為什麼？他也是從曆史的經驗教訓講起。講“從曆史上看，我們的民主主義革命也是在糾正‘左’的錯誤之後才走上勝利的道路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53頁。講“說深一點，社會主義時期我們的失誤主要來自‘左’的方麵，而‘左’的事情從一九五七年就開始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53頁。講“‘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可怕呀”《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5頁。從而使人們懂得，他作出這樣一個政治判斷，提出這樣一個兩條戰線鬥爭的指導方針，不是對一時一事而發的，他的判斷是有很厚很重的曆史分量的。
小平同誌從曆史經驗中來闡述我們黨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思路和方法，我認為是我們學習《鄧選》第三卷的時候應該注意把握的一個重要的思路和方法。同時，從這裏也可以領會到學習和研究黨史對於全黨的重要意義。
二遵守曆史決議，深化曆史決議
《鄧選》第三卷中，有十來篇文章主題可以說都是講黨的曆史，或者從整體上講黨的曆史，或者講某一個重大黨史問題。至於講別的主題涉及黨的曆史的，那就更多了。
這十來篇中，有這一次新發表的，也有在過去出版的小冊子中發表過的。過去發表過的，例如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同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格拉的談話，題目就叫：《吸取曆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這次整理發表的，有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同荷蘭首相呂貝爾斯的談話：《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同匈牙利卡達爾的談話：《我們幹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等等。
特別是同卡達爾的這篇談話，對我們黨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時期的整個曆史，作了言簡意賅的、深刻新穎的概述。
不是說要向前看嗎？為什麼總要回顧曆史呢？
的確，小平同誌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一直強調團結一致向前看。正是為了團結一致向前看，小平同誌主持總結曆史經驗，分清曆史是非，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黨的重大曆史問題的根本是非取得基本一致的認識，是團結起來向前看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基礎。
作出了曆史決議，為什麼還要常常回顧曆史呢？因為曆史經驗需要反複領會，反複溫習。曆史決議的結論，我們應該牢記不忘，不要因為有一些風風雨雨，有一些顛顛簸簸，就對它動搖了，或把它淡漠了。對曆史決議已經作出的科學的曆史結論不動搖，是對從總結曆史中形成的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基礎。
小平同誌講黨的曆史，是遵守黨的曆史決議的結論的。這個曆史決議是在他的主持下製定的，這些曆史結論是在他的指導下，經全黨討論，根據實踐的檢驗作出來的。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正如小平同誌自己說過的，他熟悉我們黨從開頭到現在的曆史，對許多重大事件的曆史過程都比較了解《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72頁。以他這樣的經曆，以他長期處在黨的最高領導層所積累的成熟的政治經驗，以他敏銳的思想和善於揭示事物本質的理論力量，他來回顧黨的曆史，敘說黨的曆史，的確說出了許多深刻的意見，說出了許多精辟的概括。
這些概括，既同曆史決議的結論一致，又在語言的凝練程度上，在表達的鮮明程度上，在邏輯的明快程度上，在給人印象的深刻程度上，把曆史決議進一步深化了。從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也可以說，這些概括發揮了、發展了曆史決議的結論，很值得我們研究黨史的同誌們提起注意，細心體會。
三頭八年和中間二十年
小平同誌講建國以來黨的曆史，總是把它分作三段：頭八年發展得很好；中間二十年發生“左”的錯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糾正“左”的錯誤，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曆史新時期。比如，一九八八年他同莫桑比克的希薩諾談話，說：“我們建國三十九年，頭八年好，後十年也好，當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幹擾，情況不大好。”《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60頁。
研究當代中國的國情，我認為應該把這個大“之”字形的基本曆史發展，看作當代中國國情的重要一條。
為什麼說頭八年？曆史決議不是講頭七年嗎？
曆史決議講頭七年，是講建國後的第一個曆史階段：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小平同誌講頭八年，是講順利發展的頭八年，這八年包括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那個頭七年，還要加上八大以後的一年多一點。這一年多一點，發展還是比較順利的。曆史決議上也是這樣說的。
說頭八年好，頭八年順利發展，當然是從總的情況說的，並不是說這八年什麼缺點錯誤都沒有。
中間二十年發生“左”的錯誤，“左”的錯誤從什麼時候算起？
小平同誌通常是講“從一九五七年就開始了”。更具體一些說，可以有兩種算法。一種是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算起，即從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算起，這是政治上的“左”。如果從經濟建設上來說，那就要從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算起，一九五七年這一年，經濟建設還是發展得比較好的，政治上“左”的錯誤影響到經濟建設，有一個時間上的滯後。
“左”的錯誤算到什麼時候為止？
如同從什麼時候算起有兩種算法一樣，算到什麼時候為止，也有兩種算法，要看考慮問題的角度和重點。有的時候，算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為止，這樣算，二十年不到一點；有的時候，強調“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左”的錯誤還沒有都結束，還經曆了“兩個凡是”、“兩年徘徊”，這樣來算，又比二十年還要長一點。二十年是取其整數，是個大約的數字。
小平同誌在同坦桑尼亞的姆維尼談話時是這樣說的：“一九五七年後，‘左’的思想開始抬頭，逐漸占了上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麵強調‘一大二公’，吃大鍋飯，帶來大災難。‘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說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後，還徘徊了兩年，基本上還是因循‘左’的錯誤，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八年。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裏，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產力沒有多大發展。”《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5頁。
在同西班牙的格拉談話時是這樣說的：“一九五七年開始，我們犯了‘左’的錯誤，政治上的‘左’導致一九五八年經濟上搞‘大躍進’，使生產遭到很大破壞，人民生活很困難。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三年非常困難，人民飯都吃不飽，更不要說別的了。一九六二年開始好起來，逐步恢複到原來的水平。但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結果一九六六年開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這是一場大災難。”“粉碎‘四人幫’之初，‘左’的錯誤沒有完全糾正。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中國還處於徘徊狀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7~228頁。
在同南斯拉夫的科羅舍茨談話時是這樣說的：“可以說，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中國社會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時間，實際上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37頁。喬木同誌寫過一篇《中國為什麼犯二十年的“左”傾錯誤》，其中說：“一九五八—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間，總起來說是中國經濟的動蕩和停滯時期，也就是像中國領導人所說，犯了二十年的‘左’，傾錯誤”。這裏的“中國領導人”，顯然是指小平同誌。喬木同誌用了“動蕩和停滯”的說法，加上“動蕩”兩字，描述得更確切了。此文載於《胡喬木文集》第二卷。
在同孟加拉的艾爾沙德談話中是這樣說的：“‘左’的和右的幹擾，最主要的是‘左’的幹擾。建國後，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們吃虧都在‘左’。”《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49頁。
這些談話，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同誌重要談話（一九八七年二月一七月）》這兩本小冊子中早已正式發表了的，是理論界、黨史界認真研究鄧小平著作的同誌早已知曉了的。
這次新收入《鄧選》第三卷中的有關論述則有：
同匈牙利的卡達爾談話中這樣說：“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實際上違背了八大的路線，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時間之長，差不多整整二十年。”《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53~254頁。
同捷克斯洛伐克的雅克什談話中這樣說：“‘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十年。如果加上從一九五七年開始的‘左’的錯誤所耽誤的時間，總的算起來應該是二十年。”《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64頁。
請注意，“實際上違背了八大的路線”，這個意思曆史決議上已經有了。決議肯定一九五七年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造成生動活潑政治局麵，一九五八年提出工作重點轉移，是“八大路線的繼續發展”，同時指出“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失誤”，並且列舉了這些失誤，包括八屆十中全會上“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這樣的失誤。這一係列失誤，當然不是“八大路線的繼續發展”而隻能是“實際上違背了八大路線”。但是用這樣直截了當的語言說出來，則是在小平同誌同卡達爾的談話中。
說“‘左’的錯誤二十年”，是不是意味著認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錯誤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是一樣的“左”？
當然不是。小平同誌明確地說過，從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這十年，“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成績是主要的”《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頁。從建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成績更是主要的，這是一個總的估計，盡管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以後發生“左”的幹擾，總的還是應該這樣估計。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總的估計，則不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小平同誌要求，在寫“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曆史時要“充分肯定成績，同時也要講到反右派鬥爭、‘大躍進’、廬山會議的錯誤”，“這些事情寫清楚了，再寫‘左’的思想的發展，以至於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頁。
這就是說，要追溯“文化大革命”錯誤的由來，就不能不講到“左”的錯誤從一九五七年開始，當然作這種追溯，要注意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錯誤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等量齊觀。從一九五七年開始的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左”和極左有區別，這是一。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前，這些年中“左”的錯誤有過比較顯著的起伏，有過“左”的錯誤受到一定程度的糾正和抑製的幾段時間，如鄭州會議以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糾“左”，八字調整方針提出後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的糾“左”和這之後三年的經濟繼續調整，這是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