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農村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之後，又將目光瞄準了城市：“改革要從農村轉到城市！”
由此，中國經濟體製改革走上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勝利之路。
第一節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1979年初春，冬去未遠，寒意還不時地侵襲著中國的大地。
這一天是農曆大年初一，忙忙碌碌的人們也許沒有發現，這天下午3點5分，上海電視台播放了一條廣告——“參桂補酒”。事實上，這是中國電視史上的第一條商業廣告。但由於當時電視機尚未普及，這條用16毫米彩色膠片攝製、長度為1分30秒的廣告，並沒有給人們留下太多的印象。但是，一些敏感的人已經意識到了中國正在進行的變化。這一年，北京和平門的烤鴨店及前門、王府井分店，又重新掛上了“全聚德”烤鴨店的老字號招牌。這一年，可口可樂悄然回到了中國，已經有外國商人試著進入了這個東方最龐大的市場。這一年，“允許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口號點燃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強烈渴望。
事實上這種變化早已在農村生根發芽。在江蘇省江陰的華西村，不時傳來陣陣“叮叮當當”的敲擊聲。一位名叫吳仁寶的“農民政治家”以其特有的精明和務實，早在高調學大寨的同時，悄悄帶領社員辦起了小五金廠。
在浙江蕭山，一個名叫魯冠球的人依靠向農民提供一些小農具、小配件，經營起了一家小小的農機廠。1971年，他率先根據勞動量發放工資，實行計件工資製。而直到1978年，才有少數國營工廠小心翼翼地試驗這種分配製度。農村的經濟體製變化漸漸隨著知青的大量返城被帶到了城市。1979年春，下鄉知青大量湧向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各大城市亟待安排就業的人員達到了800萬，吃飯、住房等紛紛告急。在這種形勢下，終於有人“鋌而走險”，幹起了在當時地位頗為低下的個體戶。
1979年，知青容誌仁回到廣州，成為當時成千上萬回城待業知青中的一員。為了生計，他下定決心幹個體戶。原本學美術的他想開家工藝美術店，但遭到眾多朋友的反對——這兒普通老百姓住的多，工藝品能有什麼消費？倒是這一帶有六七個中小學校，而當時國營飲食店網點很少，服務也不好，大批中小學生每天上學沒有吃早餐的地方。在街坊的勸說下，容誌仁便做起了經營早點的小吃店生意。
100元是他創業的全部基金，文化站借桌子，街坊師傅教做腸粉，隻有幾平方米的“容光小吃店”在左鄰右舍的幫助下在西華路上開張了。容誌仁回憶說，當時大家都不願意幹個體戶，整條街擺攤的都很少。當時的腸粉和粥都是一角一碗，但很多學生卻想兩樣都吃，但這樣一來又太貴了，而且也吃不完。於是，有個小女孩要求容誌仁把粥和粉份量減半，搭配成為一份，這使容誌仁靈機一動，推出了後來響徹羊城的學生餐。“每位一角，有粥有粉”，這是當時全城最便宜的早餐，恐怕也是後來“搭配式”快餐盒飯的萌芽。容光小吃店由此一炮打響，生意紅透西關幾條街。
在北京前門，一名叫尹勝喜的年輕人主動放棄了大柵欄街道辦事處的“鐵飯碗”，靠著幾千元的貸款，領著幾名待業青年辦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當時，北京連一家茶館都沒有。尹勝喜就這樣從兩分錢的大碗茶開始了創業路。在溫州，19歲的章華妹在父親的幫助下做起了小生意。一張小桌子放在自家門口，幾毛錢的日用品，擺點紐扣、紀念章、手表表帶等，就是如此簡單。1979年11月，章華妹的店鋪“開張”了。後來，他們開始自己加工，然後拿出來賣，以致周圍的一些人也學起了章家。
“即使在溫州，當時人們也是都看不起做小買賣的，羨慕集體企業、國企，我的一些同學看到我做買賣都覺得自己害臊，他們把臉都轉過去了！”章華妹回憶說，當時自己也總感覺頭都抬不起來，但是做了一段時間，發覺每天還有幾塊錢進賬，感覺特別高興：“人家上班賺錢，我也是賺錢啊！想開就好了！”當時，溫州的鼓樓工商所剛剛成立。一天，工商部門的人找到章華妹，說現在對做生意放開了，可以去領一個營業執照過來。“自己門口賣東西還要什麼執照？”章華妹回家跟父親商量，父親經驗比較豐富，馬上就讓她去申請領一個，並告訴她：這個執照對我們以後的生意會很有用。
1980年12月11日，章華妹從溫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領到了營業執照——工商證字第10101號。讓她想不到的是：這張用毛筆填寫並附有照片的營業執照，竟然成為中國第一份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她本人則成為中國第一個工商個體戶。拿到了執照，章華妹覺得自己有國家政策依靠，以後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做生意了。從此，她的生意開始越做越好。章華妹回憶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的‘中國第一個工商個體戶’身份是一種象征，是敢為天下先的溫州人率先發展個體經濟、民營經濟的象征。”
在遼寧，青年薑維從戰鬥了11年的部隊回到大連市，那會兒中國正在撥亂反正。等待了漫長的8個月，大連複轉軍人安置辦公室遲遲沒有給他安排工作，薑維萌生了幹個體的想法。賣點什麼呢？賣羊肉湯試試？當時買一隻羊是14元錢，用大桶煮好後，一碗賣2元錢，興許也能賺點錢。要不給遊人照相看看？薑維在八一電影製片廠學習過一段時間，攝影技術應該說沒有問題。“留城當個小青工，一遝鈔票捏手中，早早找個好對象，甜甜做個安樂夢。”當時，城裏年輕人的理想十分現實：能在國營單位找個飯碗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所以當薑維要幹個體時，父母極力反對，認為幹個體就跟沒職業一樣，再等等或許會等來工作。但薑維的妹妹支持他，悄悄把做臨時工掙的400元錢給了他。多年後，薑維還記得這400元錢是妹妹用一條花手絹包著送到他手裏的。
薑維用這400元錢買了一台120“海鷗”相機、一台洗印機、一台放大機。選擇大連動物園門口作為攤亭位置，他讓當時譽為大連的十大書法家之一的沈延毅先生為攝影攤亭題了一個匾——“照照看”。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薑維起這樣的名字是別有用意的，因為沒有人認為幹個體是光彩的職業，他們是以疑惑的眼光看待個體戶的，起名“照照看”，就是讓人們試探性地到這裏來消費，照相不滿意沒關係，可以重新照。
1980年底，“照照看”攝影攤亭在最寒冷的一天開業了。一個熟人路過，薑維害怕地躲在樹後，這位朋友還是發現了他，說：“你躲什麼？這沒有什麼丟人的。你比我強，你看我，在單位呆著並不舒服，人際關係不好處；在家裏吧，每天隻能喝二兩酒，多一兩也不行，為什麼？沒錢！多一兩就透支了。你多好，自在靈活。”薑維聽了，心裏感到透亮了許多。後來，膽大心細的薑維用心經營，照相攤的生意也越來越好。1984年4月13日，薑維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私營企業，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薑維頒發了中國第一家私營企業的營業執照。1984年8月10日，薑維作為中國第一家私營企業與外商合資創辦了光彩實業股份公司。
198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廣開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幹決定》發布。決定中明確指出“城鎮青年就業是國民經濟中的一個重大問題……今後在調整產業結構的同時，必須著重開辟在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中的就業渠道”，並提出“引導、鼓勵、促進、扶持”的八字方針。同年，全國個體戶達到261萬戶，從業人員320萬，極大地解決了城鎮就業問題。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個體經濟春天的完全到來，中國依然未能完全擺脫意識形態的陰影。
1981年之前，國家的政策一直是鼓勵個體經濟向前發展。例如在1980年10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定》，提出“允許和提倡各種經濟形勢之間、各個企業之間發揮所長，開展競爭”。但是，從1981年開始，由於中央財政出現困難，國營企業改革推進乏力，而剛剛萌芽的民營力量開始形成了一種新的經濟力量。此時，國家對國營企業的保護和對民營企業的遏製，成為了一種本能性的政策反應。個體經濟開始遭到嚴厲整頓，個體戶、鄉鎮企業與大中型國有企業爭奪原料的行為、販賣工業品等行為被嚴格禁止。甚至於在1981年初，國務院兩次發出緊急文件指示“打擊投機倒把”。
對於這股寒流，擺照相攤的薑維至今印象深刻。他回憶說那時國營照相館照壞了沒人管，個體戶照壞了就要查辦。執法部門對個體戶的營業執照說沒收就沒收。這一番舉動讓剛剛活躍起來的個體經濟“經了霜”。在溫州，原本紅火的工廠關門了，商店收攤了，初嚐經商甜頭的人們自危起來。市場的負麵效應使民營經濟的成長勢頭大為延緩，特別是先行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1980年溫州市工業的增速是31.5%，到了1982年不僅沒增長，反而下降了1.17%。
麵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心急如焚。1983年1月12日，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說：“現在放得還不夠，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新辦法比老辦法好。總之，各項工作都要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要以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作為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
繼鄧小平講話之後，1983年8月30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和300多名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的代表座談，主題則是《怎樣區分光彩和不光彩》。“究竟誰光彩呢？必須有個明確的標準。凡是辛勤勞動，為國家為人民做了貢獻的勞動者，都是光彩的……請同誌們回去傳個話，說中央的同誌講了，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廣大勞動者不向國家伸手，為國家的富強，為人民生活方便，做出了貢獻。黨中央對他們表示敬意，表示慰問。”胡耀邦總書記的話可謂是一錘定音：從事個體勞動是光彩的。
這一天無數人守在收音機前聽到了總書記的講話，而這一天也成為了許多個體戶終生難忘的日子。薑維回憶說：“那個感覺我一輩子都忘不了，昨天還說我們擾亂市容，今天總書記就說我們是光彩的，一下子有了做人的尊嚴。總書記的講話給了我一種力量，讓我有了新的生命和新的感覺。我們一幫從事個體經營的哥們買賣也不做了，拿著報紙整整一個早上一邊念一邊哭。”
民營經濟再次迎來了春天。1984年，容誌仁出席了廣州市個體戶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會議通過了廣州市《個體勞動協會章程》，容誌仁在會上被選舉為廣州市個體勞動者協會會長。同樣是在1984年，薑維的“照照看”攝影攤擴大成了“薑維影書社”，並且經國務院特批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私營企業——中國光彩實業有限公司。1988年，尹盛喜的大碗茶漸漸有了名氣。他創辦了改革開放之後北京第一家京味茶館——老舍茶館。此後，一曲《前門情思大碗茶》更將大碗茶的傳奇傳到了五湖四海。
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在國家的扶持下，個體經濟發展速度不斷加快。至2011年，全國注冊的工商個體戶已達3756.47萬戶、注冊資金1.62萬億元、從業人員7945.28萬人。
目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企業已占中國企業總數的70%以上，產值占GDP的60%以上，從業人員和提供新增就業崗位分別占全國總量的80%和90%以上，流動人口大多數在非公企業就業。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已經成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力量，成為推動地方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第二節 國企改革
當農村改革起步之時，在城市同步進行的是經濟改革的試點工作，國營企業是城市改革的重點。
在計劃經濟的體製下，國營企業被認為是獨立的利益主體。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用什麼方式生產，都要由計劃部門決定。原料由國家供應，產品由國家包銷，利潤全部上繳國家，用錢必須再向國家申請。企業沒有自主權，生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全靠自覺。
在當時有這樣一個例子。1956年夏天，上海的天氣十分炎熱。某企業為了不影響生產，決定采取一些降溫的措施。那時的降溫措施比較簡單，主要是風扇、鼓風機之類的。但是，即使是這樣的措施，企業也沒有自主權，要經過層層報批。這個企業經過了11個部門的審批，蓋了11個章。等到最後的手續辦完，夏天已經過去了。這看起來好像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卻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對企業管得過多過死、企業沒有自主權的典型例子。
擴大企業的自主權是增強企業活力的關鍵。城市經濟體製改革主要圍繞著如何增強企業活力展開。為此，全國各地進行了許多有效的探索。
1978年10月，經國務院批準，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選擇了不同行業具有代表性的重慶鋼鐵公司、成都無縫鋼管廠、寧江機床廠、四川化工廠、新都縣氮肥廠和南充絲綢廠6家地方國營工業企業，率先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
雖然當時對企業如何改革尚無係統的做法，但四川省委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進一步解放生產力。
四川省國企改革的主要內容是逐戶核定企業的利潤指標，規定當年的增產增收目標，允許在年終完成計劃以後提留少量利潤，作為企業的基金，並允許給職工發放少量獎金。雖然隻是微不足道的小小權利，卻在當年第四季度計劃的超額完成中收到了預想不到的效果，並顯示出了巨大的潛力。四川省的“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成為國有企業改革乃至城市經濟體製改革起步的標誌。
有鑒於在前期試點改革中取得的成績，1979年1月31日，中共四川省委發出《關於地方工業擴大企業權力，加快生產建設步伐的試點意見》，把試點的工業企業由6戶擴大到100戶，同時在40戶國營商業企業中也進行了擴大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試點。
四川省擴權試點這一階段的主要做法是：在計劃管理上，允許企業在國家計劃之外，可以根據市場需要自行製定補充計劃，對於國家計劃中不適合市場需要的品種規格也可以修改。在物資管理上，除少數關係國計民生的產品、短線產品和炸藥等危險產品仍由國家統購統配外，大部分生產資料可以進入市場，企業與企業之間可以不經過物資部門直接訂立供貨合同，也可以在市場上采購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企業也可以自銷一部分產品。在國家與企業的利潤分配上，在保證國家利益的前提下，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經營的好壞分享一定的利潤，並可用於企業的挖潛、革新改造、集體福利和職工的獎金。在勞動人事管理上，企業有權選擇中層幹部，招工擇優錄取和辭退職工。
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措施，給企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到1979年底，四川省84戶試點工業企業比1978年工業總產值增長14.7%，利潤增長33%，上繳利潤增長24.2%。四川的經驗，對全國工業企業產生了極大的震動。繼四川之後，雲南、北京等地也相繼對所屬的地方國營工業企業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