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為了規範迅速推開的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國務院頒發了有名的第一個“擴權十條”，即《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幹規定》。同時頒發的，還有《關於國營企業利潤留成的規定》、《關於開征國營企業固定資產稅的暫行規定》、《關於提高國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的暫行規定》、《關於國營工業企業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的暫行規定》等5個文件。這5個文件是改革開放以來關於企業改革的第一批文件，對各地的企業改革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在企業改革大潮的推動下，一些相對靈活的中小企業，特別是國有地方企業悄悄地試驗了起來，並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刊登了新華社播發的一則1700字的消息，這篇題為《一個有獨創精神的廠長——步鑫生》的專題報道這樣寫道：浙江省海鹽縣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膽改革，努力創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其主要經驗是：甩掉產品包銷的拐棍兒，自己到市場上創牌子，闖路子，以三新（款式新、衣型新、裝潢新）一快（轉得快）取勝，大膽改變現行製度。
報紙宣傳成功的企業家，當時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這篇普通的報道也會很容易淹沒在企業報道的汪洋大海中。但是，無論是采訪報道的新華社記者童寶根還是步鑫生本人，都不會想到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的一個風雲人物已然登場，這一切都源於報道之上那一段引人注目的“編者按”：對於那些工作鬆鬆垮垮、長期安於當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的企業領導幹部來說，步鑫生的經驗當是一劑良藥，使他們從中受益。
熟悉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人民日報》頭版的“編者按”，幾乎就是黨中央的政策精神，很多文字甚至就是出自於最高領導人之手。事實上，上述的這段“編者按”就來自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
步鑫生一夜成名，這個隻有小學文化的裁縫後裔與他執掌的中國浙江海鹽襯衣廠開始廣為人知。後來有人形容說，“這是一個裁縫的神話”。
步鑫生，解放初在上海做裁縫，後來回到家鄉浙江省海鹽縣武原鎮開了一家裁縫鋪，經營日漸擴大，後來擔任了海鹽縣襯衫總廠的廠長。在步鑫生接手之前，海鹽襯衣廠是一個隻有300多名職工的小廠，當時全場的固定資產淨值2.2萬元，自有資金不足5萬元，年利潤5000元。步鑫生到任後，發現慘淡經營的廠子已經瀕臨破產，倉庫裏堆滿了賣不出去的襯衫，工資發不出來，老工人的退休金沒有著落，整個工廠人心渙散，可以說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
當上廠長的步鑫生堅信“不改革就沒有出路”，連續“燒了幾把火”，終於將職工的心重新凝聚起來了。刊發報道的新華社記者童寶根後來回憶道：“他對於過去那種‘大鍋飯’、‘鐵飯碗’的舊體製深感不滿，利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機會，作了一些大膽的改革嚐試，使企業得到迅速發展。他對外努力搞活經營，到市場上去競爭，以品種多、花色新的優勢在大上海取得了一席之地。在企業內部，他改革了分配製度，按職工勞動實績進行分配，並從生產實際出發製定了一整套嚴格的管理製度，生產現場管理也頗具特色。”
1978年，海鹽襯衣廠總值比1977年增長74萬多元，稅利增加了11萬多元。1981年過後，海鹽襯衣廠新建了4個車間，新招收工人100多人，訂貨量達到100萬件。這一年，全場工業產值達1028萬元，一躍成為浙江省襯衣業的領頭羊。顯眼的成績，中央高層的肯定，以及隨之鋪天蓋地的媒體報道，使步鑫生的名字迅速傳遍大江南北，成為當時“全國最為知名的廠長”。
參觀工廠的人員絡繹不絕，步鑫生一時成為了各地爭相學習的楷模。一些企業家參觀歸來，總結經驗，認為步鑫生之所以能成功，最重要的一條是他敢於打破現行體製的束縛，企業有決策權，敢幹。後來與步鑫生並稱為“南步北馬”的馬勝利就宣稱：我是學了步鑫生的事跡才搞起改革來的。
1984年，上級給石家莊造紙廠下達了一個17萬元利潤的指標，要求企業扭虧為盈。雖然石家莊造紙廠是一個擁有800多人的大廠，但是當時的廠領導卻不敢接下來，討價還價說還得虧損10萬元。這年3月28日，石家莊造紙廠門前突然出現一份《向領導班子表決心》的“決心書”：我請求承包造紙廠！承包後，實現利潤翻番！工人工資翻番，達不到目標，甘願受法律製裁。我的辦法是：“三十六計”和“七十二變”，對外搞活經濟，對內從嚴治廠，關心群眾生活……
這張“決心書”的作者正是該廠46歲的業務科長馬勝利。這份《決心書》意味著國有企業經營第一次進入了自主的初級市場選擇。上級主管部門支持了馬勝利的想法，決定開一次答辯會，要求馬勝利“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
答辯會上，馬勝利把承保措施和生產計劃擺了出來：他要改變產品結構、原料結構。《人民日報》報道棉花大豐收了，馬勝利認為，新棉花豐收，老百姓就會換舊被套，工廠就可以回收舊被套做紙。棉短絨2000多元一噸，舊棉被套也就200多元一噸，一下子就可以將成本降低十倍。在場的領導對馬勝利的計劃又驚又喜，王葆華等市領導拍板鼓勵馬勝利承包。合同規定：如果完成了承包任務，超額部由分馬勝利提取10%，出現虧損就地免職。
業務科長出身的馬勝利主要在產品結構和銷售激勵上下了工夫。造紙廠生產的是家庭用的衛生紙，馬勝利根據市場需求，把原來的一種“大卷子”規格變成了六種不同的規格，顏色也由一種變成三種，還研製出“帶香味兒的香水紙巾”。一係列的措施讓廠子頓時有了活力。結果，承包第一年就為廠裏盈利140萬元，承包4年，利潤增長21.94倍。“馬承包”一下子紅遍了全國。1985年7月26日，中國的各大報紙都刊登了新華社的長篇通訊，題目是《時刻想著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廠長馬勝利》。
有著“南步北馬”之稱的改革急先鋒步鑫生和馬勝利，他們的事跡雖然隻是閃耀一時，可是回想起來，依然令人心存敬佩，正是當年他們“摸著石頭過河”的勇氣，才開創了國營企業一個嶄新的改革年代。
第三節 “基礎路線動搖不得”
1987年10月25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參加這次大會的正式代表有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著當時全國的4600多萬名黨員。
鄧小平主持了大會開幕式。大會的政治報告題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可以說，這次具有曆史意義的會議的突出貢獻之一，就是係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並確立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黨的基本路線，也稱“中國共產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黨的“十三大”將基本路線表述為：“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這條路線的簡明概括。“一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由於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決定的。
“兩個基本點”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的立國之本。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中，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堅持改革開放，是中國的強國之路。要從根本上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製，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與此相適應，要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和其他領域的改革。要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改革開放應當大膽探索，勇於開拓，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在實踐中開創新路。
黨的基本路線就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路線。中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集中到一點，就是毫不動搖地堅持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1989年國內政治風波發生以後，黨內外一些人乘機興風作浪，攻擊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基本路線、方針和政策，妄圖重新回到計劃經濟的傳統軌道上去。尤其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受到了重大挫折。嚴峻的事實發人深思：今後世界將走向何方？社會主義的命運會如何？中國今後怎麼辦？
一時間，西方敵對勢力大肆宣揚“共產主義潰敗”，采用政治手段向中國施壓，同時進行經濟封鎖。西方國家的“製裁”不但使中國麵臨著嚴峻的外交形勢，也加重了國內的經濟困難。在1992年之前的一段時間裏，一種沉悶、壓抑、疑慮、無所適從的氣氛籠罩著整個中國。從1989年下半年起，“聽說改革開放要收一收，該抓階級鬥爭了”，“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根源，經營機製是資本主義的”，“聽說中央要取消個體戶了”等流言四起。
疾風知勁草，在壓抑的政治空氣下，一些人動搖了。有人開始跳出來指責經濟特區是和平演變的溫床；有人認為市場取向就是資本主義取向，市場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內容；也有人認為企業承包會瓦解公有製經濟，引進外資是甘願做外國資產階級的附庸；甚至有一些人主張放棄四項基本原則，走“西化”的道路。黨內和一部分幹部群眾中一度出現了對改革開放政策的模糊認識，甚至出現了姓“社”姓“資”的爭論。
1991年2月15日，農曆大年初一，《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署名為“皇甫平”。評論文章的題目是《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這篇評論以滿腔的激情歌唱改革開放。隨後，皇甫平又相繼發表了《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擴大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等文章，針對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皇甫平大聲呼籲：何以解憂，唯有改革。
當年，皇甫平的這四篇文章被稱為“羊頭四論”，它們反映了鄧小平思想的精神，發出了改革的強音。但是遺憾的是“羊頭四論”推出後，除了當年4月《半月談》雜誌發表評論文章公開稱讚外，其他媒體大多沉默不語。
隨後，在最後一篇文章發表後的第三天，一篇名為《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的文章在一家期刊上發表，這篇文章直接將矛頭指向了皇甫平。到了年底，這場爭論愈演愈烈，一些報刊發表了許多上綱上線的批評文章。
關鍵時刻鄧小平力排眾議，提出必須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走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強調了黨的基本路線的重要性，並指出：“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同年10月，基本路線被寫入黨章。
可以說，正是堅定的堅持和貫徹了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才有了中國後來改革開放的新局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最終確立。
第四節 股票市場的實驗
股票，是指股份公司在籌集資本時向出資人公開或私下發行的、用以證明出資人的股本身份和權利，並根據持有人所持有的股份數享有權益和承擔義務的憑證。
股票至今已有將近400年的曆史，它伴隨著股份公司的出現而出現。隨著企業經營規模的擴大與資本需求的不足，要求以一種方式來讓公司獲得大量的資本金。於是，產生了以股份公司形態出現的，股東共同出資經營的企業組織。而股票市場的發展最終又促進了股票融資活動和股份公司的完善和發展。股票最早出現於資本主義國家。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製度誕生於1602年在荷蘭成立的東印度公司。股份公司這種企業組織形態出現以後，很快為資本主義國家廣泛利用，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企業組織的重要形式之一。1611年東印度公司的股東們在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進行著股票交易，並且後來有了專門的經紀人撮合交易。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形成了世界上第一個股票市場。
近代中國最早的股票出現於1920年。
1916年，孫中山與滬商虞洽卿就共同建議組織上海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擬具章程和說明書，呈請農商部核準。1920年2月1日，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在總商會開創立會。同年6月，農商部批準在上海設立證券物品交易所，運作模式引用日本所，還聘請了日本顧問。
1920年7月1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采用股份公司形式，交易標的分為有價證券、棉花等7類。這就是近代中國最早的股票。
新中國的股票市場是隨著國企改革的探索而產生的。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大幕正式拉開，股份製也在這個時候進入了試點階段。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內地還處於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對於頗有資本主義色彩的股票市場，很多人連想都不敢想。
內地恢複證券交易的動因，還要從香港股市說起。正是因為1977年後內地的改革開放，香港經濟得到刺激，股市才開始大漲。或許是受到香港股市繁榮的啟發，內地證券市場也漸漸開始了萌動。有香港這麼一個成熟的證券市場做參照，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愈發堅定了開放證券市場的決心。
在《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發布的前一年，中國政府就已經選派了兩名代表，前往日本學習證券知識。禹國剛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第一批被選派到日本學習證券的留學生。
1982年底中國決定選派留學生赴日學習證券業務，條件是精通日語、懂證券知識。北京、上海、天津等幾大考場均未發現合格者，最後的希望落在了廣州。負責推薦應考者的深圳團市委，偶然發現深圳愛華電子公司有個青年叫禹國剛，畢業於西安外語學院日語專業。於是，一個電話打了過去，接電話的正是禹國剛。他沒有聲張，星期天悄悄地去了廣州，日語輕輕鬆鬆就交了卷。令人驚奇的是，在50多名應試者中，他的證券知識答卷也是最先交的。主考教授很驚奇：“你怎麼還懂證券知識？”禹國剛回答：“我愛讀雜書。”1983年春天，愛華電子公司黨辦秘書禹國剛成了中國首批赴日學習證券的留學生的幸運兒之一。
禹國剛心裏明白，去日本的目的是為了給中國建立證券交易所打基礎。然而麵對聞訊而來的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的提問，他的回答卻顯得十分謹慎。“那個記者問我，你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又不用股票這個東西，派你們兩個來幹什麼？這個問題很尖銳。所以我回答他說，我們中國有句俗語叫‘學了不用是白學的’，他後麵沒有往下再問。如果他再窮追猛打，我真不好說。那時候國家根本沒把這個事情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你敢說學了有用？不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