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秋，回國後的禹國剛認定中國要開拓資本市場。他利用工作之餘，埋頭著書。1988年底，一本近30萬字的《證券市場》出版，正值深圳股市熱浪滾滾，一上市就被搶購一空。由此，禹國剛也正式踏進了中國的證券市場，成為新中國證券市場的拓荒者，深圳證券交易所創始人之一。
禹國剛的經曆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縮影。恰是在他回國的那一年，北京、廣州、上海等地已經開始了股份製試點。
1984年7月，北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11月，上海第一家股份製企業——上海飛樂音響公司成立，並向社會公開發行了麵值50元，社會法人股0.3萬股，內部職工股0.7萬股，總股份1萬股，股份總額50萬元的股票。
那時，股份製和股票對於中國老百姓來說還很陌生。在此之前，知道的唯一一樣有價證券就是新中國於1981年發行的國庫券。以至於當飛樂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秦其斌去工商部門注冊登記時，還遇到了這樣一件尷尬事。
秦其斌發現在工商部門登記的表格上，所有製一欄隻有三種選擇：國營、集體和私營。這使秦其斌犯了難，他想：我們肯定不是國營的，也不是私營的，那就登記“集體”的吧。可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一年後的1986年，當“飛樂”進行第一次分紅擴股時，卻被稅務部門在查賬時定義為“私分國有財產”，最後以秦其斌寫檢討罰款了事。這隻是新中國證券之路上的一段小插曲。從陌生到熟悉，中國民眾從抗拒到為之瘋狂的經曆，恰恰反映了中國證券的發展之路。
1986年的9月26日，家住上海市郊區的退休女工徐雪鳳，半夜便從家出發，趕往南京西路1086號。那裏正在發生一件可以被載入當代中國經濟史的大事。這一天，新中國第一家代理和轉讓股票的證券公司——中國工商銀行上海靜安信托投資公司靜安證券業務部正式開張。
當年的很多媒體都對證券開張那天的盛況作了報道。
《解放軍報》：今天清晨7時許，靜安寺附近的市工商銀行信托投資公司靜安分公司門前，聚集了數百人。人們三五成群紛紛詢問“代理買賣股票是怎麼回事”？“買哪家的合算”？9點開盤，牌價掛出來：飛樂音響公司股票買進賣出價都是55元6角，延中實業公司買進賣出價都是54元。
《中國法製報》：盡管許多“老上海”對“股票行情”一詞早已淡忘，許多“小上海”更不知“股票交易”為何物，9月26日一大早，與金融界闊別了30多年的股票交易市場一恢複，還是吸引了數以千計的市民。飛樂音響公司的700股股票，在開業兩小時內出售一空。延中實業公司的1000股股票，到下午4點15分收盤時，也出售了840股。
香港《東方日報》：今天上午，參加首次開盤交易的是上海延中實業公司和上海飛樂音響公司，共拋出1700股。由於購者擁擠，原定采用現貨交易形式無法辦理，隻得給予臨時收據。工商銀行上海信托投資公司靜安分公司考慮籌碼太少，趕緊宣布收盤。
從郊區趕來的徐雪鳳也用1000元搶到了18股“飛樂”。雖然當時大多數人尚不知股票為何物，她這種舉動無異於瘋狂。但是從當時的資料來看，敢於“吃第一隻螃蟹”
的人很多，隻是“螃蟹”數量不夠。
在第二天出版的《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報道了這條新聞：上海工商銀行今日起開辦代理股票現貨買賣業務，到了下午4點半收盤統計，延中實業公司和飛樂音響公司共賣出1500餘股股票，約8萬元。
上海進行金融體製改革以來，全市已有749家企業非公開地發行了股票。這對吸收社會閑散資金，變消費基金為生產基金有一定的意義，企業也可多渠道籌措資金，促進生產的發展。因此，建立股票市場事實上已屬水到渠成。
1986年9月26日這一天，中國股市成交了第一單。它標誌著中國中斷30年多的證券交易業務從此恢複了。《人民日報》的這條新聞也入選了1986年國內十大經濟新聞。
1986年11月14日，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董事長約翰·範爾林先生訪華。範爾林向鄧小平贈送了一枚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證章。而鄧小平則決定將一張飛樂股票贈給這位國際友人，由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的領導周芝石親自交給了範爾林。
現在，這張範爾林先生的“原始股”票已永久陳列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櫥窗內。飛樂股份公司的“原始老外”股東範爾林先生，也永久地載入飛樂公司的花名冊中。
1988年9月，高西慶、王波明、李青原等人在美國編寫了關於中國證券市場最早的提案——《關於促進中國證券市場法製化和規範化的政策建議》。回國後不久，高西慶又起草了《關於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
這一“設想”獲得了中國政府的高度肯定，高西慶也因此成為了最早參與上海證券交易所籌建的人員之一。
中國第一個證券交易所選在上海，似乎無可厚非。上海確實有著許多無法替代的天然優勢。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上海在穩定的環境中持續發展，上海市民的人均生產總值高達8179元人民幣，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1979年後，上海的金融製度改革也隨著經濟體製的改革同步發展，各銀行逐漸開放工商信貸、外彙外貿結算業務。因此，上海金融環境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得到了大力改善。更重要的是，上海證券市場在1984年首次公開向社會發行股票，許多企業在轉型股份製後得以公開向社會集資，促進了資金交流，也在客觀上提高了社會對股票市場的認識。
當時的上海市領導人十分希望能盡快成立證券交易所。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朱鎔基，副市長黃菊和顧傳訓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禮堂召開了“深化改革，發展上海金融事業，把上海金融搞好”座談會。在那次會議上朱鎔基市長談到股票市場及證券交易所問題：“這項工作還是要大膽試點，盡管有一點政治風險，但是上海如不采取一點深化改革的措施是搞不下去的。”
很快，負責具體籌建的人找到了——尉文淵。
尉文淵，上海人，15歲初中還沒畢業就去新疆伊犁當兵，住地窩子，在冰天雪地中經受了艱苦的鍛煉。訓練之餘，他的一項主要工作就是和泥打坯燒石灰築營房，幹的是極勞累的體力活，被他戲稱為“基建”工作。這項工作培養了他此後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一直保持著的非常明顯的性格特點，就是能吃苦。他18歲加入共產黨，當兵5年後複員回上海，在電影院當服務員。他工作積極，髒活累活搶著幹，年年被評為先進，不久被選到上海某區委任宣傳幹部。
恢複高考後尉文淵考入上海財經大學。畢業後，他婉拒了母校的挽留，到正在組建中的國家審計署工作，不久當了副處長。32歲時，他又被提拔為審計署人教司某處處長。雖然仕途順利，但他對機關裏坐辦公室的生活一直不感興趣，老想做一點競爭性、挑戰性更強的工作。尉文淵的老師、原上海財經大學副院長、時任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的龔浩成對他十分賞識，把他調到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處當了正處級的副處長。
尉文淵接受交易所的籌建工作後才發現，當時籌建工作真是千頭萬緒，麵臨的問題成堆。那時人員編製緊張，就連交易所的選址和裝修工作都是尉文淵親自抓的。後來回憶起那段日子，尉文淵說：“我向人民銀行借了500萬元錢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後來上海證券交易所收了會員費才還清了這筆錢。”中央財政和上海地方財政在當時都顧不到上交所，因為誰也沒想到這是個劃時代的東西。“交易所就像個野孩子，一開始冒出來自己闖，弄到後來才越弄越大。”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儀式在黃浦路19號浦江飯店舉行。上海市長朱鎔基、副市長黃菊，各界來賓和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和香港地區的政要和金融家出席了開業儀式。朱鎔基發表了講話，並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開業。隨後，上海證券交易所總經理尉文淵敲鑼開市，他成為當時全球最年輕的交易所老總。
當日，新華社對上海交易所的成立刊發了一條措辭嚴謹的消息：響應深化改革的呼聲，我國大陸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今天成立。這一絕跡40多年的證券買賣專業場所於12月19日在上海外灘開業後，將有30種國庫券、債券和股票在那裏上市成交。據介紹，上海證券交易所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事業法人，實行法人會員製，不吸收個人會員入場，第一批會員中包括上海、山東、沈陽市、江西、安徽、浙江、海南、北京等地的證券公司、銀行、投資公司、保險公司、信用社等地方和全國性金融機構。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向更縱深推進的標誌性事件，上海證券交易所的開業無疑會被載入史冊。如今，在中國第一家國家級證券博物館——曆道博物館內，有一麵銅鑼靜靜地擺放在藏品櫃的一角。當年，尉文淵花了600多元從城隍廟把它買了下來，又在上海交易所成立那天敲響了它。多年後，尉文淵回憶說：“那個鑼的聲音比較悶一些，聲音偏低沉，不是我們想象中很蕩氣回腸的樣子。它帶點沉悶的感覺，所以開市的時候我就拚命地敲，我要把它敲響。”
事實上，尉文淵的確是拚了命。在短短半年的時間內，他和他的同事們應對著千頭萬緒的工作，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這一天，尉文淵不僅敲響了開市鑼，更敲響了中國資本市場宏偉樂章的開篇。
第五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確立
自從1949年建國之日起，“計劃”和“市場”這兩個概念總是與意識形態緊緊地聯係在一起。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必須是計劃經濟的觀念可謂是根深蒂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似乎是一個天經地義的思維模式。
計劃經濟，或計劃經濟體製，又稱指令型經濟，是一種經濟體製。在這種體係下，國家在生產、資源分配以及產品消費各方麵，都是由政府或財團事先進行計劃。由於幾乎所有計劃經濟體製都依賴政府的指令性計劃，因此計劃經濟也被稱為“指令性經濟”。計劃經濟的長處在於：第一，能夠在全社會範圍內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重點建設。第二，對經濟進行預測和規劃，製定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在宏觀上優化資源配置，對國民經濟重大結構進行調整和生產力合理布局。第三，能夠合理調節收入分配，兼顧效率與公平，保證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
蘇聯是第一個應用“社會主義理論”的國家。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取得勝利，接著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蘇聯。蘇聯經濟體製采用了高度的全民所有製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長期優先發展重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依靠高能耗、高原材料消耗、高人力投入、粗放型發展，在建國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並在二戰中依靠軍事工業取得了勝利。從此，計劃經濟被奉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寶典。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是沒有概念的，基本上是全盤照搬蘇聯模式。在抗美援朝和國民經濟初步恢複後，毛澤東提出了“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即“社會主義工業化”、“改造農業”、“改造手工業”、“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到1957年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基本建立起了公有製占絕對統治地位的100%計劃經濟體製。
事實上，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確實取得了令世界震驚的經濟成果：GDP在1976年達到了世界第六，除蘇聯以外，是世界上第一個完成工業革命的發展中國家；黃金儲備600噸；糧食在上個世紀70年代起，中國人就能吃飽了。1970年，中國人均糧食產量289公斤，而到1975年已經達到了308公斤，就是說早在1978年之前，耕地僅為世界7%的中國，卻養活占世界1/5的人口。然而，計劃經濟強調統籌兼顧、綜合平衡，一切大小事務，都有國家周密的計劃安排，它主要是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直接控製企業的行為。其弊端是政府對企業管得過多、過死，使企業和勞動者不能充分發揮其主動性和積極性，降低了勞動率，從而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隨著生產力水平的發展以及人民對生活水平的要求的提高，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的束縛越來越明顯，使得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後的經濟體製的矛盾越來越大。
在中國的計劃經濟時代，人民統一幹活吃“大鍋飯”，一切生產屬於國家所有，幹多幹少一個樣，這極大地扼殺了人民的勞動生產積極性，使國家生產得不到提高，造成經濟的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的狀況。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經濟體製改革的不斷推進，重新認識市場調節的問題已經顯得尤為重要。1979年，鄧小平、李先念等人率先提出了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思想。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製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從此，中國開始了從計劃經濟慢慢向市場經濟的轉變。
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實行使農民生活水平與質量大大提高，農村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市場上農產品的數量和種類越來越多。繼而推動了城市的企業改革，提高了工人生產積極性，使商品的生產數量和質量都大大提高，推動了經濟快速發展，並使中國商品買賣市場由賣方向買方轉變。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從此，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市場經濟的模式下，中國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過去的30多個年頭裏，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逐步建立，綜合國力日益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首先，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201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471564億元，GDP以每年接近於10%的速度增長，在世界曆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其次，在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努力下，解放初期那種“沒有一種農產品產量達到世界第一，工業更弱”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中國主要工農產品產量分別位居世界前列；再次，實行市場經濟以來，中國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的純收入增長了9.6倍，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早在1979年時，鄧小平就曾說過：“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
曆史最終見證了偉人的睿智。幾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更具有活力，更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所以社會主義國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是社會發展的趨勢，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