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短缺”時代起步，經曆了飛機、汽車、重型和精密儀器等一大批基礎工業部門的從無到有。幾十年來，中國工業以區區數十年的時間走過了發達國家200餘年的曆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第一節 回顧工業路
工業化指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國民經濟中，工業生產活動取得主導地位的發展過程。工業化是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最初隻是一種自發的社會現象，始於18世紀60年代的英國。20世紀以來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工業化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目標。
早在1945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因此，依靠工業化建設來維護國家的安全利益，是中國很長時間以來推動工業化建設的主導思想。
建國之初，新中國一窮二白，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是積貧積弱的國民經濟和落後就要挨打的慘痛教訓。中國是一個有5億人口的大國，按人口數量排世界第一，按國土麵積排世界第三，但是按人均國民收入則位次非常落後。正如毛澤東所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那時候，買什麼都要票。”買布要布票，買油要油票，買自行車要自行車票，“有了票並不肯定能買到，還得排隊。”談起那個時期，許多老人至今仍然印象深刻。“產量低”、“品種少”，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工業發展水平的真實寫照。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提供的數據顯示，1952年，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人均工業產品產量為：鋼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電448千瓦時；同期中國人均產量僅為：鋼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電13千瓦時。專家指出，當時中國不僅經濟落後，而且現代工業所占比重低，重工業尤其落後。
這種與大國地位極不相稱的經濟落後狀況，是導致新中國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的基本原因。在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之前，新中國走的是單純依靠國家力量，實行計劃經濟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道路。20世紀50年代工業化道路的形成以“一五”計劃為標誌。
從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是中國曆史上經濟發展和製度變化最快的時期。在短短的7年間，中國大陸結束了百年動亂，僅用3年的時間，就奇跡般地在戰爭廢墟上恢複了國民經濟，並在如此貧窮落後的基礎上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為中國大陸的工業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大大縮短了中國與發達國家工業發展水平的距離。
1958年是中國實施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也是毛澤東擺脫蘇聯經濟建設模式、走中國自己經濟建設道路的開始。可以說，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是從中國共產黨帶著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和“一五計劃”成功的喜悅開始，最後卻帶著“文革”後的痛苦反思、對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困惑而結束的。就經濟建設來說，這20年中國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鎖、中蘇交惡的國際環境中，基本建立起了相對獨立的工業體係，除了在國防工業、尖端科學方麵取得了巨大進展外，還在改善基礎設施、縮小沿海與內地差距方麵取得很大成績。從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價格計算，社會總產值增長3.25倍，工農業總產值增長3.64倍，國民收入增長1.96倍，工業總產值增長5.99倍，農業總產值增長0.84倍。
改革開放前30年，通過實行中央集權控製的計劃經濟體製，抑製了消費，並以農補工、以輕補重，從而使中國從一個工業十分落後的農業國較快步入工業化國家行列，這一階段的工業化發展突出地表現出以下特征：
一、重工業優先。模仿蘇聯的工業化發展模式，優先發展以鋼鐵工業為中心的重工業。這一發展戰略使中國重工業高速發展，在較短的時間內，改變了舊中國手工工業占主導地位的落後麵貌。建國初輕、重工業比重為2.79:1，1958年重工業超過了輕工業，1960年重工業產值比輕工業高出兩倍。
二、政府主導。工業化由國家直接領導，從工業規劃的製定到實施，政府在其中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以政府投資為工業發展的主要資金來源，形成了占總量70%以上的工業資本。
三、重工輕農，發展不均衡。改革前的30年，中國工業化重點在城市發展工業，試圖通過城市工業化帶動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但由於發展重工業需要大量投資，所以對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一直受到擠壓，致使農業經濟長期建立在落後的生產方式和生產技術的基礎上成為了低效率和低收入的經濟，並長期發展停滯不前。但是，這一時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1952年至1978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4.3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3.6倍，而居民消費水平僅增長了68.5%，平均年增長僅2.1%。低工資、低物價、低消費，實現了高積累。一方麵中國工業生產增長效益很低，經濟活動存在著巨大浪費和資源配置的嚴重失調，另一方麵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緩慢。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進入了全麵工業化的發展階段，發展戰略更加成熟。在吸取了前30年的經驗與教訓後，中國工業在實行體製改革的同時，也實現了從少到多的轉變，既消除了商品供給的短缺，又縮小了生產能力與經濟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國內市場由供不應求轉向了相對過剩，由匱乏走向了繁榮。
由於中國是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巨大經濟體，所以，中國工業化是人類曆史上從未經曆過的世界工業化版圖的迅猛變遷過程。而且，這一巨大經濟體要在幾十年的時期之內，走過世界工業化兩三百年的曆史階段。所以，盡管中國改革和開放具有“漸進式”的特點，但中國產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則是“壓縮性”和“急速式”的。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時期內不僅實現了經濟規模的巨大擴張，而且幾乎經曆了世界工業化的全部階段。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世界工業化200多年的曆史被壓縮到了中國加速工業化（即改革開放）的30年時間裏。
毫不誇張地說，改革開放30年，使中國工業不管是經濟總量還是結構方麵都躍上了新台階。中國已初步確立“製造大國”的地位，並為實現向“製造強國”的轉變奠定了堅實基礎。
也許，以下的數據能更加有力地說明30年來中國工業領域所取得的成就。
1978年，中國工業基礎還是比較薄弱的。可到了2007年，工業增加值就達到了107367億元，比1978增長23倍（按可比價計算）。據美國經濟谘詢公司統計顯示，1995年中國在全球製造業增加值中僅占5%，到2007年便升至14%，在全球製造業排行榜上與日本並列第二。30年來，中國工業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40%以上，2007年達到了43%，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不可替代的主導作用。
改革開放初期國內生產能力不足，國民經濟主要由賣方市場主導，大部分商品處於短缺狀態。目前，中國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已有210種。近30年來，中國工業出口品種不斷增多，檔次和質量不斷提高。工業的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僅機電產品出口居世界第一位的就有近40種。在家電、服裝、紡織品、日用工業品、微機等領域，中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製造業工廠或生產基地。
改革開放以來，作為創新主體的大中型工業企業不斷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工業科技水平得到顯著提高。2007年，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擁有研發人員比1995年增長3.2倍；專利申請量占全國專利申請量的37.6%。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口號。這是國家發展工業化戰略的核心，是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在新的曆史時期，想讓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始終走在世界前列，就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貫徹到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麵。
60年滄桑歲月，30年風雨兼程。從舉世矚目的“兩彈一星”，到遨遊太空的“神舟七號”，中國工業的發展就如它在載人航天尖端領域的表現一樣，不斷實現曆史性的突破和跨越，加快了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邁進的有力步伐。
第二節 首鋼巨變
中國首都鋼鐵集團始建於1919年，是一家中外馳名的大企業。幾十年來，首鋼從一開始隻有一座運轉高爐、日產100噸鐵，發展至現在已成為以生產鋼鐵業為主，兼營采礦、機械、電子、建築、房地產、服務業、海外貿易等多種行業的跨地區、跨所有製、跨國經營的大型企業集團。
鋼鐵，是一個國家極為重要的戰略物資。早在建國之初，黨和國家領導人就對首鋼（當時稱石景山鋼鐵廠）的發展極為重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都以不同的方式關心過首鋼的發展。毛澤東曾在日理萬機中給首鋼黨委複信，支持工資改革，而朱德更是曾多達23次來首鋼視察。
如今，人們提到承包製的時候，第一個想到的肯定是鳳陽縣小崗村。實際上，首鋼實行承包製的曆史要比小崗村早20年。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1956年國家準備投資2.4億元人民幣擴建首鋼。如此巨額投資，足見國家對首鋼寄予的希望之深。但是，如何用好這筆錢，使其創造出更大的效益，這個問題難住了當時的首鋼管理者。
實際上，在計劃經濟時代，一切都是統購統銷、統收統支。廠子再大也隻是全國的一個車間，企業缺乏自主權。國家計劃部門的人員也不可能對每個企業都很了解，難免主觀。那時候的基建體製又分甲乙丙三方，甲方是生產方，乙方是施工方，設計是丙方，都歸冶金部領導。當三方都有不同的要求和意見時，麻煩來了，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便陷入了沒完沒了的爭論、扯皮中。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時任首鋼掌舵人的周冠五大膽提出，希望中央能給首鋼“自主權”：希望上級把2.4億交給首鋼，我們保證在這個投資內做到比上級要求擴建達到產鋼30萬噸的規模增加一倍，達到60萬噸；把上級所要求的生鐵生產係統做得更好，使生鐵年生產超過100萬噸。
實際上，這就是“承包製”的雛形。1958年，在鞍鋼基建隊的幫助下，首鋼僅用了14天的時間，就建成了一座小轉爐廠，出了鋼，改變了“石景山鋼鐵廠，隻出鐵來不出鋼”的局麵；隻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建成了一座大型高爐、大型焦爐和燒結廠。
“承包製”的實行，讓首鋼的生產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60年代初期，首鋼的生鐵產量就已經超過了100萬噸。當時，首鋼流傳著一句動員口號：“東風鼓起英雄膽，鐵過百萬鋼加番。先進技術成基地，高爐跨二又過三。”
“高爐跨二又過三”是講係數，衡量高爐生產能力的技術名詞，“二”是一個晝夜的時間內高爐每立方米容積要生產兩噸以上生鐵，即如果高爐容量是1000立方米，一個晝夜生產的生鐵就是2000噸以上。當時，“跨二”做到了，“過三”沒做到。鋼呢，到80年代初達到了200萬噸。但是，在計劃經濟主導的體製下，首鋼的“承包製”隻是相對的。長期以來，首鋼和其他國營企業一樣，自主權很少，甚至公司經理連800元以上的支出預算都無權批準。企業不管創造多少利潤，都要全部上繳給國家和地方財政。企業更新和添置新設備，需要計劃向國家申請。企業發生了虧損，隻要說出理由，國家也會給補貼。這樣一來，多創造的企業不能多得，少創造的企業也不會少得，這就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
當時，首鋼就已經是一個具有50多年曆史的老企業了，它的年齡比新中國的年齡還要長。但那時，他們用的還是清朝慈禧時代的汽輪機和外國早已淘汰的煉焦爐，加之20世紀70年代中國遇到了財政困難，根本無力解決首鋼的設備更新問題。這些問題堆積在一起，嚴重影響了首鋼的發展和廣大職工的生產積極性。
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使中國大地煥發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為了打開國企改革的思路，國家決定將首鋼列入第一批經濟改革試點，也就是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1982年，首鋼正式實行了遞增包幹承包製，確定了以1981年上繳利潤2.7億元為基數，以後上繳給國家的利潤每年要遞增7.2%，超過的自己全留下，欠收的自己補上，國家不再給首鋼一分錢的投資。
1981年，國家要求首鋼限產、減產，鋼產量減少7萬噸，鐵產量減少29萬噸，共計36萬噸。為了保證當年2.7億元利潤的上繳，首鋼在擴大自主權的基礎上，提出了“利潤包幹”。即在保證完成2.7億元利潤上繳的前提下，超額的利潤由首鋼按4∶3∶3的比例自主分配使用，也就是40%用於生產發展，30%用於職工集體福利，30%用於工資獎勵。這樣一來，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緊緊地連在一起了，他們不僅要考慮如何完成自己的定額，還要想方設法擴大生產，提高產品質量。